中國古代功利思想

中國古代功利思想是中國古代關於建功立業、計功取利的思想。中國古代的功利思想倡行於戰國時期，秦漢以後，為儒家正統思想所排斥，自兩宋起，作為儒家正統思想的異說重新出現，並逐漸發展。

簡介

中國古代關於建功立業、計功取利的思想。中國古代的功利思想倡行於戰國時期，秦漢以後，為儒家正統思想所排斥，自兩宋起，作為儒家正統思想的異說重新出現，並逐漸發展。

先秦

儒家孟軻，曾有“食功”、“非食志”之辯（《孟子·滕文公下》），主張根據人的行為的社會功效而不是人的行為的動機來分配消費品。但孟軻反對治國的人言利，認為只要講仁義就行了。較早把功和利聯繫起來的是墨家。墨家提出:“功，利民也”（《墨子·經上》）,把庶民的利益看作是評價事物功效的標準。墨家的功利思想以交利論為基礎，他們認為:“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兼愛中》），即主張通過利人達到人己兩利，反對損人利己。這種思想反映了小生產者之間相互獨立，彼此依賴的生產關係。
倡導功利思想最為有力的是法家。法家的功利思想以自利論為出發點，他們把追求個人利益看作人的本性，看作是支配人的行為的決定因素。《商君書·算地》篇說:“民之生（性）,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是說計算並索取最大的個人利益是人的本性。《管子·禁藏》篇說：“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韓非把這種自利心稱為“自為心”（《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和“計算之心”（《六反》），並進而把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係都歸結為從自利出發的利害關係。在韓非看來,君臣關係是自利基礎上的買賣關係:“主賣官爵，臣賣智力”（《外儲說右下》）。地主和傭工也“皆挾自為心”（《外儲說左上》），地主給傭工“美食”和工錢，並不是愛農民，是要農民更好地為他種地，農民“致力而疾耘耕”，也不是愛地主，而是為了得到“美食”和工錢。甚至父子關係也是從自利出發。他說：“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計之長利也”（《六反》）。先秦法家宣揚人具有自利的本性，卻不主張個人利益的自由發展。他們為了加強封建專制政權，主張“開公利而塞私門”（《商君書·壹言》）。他們倡導的功是封建專制國家的“富強之功”。法家以上述功利觀點為依據，主張專制君主可“操名利之柄”（《算地》），利用人民趨利避害的本性，以賞罰為手段，驅使人民進行耕戰。

漢代

漢武帝標榜“獨尊儒術”而實好功利。當時，桑弘羊以“言利”得到武帝的寵幸，他提出“富國非一道”（《鹽鐵論·力耕》），主張國家經營工商業以富國。桑弘羊的觀點是為漢武帝實行的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等經濟政策提出理論依據。與桑弘羊同時的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則在孟軻諱言財利的思想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的觀點。這個觀點在西漢中期召開的鹽鐵會議以後成了儒家的教條，對中國思想界發生了極大影響，使功利思想沉寂了千餘年。

宋代

在這個時期，功利思想的思潮重新出現。北宋的李覯率先倡導功利，認為“人非利不生”（《李覯集·原文》）,“賢聖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富國策第一》）。王安石也一反儒者做官恥言理財的舊傳統,公開宣揚:“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臨川先生文集·答曾公立書》）。南宋的陳亮、葉適對儒家傳統的諱言功利的觀點進行了有力的批判。陳亮指出，空談義理的儒家理學是"盡廢天下之實"（《陳亮集·送吳允成運乾序》）。葉適也提出,“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習學記言序目·漢書三》）。他們從“事功”的觀點出發，反對傳統的抑工商和強調君權的思想。葉適認為，富人有功於社會，是“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水心別集·民事下》），並提出：“夫四民（士、農、工、商）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習學記言序目·史記一》）；他還主張“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臨天下”（《水心別集·君德一》），反對法家的嚴法重刑。陳亮、葉適的功利思想反映了南宋時東南地區商人化的地主階層的利益。

明清

明代的李贄（1527～1602），明末清初的黃宗羲、顧炎武，清代的唐甄等人也倡導功利思想。和過去不同，明清時期的功利思想具有更加鮮明的反對封建專制，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制度的特點。例如：黃宗羲提出廢除君權,使“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明夷待訪錄·原君》）。唐甄鼓吹治國要“以富民為功”（《潛書·考功》），並主張“聖人無生財之術，因其自然之利而無以擾之，而財不可勝用矣”（《富民》）。上述特點是明清時期市民意識逐漸覺醒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