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簡介
發生在南京下關車站的國民黨特務暴徒圍攻毆打上海和平請願團的慘案。1946年5月，民進、民建等53個團體舉行大會，正式成立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民眾10萬人舉行集會遊行，歡送上海人民團體代表團去南京進行和平請願。以馬敘倫為首的代表團乘火車抵達南京下關車站時，遭到預伏的國民黨特務暴徒數百人圍攻毆打，馬敘倫、雷潔瓊、閻寶航、葉篤義、浦熙修等被打成重傷。受傷代表被送進醫院後，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立即前往看望慰問。下關慘案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義憤，在全國出現了抗議國民黨暴行、反對內戰的新浪潮。
這個歷史事件稱為“六·二三”和平請願運動，因為請願代表到了南京下關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毆打，因此，又稱為“六·二三”下關事件或“下關慘案”。
1946年6月24日，周恩來為“下關慘案”事件向馬歇爾、徐永昌、俞大維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嚴懲禍首，併到醫院慰問傷者。
而今，半個世紀已經過去了。當時我在中央大學讀書，並且在黨的領導下，從事學生運動，對“六·二三”事件有一點了解。今天，重溫“六·二三”事件，從史實中汲取營養，汲取力量，是很有意義的。
歷史背景
被打傷的大公報記者楊集在醫院中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在重慶進行和平談判。1946年5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國共談判的中心由重慶轉移到南京。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南京局，是中共中央派駐南京的秘密代表機關。它對外稱中共代表團南京辦事處，對內稱中共中央南京局，由周恩來負總責，統一領導談判鬥爭、統戰工作和黨的秘密工作。
第二年5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4月，大公報派我到南京籌備辦事處，並任辦事處副主任，準備繼續報導和談。我和愛人高汾是乘坐美國雙引擎螺鏇槳軍用飛機到南京的，用的是一種不同於機票的準乘證。南京辦事處名義上已有主任孔昭凱，不過他那時還在天津，辦事處開始就我一個人，後來才逐漸配齊。
5月3日，周恩來率共產黨代表團來到南京，住在梅園新村。當天晚上，他親自舉行了一個中外記者招待會，介紹了中共在和談方面的立場。在此之前，石西民和龍飛虎來打前站，還找我和他們一起去梅園新村看過房子。中共代表團的工作人員基本上是重慶時的熟人。
復談時，兩黨的關係已相當緊張。政協癱瘓了，五項協定也夭折了，國民黨妄圖獨吞抗戰勝利成果，整垮中共，所以只拿出一個整頓軍隊方案，要中共撤出哈爾濱、齊齊哈爾，還要退出張家口、承德、煙臺、威海衛、蘇北，以及一切鐵道交通路線。中共當然不同意，提出自己的四項主張，第一是全面停戰，第二是恢復交通，第三對整軍方案進行合理補充，第四重開政治協商會議。雙方距離太大，根本談不攏。美國方面的代表是馬歇爾，他實際上支持國民黨，但在某些問題上，也抹抹稀泥。為了更好地了解情況，我每天到梅園新村找章文晉，他是翻譯，全程參加談判，情況知道得最詳細。在重慶報導國共和談時，周恩來就讓我找他。中共願意通過大公報這個渠道反映自己的聲音，所以，我每次去，都能得到準確的訊息。
談判從5月開始，到7月底實際就談不下去了，後來停停談談，維持了半年多，最終由於國民党進攻華北解放區，導致談判完全破裂。我記得開始談判時，內容有中原問題、東北問題、黃河堵口復堤問題、執行總部許可權等等，還有中共方面要求恢復政協的問題。
抗日戰爭勝利後，廣大人民渴望休養生息，進行和平建設。中國共產黨順應民意，努力爭取和平，反對內戰，力求同國民黨及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一起，建立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但是國民黨企圖獨占抗戰勝利果實，依靠美帝國主義，使中國淪為封建買辦專制獨裁統治的國家。
以國民黨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同以共產黨為代表的工農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由此，出現了抗戰勝利後國內外矛盾交錯，談判與作戰交替，和平與內戰兩種力量激烈鬥爭的局面。這是“六·二三”和平請願運動的歷史大背景。
爆發原因
下關慘案和平請願運動為什麼首先在上海爆發呢？這和當時上海地下黨的民眾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所取得的成績分不開。抗戰勝利後，上海地下黨在劉曉、劉長勝、張執一等同志領導下，一面堅持長期隱蔽，一面發動民眾，針鋒相對地開展了反對國民黨篡奪抗戰勝利果實的鬥爭，開展爭取工人的生活權利、學生讀書權利的鬥爭；又開展了和平民主，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實行獨裁的運動，因而迅速地壯大了力量，使各方面的工作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廣大民眾通過爭取自身利益和爭取和平民主的鬥爭，大大提高了覺悟，黨的政治主張深入人心，職工和學生組織進一步建立和擴大。到1946年上半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下的工會已有二、三百個，參加的職工有二、三百萬人；參加“上海市學生爭取和平聯合會”的大中學校已有一百幾十所。基本民眾已經組織起來，黨的力量在民眾運動中有很大的發展和增強。這是“六·二三”運動的民眾基礎。
應該特彆強調的是統戰工作的成就。在周恩來的直接指揮、參與下，黨對文教界、工商界等各方面的上層愛國民主人士進行廣泛的統戰工作，周恩來還派羅叔章到上海協助地下黨做上層統戰工作。1946年中共中央南京局成立之後，又進一步加強了愛國民主運動的上層統戰、宣傳等工作。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李維漢等領導同志親自對上海各界愛國民主人士進行團結教育工作，這就為上海地下黨放手發動民眾，揭露國民黨假和平、真內戰的反動陰謀，建立廣泛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的工作，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以上兩個方面的工作使得上海的愛國民主運動既有廣泛的職工和學生做基礎，又有廣泛的卓有成效的上層統戰工作做基礎。上海地下黨為了使眾多的民眾組織有個統一的公開的機構進行聯繫，所以又由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起，聯合各黨派及民主人士、各工會、各學生團體、婦女團體、教育團體、文化藝術團體及工商團體等53個單位（以後發展到91個）於1946年5月5日成立了“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成為上海人民具有廣泛民眾性的統一戰線組織形式。會上選出馬敘倫等29人為理事。大會發表了成立宣言，並通過致蔣介石和毛澤東電，呼籲和平，反對內戰。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成立後，積極開展反對內戰，爭取和平的各項活動，“六·二三”和平請願運動也是由“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出面組織的，它起了重要作用。
和平請願運動又為什麼爆發在1946年的6月呢？這也是當時客觀形勢發展的結果。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當局就一心一意要打內戰，消滅共產黨，奪取人民抗戰的勝利果實。當時因為他們還沒有準備好，所以出現了短暫的談談打打的局面。它的經過大致是這樣的：1945年8月抗戰勝利，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赴重慶談判，於10月10日簽訂了史稱《雙十協定》的《會談紀要》，1946年1月又簽訂了停戰協定，但是，國民黨當局不久即撕毀協定，由美軍連續運送5個軍到東北，在關外放手大打。在關內，也不斷向各解放區進犯。蔣介石調集26個師約30萬人，將中共中原軍區6萬多部隊重重包圍在湖北宣化店一帶，先後發動240多次進攻，妄圖一舉消滅中原部隊。5月3日周恩來從重慶飛抵南京，當晚立即召開記者招待會，指出在南京重開談判，應首先就停止中原內戰達成協定以免牽動全局。
在周恩來堅持下，國民黨和美國方面被迫同意就地調處。5月10日軍事三人小組在漢口簽訂了《關於停止中原內戰協定》，從而推遲了中原內戰爆發的時間，爭取合法轉移了700多名幹部和傷病員，為中原軍區的勝利突圍創造了有利條件。5月23日，國民黨軍進占長春，南京局根據黨中央制定的對美國的策略方針，迫使美國代表馬歇爾不得不催促蔣介石履行和平諾言，發布停戰令，6月6日，蔣介石下達了為期15天的東北停戰令，後又延期8天。6月的局勢日益惡化，美國還提出所謂“軍事援華法案”，國民黨反動派又向中國共產黨提出五項荒謬的要求，企圖強迫人民屈服，蔣介石甚至還提出，把國共談判的最後決定權交給馬歇爾。
對於這些狂妄的要求和無恥的建議，中國共產黨理所當然地表示堅決拒絕。6月22日，毛澤東發表了反對美國“軍事援華法案”的聲明。就在這種形勢下，東北休戰即將期滿，中原調停失敗，美蔣反動派進一步提出無理要求，全面內戰迫在眉睫。全國人民的心情都異常焦急和憂慮。中共上海工委書記華崗適時地向周恩來提出建議，由上海市人民選派代表團赴南京進行呼籲和平反對內戰請願，得到了周恩來同意。這個決定立即通過地下黨組織分別傳達到黨的基層，也傳達到南京地下黨。我們在南京也做了許多民眾工作。
慘案簡介
事件發生前國民黨態度
下關慘案1946年6月，國民黨政府在美國支持下，調集百萬大軍準備向解放區大舉進攻，挑起全面內戰，全國人民對國民政府的內戰政策極為不滿。馬敘倫、陶行知、王紹鏊、許廣平等知名人士聯名致函蔣介石和馬歇爾，強烈要求國民黨當局制止爆發全面內戰，要求美國政府審時度勢，重新考慮援助國民黨的價值和意義，從外交上幫助中國擺脫內戰的陰影。與此同時，他們也給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寫了一封信。
但是，擺在他們面前的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蔣介石根本不予理睬。中共代表團的周恩來、董必武、陸定一、鄧穎超則聯合覆信給馬敘倫、陶行知等，表示全力支持他們反對內戰的正義行動。
上海活動的展開
1946年6月上旬，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決定組織上海人民反對內戰大會。6月中旬，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各團體經過協商，推舉馬敘倫、胡厥文、雷潔瓊、包達三、閻寶航、吳耀宗、盛丕華、蕢延芳、陳立復、陳震中等11人為代表，另由上海學生和平促進會選出兩位學生代表共13人，組成上海人民團體代表團，又稱和平請願團，赴南京向國民黨政府請願。馬敘倫任代表團團長。
這11位代表是：
馬敘倫（國立北京大學教授、上海市人民團體聯合會常務理事）
蕢延芳（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四明醫院董事長）
盛丕華（上元企業公司董事，開美科藥廠董事長）
胡厥文（合作五金廠經理）
包達三（雷石化學公司董事長、信儀地產公司總經理）
張?伯（中興實業公司董事）
閻寶航（大明公司總經理）
雷潔瓊（東吳、滬江大學和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教授）
吳耀宗（基督教全國青年會出版部主任）
陳震中（聖約翰大學學生、上海學生團體聯合會主席）
陳立復（東吳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上海學生爭取和平聯合會代表）
馬敘倫為代表團團長，胡子嬰為代表團秘書長，羅叔章為秘書。這11位代表都是各方面知名人士，有些愛國民主人士抗戰時期就一直堅持在上海，有些在抗戰時期就和中國共產黨在重慶有密切交往，他們和上海各界人民有著密切的聯繫，有較大的號召力。在醞釀代表人選的過程中，由劉曉、張執一、羅叔章親自做了上層工商界民主人士的工作。其中蕢延芳是蔣介石的拜把兄弟。所有代表都表示要堅決去南京，代表上海人民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吳耀宗還代表大家草擬了一封給馬歇爾的英文信，嚴正反對美國支持蔣介石打內戰，屠殺中國人民。
6月23日，和平請願代表團離開上海來南京，上海人民組織了大規模的歡送會。清晨，上海各界包括300多個單位的學生、工人、教師、店員，從四面八方向上海火車站集中，歡送上海人民代表和學生代表赴南京請願，到廣場的民眾有5萬多人（實為10萬人，編者注），貼標語、發宣言、高唱革命歌曲，整個廣場沸騰起來，歡呼聲，歌聲，爆竹聲連成一片，要求和平，反對內戰等口號，此起彼伏。許廣平、田漢、葉聖陶、周建人、王紹鏊、吳晗、陶行知、沙千里、林漢達等社會知名人士也到車站送行。上海地下黨的各級主要負責人以及在此之前先期秘密來到上海的中央青委負責人馮文彬等都到了現場。張執一、張承宗和上海學委的張本、吳學謙、李琦濤等負責人就在車站附近的指揮點裡就近指揮。
事件發生的過程
1946年6月23日，上海市五六萬人在火車站廣場召開民眾大會，歡送代表赴南京請願。
經過長達8個小時的艱難旅程，列車終於到達南京下關車站。代表團剛剛下車，就有3個自稱是蘇北流亡青年的人擠到代表身邊來，要代表說明此行的目的，發表對時局的意見。代表團秘書胡子嬰答覆道：此行的目的無非是要向政府當局和中共呼籲停戰，達到全面永久和平。
忽然有人鳴笛，一群自稱“難民”的暴徒蜂擁而來，罵聲四起，一片混亂，把代表們包圍起來。而兩旁站立著的軍警熟視無睹，聽之任之。在混亂中，代表團被有計畫地分割成兩部分：馬敘倫、雷潔瓊、陳震中、陳立復被推推拉拉，進了候車室；盛丕華、蕢延芳、吳耀宗、閻寶航等則被擠進了西餐廳。
到晚上11點多，也就是代表們被圍困5個多小時後，候車室門口只剩下一個憲兵和一個警察，而圍在外面伺機行兇的“難民”卻有一二百人。突然，“難民”堆里一個人敲破窗戶鑽進候車室，於是，大批“難民”一擁而入。頓時，桌椅、汽水瓶一齊向代表們飛來。
閻寶航和雷潔瓊為了保護馬敘倫，拚命以身體擋住暴徒，但擋了這面，露出那面，防不勝防，結果馬敘倫還是挨了打。後來馬敘倫被一個憲兵推到男廁所後面的辦公室里躲起來，才免於繼續挨打。學生代表陳震中被打成重傷，記者高集背部、腿部受傷，頭部受傷最重，左眼球已突出。
社會態度
事件發生時，政府當局置若罔聞。迄夜12時，經民盟及中共代表數小時向 孫科、 邵力子、 李濟深、 馮玉祥、馬歇爾緊急呼籲，再經馮、邵及馬歇爾電 陳誠、 俞大維等交涉，但此時已行兇完畢，代表們在憲兵“保護”下，被送入中央醫院。
事件影響
下關慘案的發生，在京滬激起強烈反響，京滬各報以及美聯社、合眾社、法新社等都作了報導。1946年6月24日，《南京人報》“蜂刺”專欄只登了“今日無話可說”，以示抗議。南京各界人士紛紛譴責國民黨鎮壓民主運動的暴行。上海各人民團體也紛紛發表通電。南京市各界代表絡繹不絕地到醫院慰問受傷代表。他們中有大中學校的學生，有工人、職員，有機關公務員；有自發去的，也有中共、民主黨派組織去的。他們用一束束鮮花、一封封慰問信、一包包慰問品向受傷代表表示南京人民的深切同情，表達南京人民對和平民主運動的聲援。雷潔瓊後來回憶說：“前來探望的大中學校學生等人在同我談話時表現出來的對時局的關心，對祖國前途命運的擔心，對我們代表團人員的真切同情，使我在困難中看到了希望，增添了勇氣，堅定了信心。”
1946年6月24日下午，蕢延芳等代表在國民大會堂（今人民大會堂）向黨國要人展出了“使命證書”----份蓋有200多個團體圖記的紀念冊。在南京期間，請願代表團還分別見了國、共、民盟等有關方面人士。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在梅園駐地會見並宴請請願代表，傾聽他們的意見，向他們介紹國共談判的情況。全體代表還見了馬歇爾，並要求見蔣介石。28日，蔣介石不得已接見了請願代表團成員蕢延芳。會見時，蕢延芳向蔣介石陳述內戰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災難，轉達人民厭戰的情緒和渴望和平的要求。蔣介石最後拍著胸脯說：“放心，和平很有希望，即使他們（指共產黨）打過來，我也不打過去”。蔣介石信誓旦旦，話音剛落，不久（6月26日）內戰全面爆發，進一步暴露了蔣介石國民黨的真面目。29日下午，代表團成員向歡送的人群及記者發表《告別南京友好》的代電後，乘飛機返回上海。代表們回到上海後，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劉曉，上海工委負責人許滌新等還分別去拜訪了代表中的上層人士，對他們進行慰問。他們表現都很好，不因遭受國民黨的毆辱而有任何怨言，相反的都進一步看清了國民黨的反動性，更加堅定了反內戰的決心。馬敘倫離開南京之前曾感慨萬分的對周恩來說：“中國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們身上。”
慘案見證人
-一個個重大歷史時刻,她都曾親身經歷.百歲老人雷潔瓊,代表一個時代,她是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爭取民族獨立和振興,人民解放和幸福,國家富強和民主的見證人." 1946年“下關慘案”、解放前夕在西柏坡與毛澤東的歷史性會見、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新中國開國大典、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香港回歸儀式……一個個重大歷史時刻，她都曾親身經歷。百歲老人雷潔瓊，代表一個時代，她是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爭取民族獨立和振興、人民解放和幸福、國家富強和民主的見證人。 1946年“下關慘案”、解放前夕在西柏坡與毛澤東的歷史性會見、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新中國開國大典、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香港回歸儀式……一個個重大歷史時刻，她都曾親身經歷。百歲老人雷潔瓊，代表一個時代，她是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爭取民族獨立和振興、人民解放和幸福、國家富強和民主的見證人。
雷潔瓊儘管年已102歲，但思維依然清晰，對往事的記憶常常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嘆服。順著老人的記憶回眸往事煙雲，我們一次次被這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歷者、參加者和見證者追求進步、追求真理、無私奉獻的精神深深打動……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處於歷史大轉折關頭，反對內戰，爭取和平是中華民族前途和命運之所在。在共產黨的影響和幫助下，1945年12月30日，雷潔瓊及丈夫嚴景耀與馬敘倫、王紹鏊、周建人等共26人，在上海愛虞限路(現紹興路)中國科學社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正式宣告中國民主促進會的成立。當時民主運動的形勢發展很快，鬥爭十分尖銳複雜，民進領導人經常聚會商討鬥爭策略，針對重大問題及時做出反應，發表宣言、聲明或領導人講話。
次年的6月23日，由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起，聯合上海紡織業等各界47個人民團體參加的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共同組織了上海各界人民赴京和平請願團。請願團9名正式代表中41歲的雷潔瓊是最年輕的一位，另有兩名學生代表共赴南京向國民黨政府請願，反對內戰，呼籲和平。當代表團到達南京下關車站時，遭到國民黨頑固派指使的法西斯暴徒殘暴的毆打，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下關慘案”。雷潔瓊等人當場被打成重傷，鮮血浸透了她的衣裳。
當晚，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等人到醫院慰問了受傷代表。周恩來說：“你們的血是不會白流的！”第二天，鄧穎超大姐又到醫院，她親自為雷潔瓊脫去血衣，換上帶來的一套新衣服。那件染透自己鮮血的衣服，雷潔瓊一直收藏在身邊，遺憾的是在“文革”抄家時這件血衣就沒有了下落。如今，雷潔瓊是“下關慘案”唯一在世的歷史見證人。
當時，遠在延安的毛澤東、朱德及北平軍調處執行部以葉劍英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全體工作人員也立刻向代表團發來了慰問電。在光明與黑暗決戰的時刻，血淋淋的現實更加深了雷潔瓊對中國共產黨的深刻認識，更加堅定了她跟隨共產黨，同國民黨反動派鬥爭到底的決心。從此，雷潔瓊走上了一條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榮辱與共的革命道路。無論環境多么險惡，雷潔瓊始終是一位為自由、民主、進步奮鬥的堅強戰士。
“下關慘案”發生後，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即刻來函邀請雷潔瓊北上重返燕園。1946年9月，雷潔瓊重新執教於燕京大學。雖然教學任務十分繁重，但身為愛國知識分子，她在教課的同時仍時刻關心窗外的冷暖、世事的變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