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慾也。”
譯文
(唐太宗)皇上與群臣議論怎樣禁止盜賊。有人請求使用嚴厲的刑法來制止。皇上微笑著對那官員說:"老百姓去做盜賊的原因,是由於賦稅太多,勞役、兵役太重,官吏們又貪得無厭,老百姓吃不飽,穿不暖,這是切身於實際的問題,所以也就顧不得廉恥了。我應該不奢侈,節省開支,減輕徭役,少收賦稅,選用廉潔的官吏,使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有富餘,那么他們自然就不會去做盜賊了,何必要用嚴厲的刑法呢!"從這以後,過了幾年,天下太平,沒有人把別人掉在路上的東西拾了據為己有,大門可以不關,商人和旅客可以露宿。
(唐太宗)皇上曾對身邊的大臣說:“君主依靠國家,國家依靠民眾。依靠剝削民眾來奉養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來充腹,腹飽而身死,君主富裕國家就滅亡。所以,君主的憂患,不是來自外面,而是常在自身。欲望興盛,費用就會增大;費用增大,賦役就會繁重;賦役繁重,民眾就會愁苦;民眾愁苦,國家就會危急;國家危急,君主就會喪失政權。朕常常思考這些,所以就不敢放縱自己的欲望了。”
注釋
[上]皇上,這裡指唐太宗
[徭]古時統治者強制人民承擔無償勞動
[昇平]太平
[不暇]顧不上
[論]討論
[或]有人
[重法]嚴厲的刑法
[禁]制止
[哂(shěn)]微笑,此處含有微諷之意。
[耳]通“而”,而已
[貪求]貪得無厭
[去]去掉,避免
[奢]奢侈
[選用]選拔和任用
[廉吏]廉潔的官吏
[安]何必
[是]這
[外戶]這句是使動用法句式:使門向外開。也就是不閉門的意思。
[商旅]商人和旅客
[野]郊外
[自是]從此,從此以後。
相關練習
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也可以理解是:唐太宗防止竊盜的三種辦法)老百姓去做盜賊的理由(原文中的句子):
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
對唐太宗的評價:
英明,智慧。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
正直,關愛子民。
防止盜竊的三種方法
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
司馬光簡介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山西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宋仁宗時中進士,英宗時進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王安石施行變法,朝廷內外有許多人反對,司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變法以後,司馬光離開朝廷十五年,專心編纂《資治通鑑》,用功刻苦、勤奮。用他自己話說是:“日力不足,繼之以夜。
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他立志編撰《通志》,作為封建統治的借鑑。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國迄秦的八卷上進,英宗命設局續修。神宗時賜書名《資治通鑑》。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對,與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被命為樞密副使,堅辭不就。次年退居洛陽,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鑑》,至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他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都親自動筆。元豐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傳郎,數月間盡廢新法,罷黜新黨。為相八個月病死,追封溫國公。遺著有《司馬文正公集》《稽古錄》等,還有諸多名著被眾人所流傳。
唐太宗李世民簡介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年1月28日[1]【一說599年1月23日[2]】-公元649年7月10日),祖籍隴西成紀,是唐高祖李淵和竇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傑出的政治家、戰略家、軍事家、詩人。
理想社會
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的和諧社會。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