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932年
右一倪柝聲1926年，汪佩真接受地方教會的道路。
1927年，汪佩真隨父母汪楚生、澤美代子由杭州遷往上海租界避難，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區新閘路辛家花園（新閘路968～1048號，今泰興路口）。
1927年3月24日，北伐軍占領南京，發生襲擊外國僑民和基督教機構的南京事件，當時在那裡編輯《晨光報》的李淵如便離開南京，來到上海，與汪佩真同住。
1927年5月，肺結核仍未痊癒的倪柝聲也攜帶未完成的《屬靈人》書稿，來到上海。他於1922年在家鄉福州創立了地方教會，這時準備將工作中心前往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
1927年，汪家搬到距離辛家花園不遠處的賡慶里（新閘路944弄），聚會也遷到那裡。
1927年底，在汪佩真住所開始了上海地方教會的第一次擘餅聚會。參加者共有四人，倪柝聲、李淵如、汪佩真，英國傳教士祝康寧（內地會總部工作）。
數周之後，1928年1月，這個小小的團體邁出了大膽的一步：他們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區，靜安寺路北側，距離外灘約5公里的哈同路文德里（今銅仁路240弄），租賃了一幢石庫門房屋，作為聚會場所。又租下26號作為單身女同工的住所，汪佩真，李淵如等長期住在此處。上海福音書房也由福州遷來此處。
1928年1月，倪柝聲在上海文德里召聚第一次得勝聚會，主題是神永遠的旨意和基督的得勝
這次聚會吸引了一些當時正在上海的來自浙江省南部平陽縣（包括今天的蒼南縣）和江蘇省北部阜寧、淮安的內地會、美南長老會的中國傳道人。他們回到家鄉後，便脫離了原來的教派，在當地興起了地方教會。
1931年10月，倪柝聲在上海文德里召聚第二次得勝聚會，主題是神的約和神的智慧，內容後來刊印成書，就是《什麼是新約》的前半部分。
1932年-1934年
1932年3月，倪柝聲設立了上海地方教會的第一批長老：杜忠臣、林光表和吳錫祜。後來增加了朱臣和俞成華。
此後的20年間，上海教會的聚會地點一直在文德里。信徒逐漸增加到數百人後，租賃的房屋也逐漸從一幢增加到四幢（34，36，38號），並且把四幢房子打通，可容納400人。加上在弄堂里擺上椅子，總共可以坐五、六百位。不過因為結構的原因，柱子不能打掉，因此會所內就不得不保留許多的柱子。樓下是聚會所，樓上是招待所、辦公室、長老室等。
女性在地方教會中只從事輔助性工作，即使威望甚高的汪佩真、李淵如也不例外：汪佩真僅僅在只有女性信徒的場合工作，李淵如則忙於福音書房的出版工作。
由於上海是中國地價最高的地方，以本地信徒的力量，很難建造會所。
1933年，倪柝聲去英國訪問，普利茅斯弟兄會表示，如果上海地方教會走與他們相同的道路，他們願意出資買地造會所。該提議被倪柝聲所拒絕。
1934年春，倪柝聲在上海文德里召聚第三次得勝聚會，上午講基督的中心與普及，下午講神的得勝者。
1936年，上海地方教會中一位富有的老年女性信徒願意以半價（3萬元）將自己的一塊地賣給教會。但是由於該信徒的女兒提出一個條件，要求在將來建成的會所內放置一塊石碑，記載這個會所有一半是她母親奉獻的。
上海地方教會的長老們，堅持聖經中不記名奉獻的原則，寧願將地退還。於是上海地方教會興建新會所的計畫被擱置下來。三萬元退回上海地方教會的賬上，存進銀行。不久太平洋戰事爆發，日軍進占租界。
1942年-1948年
1939年倪柝聲第二次訪歐回滬後，和弟弟倪懷祖在膠州路武定路口開辦了中國生化製藥廠。
1942年底，發生倪柝聲被上海地方教會的長老們革除的事件，不久，進入租界的日軍封閉了上海地方教會。
1946年抗日戰爭結束後，汪佩真、俞成華恢復上海地方教會的聚會。
他們又寫信給正在青島養病的李常受，幫助上海和南京兩地教會。
1947年，上海地方教會每次聚會的信徒增加到1000多人。
1948年的復興
1948年4月，李常受在福州講道時，從福州請回倪柝聲。
倪恢復盡職後，上海教會發生空前的大復興，不久信徒就迅速擴增到數千人。
根據1949年以後政府的統計，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信徒屬於知識分子，許多是交通大學和國防醫學院的大學生。
並發生數起當時轟動上海的事件 ：
聲勢浩大的福音遊行：1948年下半年，李常受將南京地方教會穿福音背心上街傳福音的做法介紹到上海，於是上海地方教會也開始進行數次聲勢浩大的上街福音遊行。
第一次遊行約有二三百人參加，李常受和張愚之擔任福音遊行的總指揮，萬紹祖任大隊長，張錫康、何廣濤、孫務信任三個小隊長。遊行隊伍穿過南京路、霞飛路等繁華街道，前面是銅鼓、喇叭、漫畫，信徒高唱“需要耶穌”等詩歌，高喊“上海人啊！趕快悔改，罪惡不去，平安不來”、“信耶穌得永生”等口號，並散發印有“晚上請到南陽路145號來聽福音”的福音單張。
交出來：在大復興的高潮中，許多信徒受感動，仿照使徒行傳中信徒凡物公用的榜樣，自願將財產獻給教會。
建造上海最大的基督徒聚會場所——南陽路聚會所 ：上海教會的信徒大幅擴增，然而文德里聚會地點的四幢房屋打通以後，最多只能容納400人，因此每次聚會時，會所的外面弄堂里、對面福音書房、李淵如住處和其他幾個信徒的家裡，都坐滿了人。聚會時最少要用上十多個擴音喇叭。買地蓋造大會所的需要實在日益緊迫。於是上海教會用信徒自願捐獻出來的2100兩黃金[5]，購進距離哈同路不遠的南陽路123—145號（南陽路與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西南角）的一所花園洋房，占地4.71畝，原來的小樓保留下來作為辦公、接待等用途，在空地上建造大聚會所。建築面積2207平方米。裡面可容納3000人，外面還可以容納2000人。其容量超過了上海任何一座教堂，包括著名的慕爾堂和懷恩堂。南陽路聚會所在1948年底、1949年初投入使用。與地方教會在其他各地所建造的聚會所一樣[6]，上海南陽路聚會所也完全拋棄了傳統的教堂式樣，只注重簡潔、實用。根據地方教會的信仰，聚會所內不用任何裝飾，包括十字架。
在會所內負責講道的主要是張愚之和藍志一。
倪柝聲在1948年—1949年忙於進行鼓嶺訓練，李常受在1949年被派往台灣，俞成華很少在公眾場合露面，更擅長於個人面對面的幫助。地方教會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信徒參與教會服務的程度很高，從會所外的路口，就有人負責引導，直到會所內的每項服務，都有專人負責。整個上海地方教會按照居住區域被劃分為26個分家，每個分家各自都有幾名負責人，負責監督和幫助各自分區內的信徒。
1949年-1951年
1950年10月22日，上海地方教會負責弟兄，李淵如姊妹、汪佩真姊妹及二位被傳言的姊妹，發表了一份“幾句迫不得已的話”：
近來外面有的刊物，責難到我們的見證，並攻擊我們的同工倪柝聲弟兄。我們對於這樣的刊物，一向是抱靜默的態度，不樂於爭辯。我們一面願在主面前學功課，一面也願讓主自己來替我們證明。總之，將來在基督台前，各人的心懷意念都必要顯明出來。但願主憐憫我們，叫我們不敢不敬畏他！不過對於倪弟兄個人，我們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見證，他是神的一個忠心的僕人。他雖然經營生產事業，但他的目的從來沒有為著他個人的甚么。在真理上，在事奉上，在經營生產的事業上，我們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特此敬告凡關切到我們的弟兄姊妹，也請你們為我們代禱。
——唐守臨、杜忠臣、繆韻春、俞成華、許達微、李淵如、張光榮、朱臣、汪佩真、江守道、張愚之、張耆年
1949年以後一段時期內，上海地方教會由於並無外國差會背景，未太受到1950年代國中國反美運動的干擾，在以獨特的方式參與了政府組織的愛國運動，如反美遊行、政治學習、包括控訴運動後，仍然享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可以繼續向外傳福音，信徒人數仍在穩步增長。
然而，在有外國差會背景的各大教派被順利納入三自系統，由政府全面掌控之後，剩下的幾個自立性教派——耶穌家庭、真耶穌教會、地方教會和王明道負責的北京史家胡同基督徒會堂。
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北京召開“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倪柝聲應邀參加，此後地方教會的信徒加入三自愛國運動。
但是在隨後立即開始的控訴運動中，地方教會信徒對於政府干涉信仰表示了抗議。在上海南陽路聚會所內舉行的控訴會上，信徒吳維尊在政府指導員的推動下，起來站到人民立場上控訴姊妹蒙頭、詩歌、傳福音等四個問題，激起信徒強烈的反控訴情緒，會場陷於一片混亂。
1952年-1956年
1952年4月，倪柝聲在東北被秘密被捕。
1956年上海市公安機關偵破倪柝聲利用宗教進行犯罪活動的刑事案件——倪柝聲反革命集團案。
1956年-1979年
肅反運動以後，上海地方教會失去了大部分領袖，僅存的兩位同工左弗如、周行義在5月21日重新設立了三位長老：唐守臨、任鍾祥、劉約翰，剩下的部分信徒在帶領下改組參加三自教會，許多信徒離開了教會，有些人在受到打擊後，停止參加任何形式的聚會；也有許多人不願參加改組後的教會，自行在家中秘密進行聚會。上述局面維持了只有2年。
1958年，南陽路聚會所被要求獻給國家，“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原有的聚會被併入在陝西北路懷恩堂的聯合禮拜，唐守臨被允許參與講道，其他教會人員則被安排到工廠參加勞動。南陽路聚會所被政府占用，先是被改為新成會堂。1976年，又被改建為靜安體育館。
1966年文革開始，所有宗教活動均被列為“四舊”而被禁止，信徒因信仰遭受歧視、迫害。
倪柝聲、汪佩真、李淵如都在文革期間死於獄中，張愚之釋放後再次被捕，1970年在上海人民廣場公審後處死。
倪柝聲家族成員在文革中遭受嚴重迫害。夫人張品蕙因不肯與丈夫離婚而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受嚴重迫害，曾經多次被鞭打，以至全身多處受傷。
1971年11月7日，因無權得到醫治，而死在上海中山醫院的走廊中。其二姐倪閨貞病重，仍被抬到門外批鬥至死。
其二弟倪懷祖是著名化學家、藥學家，因遭到殘酷批鬥而被迫宣布放棄信仰，日後又恢覆信仰。
改革開放
1979年，中國大陸對外開放，開始落實信仰自由政策，上海地方教會的信徒們恢復了掰餅聚會。最初的地點是在靜安區武定路的一位信徒家中，1980年由於人數增加，聚會遷至不遠處的新閘路1580弄。
唐守臨、周行義等人多次向北京寫信反映情況，要求落實政策歸還南陽路聚會所，但終未成功。
1985年，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獲得許可，借用懷恩堂小房間掰餅聚會。後來遷至烏魯木齊北路新恩堂。
1993年，唐守臨去世，由郭本標接任長老（2000年去世）。南陽路聚會所至今仍被占作他用。
上海市基督教兩會亦提出申請，要求歸還這座上海市容量最大的聚會場所。
理由是上海市的基督徒人數不斷增長，達到1949年以前的數倍之多，而聚會場所的數量卻不足以往的十分之一，已開放的每座教堂均人滿為患。
但是最後在2004年，靜安區政府與市基督教“兩會”簽訂了經濟補償協定，市基督教“兩會”得到經濟補償後，放棄對該會所的產權要求。該會所屬於上海市未能落實政策的3%的宗教房產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