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歷
1917—1921年 安徽省立工業學校土木科畢業。
1923—1929年 在東南大學、河海大學和中央大學讀書,1929年畢業於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
1929—1932年 任杭江鐵路(即浙贛鐵路)練習工程司及幫工程司。
1932—1933年 任杭徽公路皖(霞坑至歙縣)段工程處主任工程司。
1933—1934年 任屯(溪)淳(安)公路工程處主任工程司。
1934—1935年 任皖贛路工程處主任工程司。
1935—1936年 任安徽省政府建設廳技正。
1936—1937年 任皖北公路工程處主任工程司。
1937—1938年 任安徽省公路局總工程司。
1938—1943年 任漢渝公路第二測量隊隊長、工務第二總段長、工程處主任工程司。
1943—1946年 任西康省水利局局長兼水文總站主任。
1946—1950年 任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區公路工程管理局總工程司及第四國道踏勘隊隊長。
1950—1951年 任西南區公路局計畫處副處長。
1951—1953年 任西南交通部計畫處副處長。
1953—1955年 任西南公路工程局副總工程師。
1955—1960年 任交通部公路總局副總工程師。
1960—1963年 任交通部基本建設局副總工程師。
1963—1969年 任交通部公路工程管理局副總工程師。
1975—1976年 任交通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
1976—1991年 任交通部公路局顧問。
1952年12月 參加中國農工民主黨,歷任第二屆中央咨監委員會常務委員,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北京市第五、六屆委員會主任委員,第七屆委員會名譽主任委員。
1978—1985年 當選為中國公路學會第一屆理事會副理事長。
1985年被聘為第二屆理事會名譽理事。
1990年被授予榮譽理事。
1991年3月24日 病逝於北京。
生平概況
丁貢南在青年時期,受孫中山先生“實業救國”思想的影響,選學土木工程專業,決心以技術振興實業,拯救國家 。1921年於安徽省立工業學校土木科畢業後,為了提高學術水平,又到東南大學、海河大學及中央大學深造。1929年在中央大學畢業後,曾在浙贛鐵路任練習工程司及幫工程司,參加該路約160公里線路的測設及部分路段的施工。
1932年後,歷任杭徽路皖段(霞坑至歙縣)、屯(溪)淳(安)公路、皖贛公路等三個工程處的主任工程司,安徽省建設廳技正、皖北公路工程處主任工程司及安徽省公路局總工程司等職。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到漢渝公路任第二測量隊隊長及第二工務總段段長。1940年任改組後的漢渝公路工程處主任工程司。1943年到西康省水利局任副局長、局長。抗戰勝利後,於1946年任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區公路工程管理局總工程司,直至解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曾任西南區公路局及西南交通部計畫處副處長,西南公路工程局副總工程師。1955年,調赴北京,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公路總局、基本建設局、公路工程管理局及公路局等單位副總工程師。“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下放勞動,後到休乾班學習。1978年落實政策,恢復工作,曾任科技委委員,後任公路局顧問。
丁貢南1952年12月在重慶參加中國農工民主黨,歷任中國農工民主黨第二屆中央咨監委員會常務委員,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北京市農工民主黨第五、六屆委員會主任委員、第七屆委員會名譽主任委員。他曾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四、五、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政協第四、五屆委員會常務委員,第六屆委員會副主席。
1978年,當選為中國公路學會第一屆理事會副理事長,1985年被聘為名譽理事,1990年被授予榮譽理事。
1991年3月24日病逝於北京,終年90歲。
人物貢獻
主持建設多條幹線公路
丁貢南從事公路建設工作60多年。從1921年參加安徽省省道局工作開始,直至抗日戰爭爆發後的1938年止,在安徽省從事公路建設工作10餘年。當時安徽省根據七省公路會議的計畫,決定修建若干條與各鄰省的聯絡公路。1932年,丁貢南任皖南地區三段公路工程處的主任工程司,主持並親自參加霞歙、屯淳、屯歙及譚(家橋)楊(村)等四條公路的踏勘、定線、設計及施工(其中霞歙段,他僅負責施工)。這些公路共長620餘公里,均地處皖南山區,地形複雜,工程艱巨,石方量大。如屯淳公路沿新安江的30多公里和黃山附近的30餘公里,工程更為艱巨、困難,他不畏艱險,反覆勘測,運用現代勘測技術,充分利用地形,選擇了經濟合理的路線,克服重重困難完成了這4條路的建設任務,為中國山區公路選線技術做出貢獻。
1936年至1938年在省建設廳、皖北公路工程處及省公路局任職期間,為了抗戰的需要,主持並親自參加皖北的蚌埠至亳州、固鎮、壽縣及至臨淮關等4條共450公里公路的勘測設計及施工。這些公路是為抗日戰爭需要而修建的,廣大人民民眾熱情支持,踴躍上路,有的地方出工人數竟超過要求徵集工數的一倍以上。當時丁貢南和所有參加築路的技術人員,均深入現場,日夜守候在自己的崗位上,與廣大民工共同奮戰,同仇敵愾,迅速搶通了這幾條公路。在修建這幾條公路中的一個技術難題,就是皖北地區與皖南剛好相反,缺乏砂石。當時丁貢南發動民眾,千方百計地蒐集碎磚、礓石等多種材料做為集料,建成了各種就地取材的低級路面結構。保證了公路的暢通,為抗戰做出了貢獻。並為中、低級路面鋪築技術積累了經驗。
漢渝公路為接送蘇聯援助抗日物資至重慶的一條最近的路線,當時有“川陝東路”之稱。它比川陝中路縮短90餘公里,比川陝西路縮短270餘公里。因此,武漢國民政府於1938年2月下令興修。丁貢南於當年8月到漢渝公路,先後任第二測量隊隊長及第二工務總段段長,負責達縣北段的測設與施工。1940年6月,因蘇聯援華物資減少,漢(中)宣(漢)段奉令停工,將原來的漢宣、宣渝兩個工程處改組為漢渝公路工程處,丁貢南任主任工程司,負責萬沅至重慶,全長共417公里公路的測設施工。其中達縣以北地區,地形複雜,工程艱巨,選線十分困難。但漢渝路的機構、人員及經費等條件較優,技術標準要求較嚴,從而加重了勘測選線的艱巨性。在他和廣大技術人員的共同努力下,使漢渝公路成為當時線形標準較好的一條公路,受到好評。
該路的橋涵工程較多,大多採用石拱及鋼筋混凝土永久式結構。為此,當時確定跨徑10米以上的橋樑和渡口,另設橋渡工程處負責。但其中於1941年初建成的通川大橋是由丁貢南在任第二測量隊隊長時負責勘定的橋位。該橋位於達縣縣城附近,跨越州河。州河由前河、中河、後河匯合而成。洪水季節,山洪暴發,水流湍急。他經過反覆勘測選定了當時的橋位,水流順直,基礎較好。該橋後經橋渡工程處設計為11孔跨徑20米的鋼筋混凝土懸臂樑橋,連同引橋,全橋共長300.94米,設計載重為15噸。系當時跨徑最大的懸臂結構的永久式公路大橋。大橋南北兩端,建有牌坊,橫額上分別刻有由重慶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張嘉璈及公路總管理處長趙祖康分別題寫的“通川橋”三個大字。在南端牌坊上,還刻有當時任公路總管理處幫辦的著名公路專家周鳳九撰寫的對聯:“疊石起長虹,喜此日萬眾歡娛,共祝通川勝利;援人登彼岸,願今後全民團結,完成建國功勳。”銘記新橋建成盛況,表達團結建設祖國的心愿。這一切說明這座大橋的建成,對支援抗戰功不可沒。1943—1946年,他任西康省水利局局長時,創辦了西康水文總站,開創了西康省的水文工作。主持西康天全小型灌溉工程,其中4.5公里的引水乾渠,多在懸崖峭壁上,工程艱巨,建有小型隧道三處,共長約160餘米。該項灌溉工程灌溉面積約4500餘畝,收到較好的效益,受到當地的好評。
1946年後,他在第五區公路工程管理局任職期間,又負責勘測重慶至湖北恩施的450多公里公路(不包括比較線)。該路系南京國民政府當時規劃的南京至重慶高等級公路的一部分,是中國第一條擬建的高等級公路。他任第四國道踏勘隊隊長,負責該段的勘測。該段公路所經地區的地形極為複雜,又系高等級公路,在選線原則等均不同於低等級公路。因此,他爬山涉水,反覆勘測2000多公里,選定了比較經濟合理的路線,為中國高等級公路的測設技術提供了經驗。另外,當時系戰後恢復時期,他還曾主持對成渝、川陝、川黔等公路的中、小橋樑的改建修復工程,採用石拱及多種鋼筋混凝土永久式結構,使這些公路上的橋樑實現永久化,為西南地區公路建設和發展做出了貢獻。
貢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的20多年中,主持測設施工10餘條幹線的新建及修復、改建工程,總里程2000多公里,還主持修建了大量的永久式橋樑,採用了許多現代公路測設施工技術。為中國早期公路建設技術的提高,做出了貢獻。
綜上所述,丁貢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的20多年中,主持測設施工10餘條幹線的新建及修復、改建工程,總里程2000多公里,還主持修建了大量的永久式橋樑,採用了許多現代公路測設施工技術。為我國早期公路建設技術的提高,做出了貢獻。
參與制訂規劃標準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他在西南大區工作期間,積極參與西南地區道路、橋樑的修復工作;制訂“一五”期間公路交通事業發展規劃;親自深入現場進行勘測設計,幫助制訂作業計畫和勞動組織安排,主持解決技術上存在的問題。他為中國西南地區公路交通運輸事業的恢復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1955年調交通部工作後,部的機構多次變動,他一直擔任副總工程師的職務。協助領導組織有關公路方面的技術問題的討論,提出處理意見和辦法,組織審查公路設計檔案、技術標準、規範及有關的規章制度,總結、推廣先進技術和經驗。他曾主持並組織制訂了中國自己的養路規範、路線勘測規程及一些技術規範。對“一五”期間經中央審批興建的公路設計,在路線方面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如通往少數民族地區的貴州的冊(亨)三(江,即今錦屏)公路,長500多公里。他在審批時,不顧自己年事已高,率員親赴現場,在貴州的山區中,實地勘察,對路線走向、減少工程量及照顧少數民族的需要等提出了很好的意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路建設和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迫害,但他始終堅信中國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文化大革命”以後,他主要從事民主黨派和政協的工作,積極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維護中國的安定團結,積極發揮農工民主黨的參政議政作用,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