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韓靜慧韓靜慧，筆名涵子。女。蒙古族。內蒙古赤峰人。民進成員。大專學歷。1982年後任赤峰實驗國小教師。國小高級教師。200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小說故事集《綠草青青》、《一盒空了的火柴》、《陰差陽錯》、《恐怖地帶101》，長篇小說《十五歲才見到父親的女孩》、《從延安到莫斯科》，科普小說《黑色證據》，童話《笨小孩合子和小水人們》，散文集《慢慢長大》，發表作品300餘篇。散文《不肯安分守己的人》、《地耳朵》獲首屆冰心兒童文學圖書新作獎，小說《紅櫻桃》獲1992年全國兒童文學優秀作品獎，《沙魂》獲上海《巨人》雜誌優秀中篇小說讀者投票獎，《十間房的秘密》、《不該知道的秘密》等獲上海《故事大王》雜誌優秀作品獎，《心裡裝著媽媽》、《野花椒》等獲遼寧《新少年》雜誌小葵花獎等。
小說評論
額吉是母親的意思。小說中的人物額吉是一個受虐的兒子的母親，她是中國傳統婦女的代表，她善良、敦厚。罌粟花是這篇小說中的一個重要意象，代表著一種能引人走向毀滅的魅惑，正如日本軍國主義者入侵中國披著美麗的“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外衣——罌粟正是可用於麻醉同時使人成癮，致命。善良、敦厚可能被敵人利用，踐踏。小說中的額吉，傳統的美德在她身上是強大的，強大到她為此接受了由此引來的自我犧牲。而罌粟花，同時也象徵著一種自我毀滅性的對美的追求。從小說結尾章節額吉的死，可以看出小說立意：一方面謳歌母性和中國傳統美德，揭示日本軍國主義者人性泯滅的面目；另一方面喚醒受魅惑的沉默者，還著力探尋沉默和受難的原因，這原因中也包含中國人對美德的堅持。馬丁·尼莫拉是個善良的牧師，在他的墓碑上刻著這樣一段話：“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這段話飽含譴責與告誡，常被引用，以警醒“沉默者”。額吉是一個善良的人，但其實是個沉默者，所以，即便和她一樣正在被奴役的勞工，也不願意和她說話。幸好她還擁有善良，因為善良她救活一隻待宰的野鴨子，鴨子可以排遣她的孤寂；也因為善良，她救了“陌生女人”，為自己招來“殺身成仁”的結局。額吉善良敦厚，以被殺結局，血終於換來了他人（小說中的翻譯官民樂）的不再沉默。
小說中，額吉的兒子被日本人拉去修鐵路，她自己被繩索綁來，因為會做飯而成為日本軍官的個人廚師。軍官施以小恩，額吉便對軍官感恩。作者的想法是：從未走出過草原，見識有限的額吉，她體察不到受奴役的本質，一如她只看見罌粟花魅惑人心的美。小說有未覺醒的沉默者額吉，也有清醒的反抗者“陌生女人”。作品中這兩個女人的遭際是有聯繫的。陌生女人被日本軍官凌辱懷孕，為了討好陌生女人，日本軍官讓額吉在營地中為他們做中國飯。額吉是由此才免受勞役之苦，這是額吉所看不見的。陌生女人沒有為日本軍官的“善意”所迷惑，她反抗，無助的女人她反抗的方式是不接受日本人的“善待”，選擇逃離。額吉的覺悟和陌生女人的覺悟不可同日而語，但同樣受難的命運，把他們聯繫在了一起。於是，善良的額吉遇見了瀕死待產的陌生女人，額吉救助了她。
這部小說中最為可貴的是對人性的堅持，對母性的謳歌，仇恨沒有戰勝人性和母性。孩子被中國人保護，陌生女人生下日本人的孩子後，曾有過殺死仇人孩子的念頭，但最終讓她活了下來。日本軍官，沒有因為懷著自己孩子的中國女人的死去而趕走額吉，依舊在享受額吉烹製的美味。當他發現自己喜歡的羊雜湯中有罌粟，稱“中國人良心大大地壞了，連老懞古都這么壞”，這便才要殺額吉。撕開魅惑，日本軍國主義者泯滅人性的面目昭然若揭。但額吉之死，不是因她凜然大義勇於毒殺日本軍官，她往羊雜湯中放罌粟，本意是為了討好軍官。額吉是一個博愛的母親，但並非一個清醒的中國人，或許她只是當時很多善良人們的一個代表。額吉的死也是糊塗的死。當生存的訴求過於強烈時，在嚴酷的環境下，情感的訴求被弱化是很有可能的。額吉看不見凜然大義，我們也無法一味指摘，這也是真實人物心態之一種。我為作者叫好，同時為人物的命運感到遺憾。
由此看來《額吉與罌粟花》立意頗為深刻。但真實是深刻的前提條件，除了生活的真實，還應包含由敘事策略帶來的真實。這部作品中不少地方表述失當，因而顯得做作、失真，讀來亦頗覺遺憾。
按照茨維坦·托多諾夫關於敘事體態的表述來看，這部小說的第一部分大體以“作者等於人物”的體態寫作，在此，作者是等於人物額吉的，所以作者可以直接書寫額吉的親身感受及內心世界。但第一部分中夾雜著一些作者直接給人物下定義的句子，小說中這樣寫道：“雖然額吉還不到五十歲，但生活的艱辛讓她的面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老不少，可作為一個沒見過世面的草原女人，她的心非常非常單純。”拿茨維坦·托多諾夫的理論對照，在這段話中，作者突然變得大於人物，跳出來說話了。而這篇小說，恰恰是先給人物的性格下定義，以謀求合法性，然後再依照這個定義來寫故事，這讓小說的魅力大打折扣。
當小說後面出現“額吉不懂他們的話，也沒見過這么多穿著同樣衣服的人。額吉感到納悶：這些人都是乾什麼的？他們為什麼穿著同樣的衣服，說著奇怪的話”這段時，其實作者是為了印證自己給人物下的定義“她的心非常非常單純”。但我們回頭想想，小說開頭的第二句話“額吉想，一定會被他們拖到鐵路線旁邊修鐵路的地方，因為兒子就是修鐵路的，兒子逃跑了，當然要她來補上一個缺額”，額吉的兒子顯然是被日本人拉去修鐵路的。在這裡，小說中的這句“額吉不懂他們的話，也沒見過這么多穿著同樣衣服的人。額吉感到納悶：這些人都是乾什麼的？他們為什麼穿著同樣的衣服，說著奇怪的話”顯得做作，故作天真。一個近五十歲的女人，兒子已經被日本人拉去修鐵路，她怎么可能像小女生一樣缺乏見識，作天真之問，而不去關心到底是誰，奴役了她的兒子？她豈能對中國大地上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小說中，額吉的困惑和不解有推動敘事，甚至實現抓住讀者視線的預期功能。小說採用這種類似兒童視角的敘事策略常常是為了引發讀者重新回到最初體驗，重新思考問題。然而，當真實性遭到質疑，這一切就要失效了。
（載於《作品與爭鳴》2010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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