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封面阮籍是魏晉之際著名的玄學家，早年有濟世之志，後遭典午之變而隱身不與世事。指明了阮籍早期以儒學思想為主，崇尚禮樂刑政一體之治，後來有感於名教的墮落，遂轉入莊學思想軌道。崇尚自然和追求個體的精神自由。
但由於儒家思想仍然發生作用，再加上他對現實的失望，因而在他那裡形成了一個焦慮苦悶的精神世界，構成了一個雙重結構的人格。本書從多角度，採用動態方法，並與有關士人相比較，對阮籍的思想、人格及生活情趣加以深入探討，從一個側面展現了當時士人的思想風貌以及時代精神的基本特徵。
作者簡介
高晨陽，男，河北臨漳人，生於1944年12月。1969年畢業於吉林大學哲學系。後於1979年考入山東大學哲學系，攻讀中國哲學史專業。1982年畢業，獲哲學碩士學位。現為山東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參與《春秋哲學》的撰稿工作。為《中外哲學家辭典》編委和主要撰稿人。近年發表有《中國傳統哲學整體觀》、《中國傳統哲學和諧觀簡論》、《論先秦儒道理想人格的建構特徵》、《玄學本體論與言意之辨關係新探》等論文數十篇。
文摘
第一章 阮籍的家世與生平
一、世儒的士族家庭
魏晉六朝時期的地主階級內部有士族與庶族之分。阮籍的出身大概屬於前者而不是後者，但這在當前是個有爭議的問題。因此，似乎有必要澄清什麼是士族，與庶族相比它有什麼樣的特點。
當今不少學者早已指出，士族不僅是地主階級內部在經濟方面享有特權的階層，而且也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享有特權的階層。秦滅六國，同時也消滅了西周以來的世卿世祿的貴族特權制度，選拔一部分自由平民和低級貴族參加政權機構以統治整個國家。漢承秦制，在選拔人才方面的主要渠道是徵辟。中央政府的高級官員和地方政府的各級長官都有權選擇自己認為有德才的做本部門的官吏，中央政府也可以讓地方推薦人才以備選用。皇帝有時也特別下詔徵辟人才。當時徵辟的標準主要是依據於“鄉評”或“清議”，即根據鄉黨對某人的評論或社會輿論，也就是某個人在社會上的聲名。一個人的聲名越大越響亮，他被選拔的機率就越大，他所擔當的職務就可能越高。這種徵辟的辦法似乎很平等和公開，但實際上對於每個人來說，機會並不是完全均等的。
在封建社會的“士農工商”四民之中，士居首位，他們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占有明顯的優勢，因此，他們被徵辟的機會也最大。徵辟制度剛開始的時候，對人才的選拔可能是比較客觀的，所謂“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系閥閱”。（《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詔）到後來就逐漸滲入主觀的成分。被徵辟之人被征辟選用之後反過來成為有徵辟權之人，他們援引自己的同類和同族，世代相傳下去，就可能形成一批把持仕途、世代做官的士族貴族。與士族相對，在政治上沒有這種特權的，歷史上稱之為庶族。這種情況到東漢末年日趨嚴重，以至於選拔人才只看門庭閥閱，不管是否真有才德。這正如王符的《潛夫論》所批評的，“貢薦則必閥閱為前”（《交際》），“以族舉德，以位為賢”（《論榮》）。仲長統作《昌言》，亦尖銳地指出：“天下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一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