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香港電影界知名人物以及作品1897年電影開始傳入香港。
1898年開始有商業性電影放映。
1901年出現第一家電影院喜來園。
1909年，上海亞細亞影戲公司在香港拍攝了影片《偷燒鴨》。
1913年，黎民偉和美國人布羅斯基合辦了香港第一家製片機構──華美影片公司，攝製了故事短片《莊子試妻》。
1923年，黎民偉又和他的兄弟等創辦了香港第一家全部由香港人投資的製片機構──民新影片公司，
1925年上映了它拍攝的香港第一部長故事片《胭脂》。
歷史發展
盧米埃爾兄弟啟蒙時代
香港電影史的發展應該從電影傳入香港開始。
1895年12月28日，法國人路易·盧米埃爾在法國巴黎公映了《盧米埃爾工廠的大門》、《火車到站》、《水澆園丁》等世界上最早的影片。這一天，被世界各國電影界公認為“電影時代的開始”。
1896年初，路易·盧米埃爾的助手來了香港放映這些影片，而電影就是這樣傳入香港。自他離開後，香港電影直至1898年才再有活動。當年，美國湯默斯·愛迪生公司派出一位電影攝影師到香港拍了一批紀錄片：名為《香港街景》、《香港總督府》、《香港碼頭》、《香港商團》和《鍚克炮兵團》。
這幾部有新聞紀錄的電影雖然不是香港電影公司的出品，可是它們是在香港拍攝的，內容又是香港景物，可以把它們稱為“香港電影”。
從1896年到1903年，香港放映過一些很短的紀錄片，每次放映十套以上。直至1903年10月5日，香港才有整部故事片公映。有關報導是這樣的：“現在中環街市對面，即同記辦館面前，準十五晚開演‘成套戲本’（即整部電影）。”這部電影是法國導演下·齊卡當年的一部名片《基督的受難》。
1907年，香港有不少電影院紛紛開辦，而且公映的次數和數量都較以往為多，因此被視為香港電影事業的第一個高峰年代。
1909年完成的《偷燒鴨》，是上海亞細亞影戲公司在香港拍攝的一部默片諧劇。該片的導演梁少坡同為該片的主角，故事講述一個小偷（由梁少坡飾演）想偷燒鴨，卻被警察捉住了。劇情十分簡單，但不乏詼諧動作。
值得注意的是，《偷燒鴨》雖在香港攝製，卻並非香港電影公司的作品。該片出品人布拉斯基後來結束了他在上海的電影事業，回美國路經香港時，和黎民偉合作製作了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莊子試妻》，並因而催生了香港電影事業，而黎民偉更被譽為“香港電影之父”。這部電影的出現，象徵香港電影史啟蒙期的終結，萌芽期正式開始。
萌芽時代
莊子試妻這部電影創下不少香港電影紀錄：
（一） 它是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
（二） 第一部在外國公映的香港片；
（三） 第一部有女電影演員參演的香港電影；
（四） 也同時是第一部有特技攝影的香港電影。
黎民偉及其兄長海山、北海於1923年創辦了香港第一間全由香港人投資創辦的電影製片公司“民新製造影畫片有限公司”。他們並非為了名利，而是志在推動香港，以至全中國的電影工業。
電影《瘋劫》民新的成立為香港電影業帶來很大的推動作用，它不僅在1923年出品了
香港第一部新聞紀錄片《中國競技員赴日本第六屆遠東運動會》，又在1924年在廣州成立了香港第一個演員培訓所民新演員養成所，發掘有演戲潛質的人。
此外，民新還攝製了香港出產的第一部故事長片《胭脂》。於1924年，珍貴的新聞紀錄片《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大會》、《孫大元帥檢閱軍團警會操》以及1925年出產的《孫大總統東較場閱兵》等亦是民新的出品。
事實上，1924年至1925年，香港電影事業已漸漸成長，可是由於黎民偉具有同盟會的背景，港英政府禁止民新於香港開設攝影場，香港電影發展被迫中止了。
崢嶸時代
1925年5月30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無理殘殺中國人民，中國各地紛紛罷工、罷課，以示抗議。同年6月，內地的罷工熱潮擴展到香港。香港大罷工期間，每天都有商店倒閉，百業凋零，所有娛樂活動，包括電影放映一律停止。這個現象令剛萌芽的香港電影事業夭折。次年10月罷工結束，但香港電影事業仍然未能復甦起來，因為有實力的電影工作者都去了廣州或上海發展。雖然期間有些影片公司招考演員，但這都是有名無實，直至 1929年末，仍沒有一部香港電影生產過。
1930年初，黎北海等創辦了香港影片公司，製作出創業作《左慈戲曹》，然後香港才陸陸續續再有電影製片公司的成立，香港電影事業才見起色，得以復甦。
1930年，香港的電影業隨著黎北海（黎民偉兄長）創建香港影片公司而開始復甦。不過，真正令香港電影業站穩住腳的是1930年10月25日，由黎民偉的上海民新與其他幾間電影公司合併而成的“聯華影業公司”。“聯華”可以說是為香港電影業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力，是戰前中國最大的電影廠之一。
為了培養人才，聯華在1931年4月開辦演員養成所，教授的課程包括編劇、導演、表演、攝影等，堪稱一間電影全科學校。它培訓了一批傑出的粵語片導演，如李鐵、黃岱等，對香港電影貢獻良多。
“聯華”香港分廠一向都是拍默片，雖然當時有聲電影興起，創辦人卻不敢冒險。於是，第一部粵語有聲片就由上海天一電影廠的湯曉丹執導拍成，就是《白金龍》。
有聲電影問世後，香港的電影公司紛紛拍攝有聲片。1934年“聯華”香港分廠解體，黎北海另創了香港第一家有聲電影製片廠“中華”，並導演了一部局部有聲片《良心》（1933）及第一部有聲片《傻仔洞房》（1934）。
進入1935年，香港電影正式步進有聲時代。
從1935年開始，香港的粵語片產量每年遞增，從1935年的32部增至1937年的85部，增幅超過一倍。受到抗日熱潮的影響，香港生產了多部愛國電影，其中包括大觀影片公司出品的《生命線》。
1936年，社會教育片成了香港電影的主流。除了社教片之外，愛國片在同年增多了產量。當然，故事片在香港電影史上從來也並未受過忽略。1936年的代表作之一就是由南海十三郎編導的《兒女債》。
1937年到1938年，由於“七七事變”的發生，香港抗日氣氛高昂，因此電影工作者也紛紛開拍抗日愛國片，頓時間，愛國片成了主流，在1937年出產的85部故事片之中，就有25部為愛國片。
1939年秋，受到歐洲國家的戰爭所影響，1940年的港產片產量下降到不足90部。1941年12月日本入侵香港，使香港電影業陷入低潮。大觀電影廠及其他電影設施被炸，大量的香港電影拷貝和底片也被燒毀或遺失，以致1945年前出品的近600部影片，只有百分之一殘留至今。到1946年初，香港電影業處於完全停頓狀態，在這期間，只有一部反英的故事片和幾部由日本電影公司拍攝的紀錄片問世。
戰後初期，電影製片廠的數目較戰前為少，大中華是其中一個較有規模的，因為它擁有李麗華、周璇等上海明星，以及名導演朱石麟和吳祖光。1946年至1949年，大中華生產了34部國語片和8部粵語片，可惜到了1949年，產量卻愈來愈少，被迫關門。
總括來說，日本入侵對香港電影業造成了很嚴重的破壞。香港電影經歷了四年的停產，才在1946年上映了戰後首部港產片《情陷》。而到了1940年末，上海電影界很多左派人士為了逃避國民黨的政治壓力，或中國內地通貨膨脹的影響，紛紛定居香港。故此，香港的國語電影業便愈來愈蓬勃，到了70代初更達至高峰。
成熟時代
香港電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迅速復興，而在1949年以後漸趨蓬勃。不無原因，1949年後大批中國內地的電影工作者因政治及經濟理由紛紛南下，在香港設電影廠，跟本地影人合作拍攝電影，使香港成為南中國唯一的也是最大的電影中心。再加上20世紀50年代中期，新加坡、馬來西亞電影勢力過渡到香港，以及香港原有被美、日、歐電影文化所帶來的衝擊，遂令香港電影邁向成熟的雛型。
20世紀50-60年代是國、粵語片起飛的時期，其中由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更是粵語片的盛產期。這段黃金時期粵語片有以下幾個主流：
粵語片
1：粵劇戲曲片
香港電影據估計，在20世紀50年代每年就有200部粵劇戲曲片問世，
差不多每三部粵語片之中就有一部是粵劇片，而在1958年更達到了高峰，這一年的160部電影中，粵劇占了一半。
舞台式的粵劇片基本上製作費不高，電影技巧也不特別考究，因為大部份都沿用粵劇舞台上的大老倌演出，只唱主要情節，其餘的排場做手都不嚴格。因此，這類戲曲大多被揶揄為“五日鮮”、“七日鮮”。當然其中也不乏製作認真，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的不朽經典，如《帝女花》（1959）、《紫釵記》（1959）、《李後主》（1968）等。而戲曲片的演員亦有不少為人熟悉的名字，包括：任劍輝、白雪仙、新馬師曾、薛覺先和林家聲等等。
至於粵劇戲曲片為何會在20世紀50年代大受歡迎呢？這是因為戰後粵劇發展蓬勃，進棚看戲成為上流社會的消費享受。至於一般市民只好聽電台話劇或聽粵曲，有見及此，電影公司便把大量經典粵劇拍成電影，讓戲迷可以以低廉的戲票欣賞傳統的粵劇戲曲。
2：文藝片
這時期的文藝片背景多為民國或當代，講求戲劇結構，又或改編自中外文學、流行小說，或襲取好萊塢通俗劇的故事模式。而提到這類環繞家庭倫理、男女之愛的文藝片，就不得不提粵語片電影公司中的佼佼者——聯合電影有限公司（中聯）。
中聯創建於1952年，共生產了44部電影，出品了不少粵語片中的經典，如李鐵的《危樓春曉》（1953）、《天長地久》（1955）、楚原的《可憐天下父母心》（1960）等等，都是家傳戶曉的作品。
中聯的21位精英，有見於影藝界充斥著粗製濫造之歪風，遂以認真的拍攝態度、主題健康的電影信念為大前提，創辦中聯以抗衡媚俗投機而質素低劣的七日鮮貨色。這批電影界精英包括導演李鐵、吳回和十三位著名演員：吳楚帆、張鍈、張活游、白燕、黃曼梨、紫羅蓮等等。
中聯電影每每針對香港社會種種問題，批判上流大亨的偽善醜惡，帶有濃厚的教化意味，更大大提升了中國電影的美學層次。大概是因為過分執著於傳統道德使命，中聯漸漸跟時代脫節。到1967年，它也隨著粵語片的息微而關閉，但其對香港電影的影響是絕不容忽視的。
3：古裝武俠片
嘉禾公司創始人：鄒文懷20世紀50年代的古裝武俠片大多以民間熟悉的俠義神怪故事為骨幹，但武打場面並
不講求真實感，發展至後期（20世紀60年代初、中期）日漸注重動作場面設計，大量加進了特技花款（如怪獸、怪人裝扮和模型特技）、曹達華和于素秋就演了不少這類古裝武俠片，如《如來神掌》系列。
4：喜鬧劇
這類電影大多以詼諧搞笑的喜劇演員掛帥，橋段不外乎“大鄉里出城”、“癩蛤蟆想食天鵝肉”之類的故事，如新馬師曾、鄧寄塵主演的“兩傻系列”。
以上各類型的粵語片雖然在電影美學角度上來說，藝術感略嫌粗糙，但論到能否帶給觀眾共鳴，則可謂綽綽有餘，難怪這段時期，粵語片的產量可觀，令粵劇片達至高峰期。
5：國語片
事實上，從1967至1969年，粵語片的產量仍高於國語片，只是到了1969至1970年，情況才開始扭轉。
國語片由低沉轉盛的轉折點，是五十年代中期國際發行公司”與邵氏父子改組，分別成為電影懋業公司和邵氏（兄弟）公司。邵氏和電懋資本雄厚，野心勃勃，改組後銳意在香港電影業大展拳腳。它們不但全力推動國語片，還建立完善的發行網來開拓海市場。
1957年邵逸夫掌舵邵氏，製作大量高質電影，首部成功的作品是李翰祥執導的《江山美人》、《不了情》，達到前所未有的以十萬為單位的票房成績。邵氏電影製作豪華瑰麗，粵語片中的爛衫戲可謂相形見絀，加上製作重質不重量，鮮有七日鮮的電影出現。
邵逸夫、方逸華夫婦國語片的熱潮不獨使國內興起的黃梅調電影帶到香港並使之流行起來，更創作了新派武俠片，包括改編自金庸及梁羽生的武俠作品：胡鵬導演的《射鵰英雄傳》（1959）。單在1963年，武俠片的產量已高達61部，而武俠片之中的代表作則是胡金銓的《龍門客棧》（1966）及張徹的《獨臂刀》（1967）。
狄龍和姜大衛、王羽這些武打明星的出現，亦可視為70年代李小龍冒起的前奏。
事實上，從20世紀50年代起，國、粵語片的確並存，雖然兩者存在競爭，但本質上是相容的。可是，隨著國語片從1970年迅速發展，加上粵語片青黃不接，於1970－1971年間，國語片的產量多達116部，而粵語片只有22部；於71-72年間，國語片數量依然上升，反觀粵語片卻只剩一部，鄧麗君主演的《歌迷小姐》。之後的數年，國語片一直領導著香港電影市場。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粵語片面對著國語片雄霸市場的威脅，但仍力求在戲種上有所突破，青春歌舞片順勢興起，並造就了兩位當時得令的年青人偶像-蕭芳芳和陳寶珠，電影界追捧偶像的熱潮可說是由她們而起。
黃金時代
李小龍七十年代
20世紀70年代是香港普及文化的重要轉折點，而香港電影也隨著電視的普及化，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以至香港人心態的轉變而受到種種衝擊，以致70年代的香港電影是趨向多元化及地道化。承接60年代中期的凌厲氣勢，邵氏在70年代初期依然在香港電影業占著領導的地位，擁有東南亞電影王國的美譽，出品了大量國語武打片，大導演包括楚原、張徹及劉家良等等。他們都以熟悉的刀劍拳腳功夫片作依歸，電影世界裡都是強烈的陽剛味，其中張徹的電影更造就了偶像級武打明星，如王羽、狄龍、傅聲等。1979年的《英雄無淚》就是當年邵氏最賣座的功夫片之一。
踏入1971年，此類古裝刀劍片的鋒芒其實以較在60年代遜色，原因大抵是一代武打明星李小龍的出現。
李小龍配合著鄒文懷的嘉禾電影公司的崛起，在70年代初叱吒一時。從首部作品《唐山大兄》（1971）到之後兩年間拍攝的《精武門》及《猛龍過江》令李小龍進軍國際影壇，創造出香港電影事業的神話。
1973年李小龍驟然暴瘁，令功夫片熱潮未能延續。而隨著本地文化的普及，香港觀眾對遠離現實的功夫片漸漸失去興趣，反而對反映當時社會狀況，諷刺現實的電影加以青睞，這就解釋了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在1973年成為最賣座電影的原因。
香港電影《七十二家房客》里的演員，如鄭少秋、沈殿霞都是當時的電視藝員，而由於電視已成為當時的
重要媒體，因此他們對觀眾來說有一定的吸引力。而這部電影的成功，不但為以後的新電影類型作了開端，更令粵語片得到重新振興。
自此，很多電影都走地道市井的風格，演員的演繹亦帶有嘻笑怒罵的味道。從電視跳到電影的許氏兄弟也因此而冒起，成為70年代、以至80年代香港電影的中流砥柱。
由於從70年代中期開始，大家的主導閱讀方式是電視模式，很多粵語片的題材或靈感都是來自電視內容，如《阿福正傳》（1974）、《大鄉里》（1974）、《新啼笑姻緣》（1975）。許冠文、許冠傑兩兄弟也跳出了電視趣劇的框框，走上大銀幕，以其獨有的笑話公式拍攝了一系列非常賣座的喜劇 ：《鬼馬雙星》（1974）、《半斤八兩》（1976）、《賣身契》（1978）等等。這些電影不但令喜劇在香港電影史上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更促使了後來功夫喜劇的誕生。
許冠傑1978年袁和平執導《蛇形刁手》和《醉拳》奠定了功夫喜劇的地位，使其成為70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電影類型。功夫喜劇離開電視感性，以密集的功夫設計及諧趣的雜耍風格吸引觀眾；可以說是揉合了傳統功夫片及許氏兄弟式的喜劇精粹。演員方面，成龍，洪金寶等也擺脫了以往武打明星的英雄模式，改而
以反叛貪玩的形象來親近觀眾。
除了以上提及的片種，提到70年代的香港電影，不可不提的是大導演李翰祥從台灣返回香港東山再起，大拍風月綽頭及騙術奇觀電影。好像他在1971年拍下的《騙術奇譚》，不但開始了他的電影生涯新的一頁，也象徵著70年代香港電影意識的轉變-金錢至上、綽頭化的風格抬頭，這個影響一直延續到80年代。不過，1979年香港電影新浪潮的出現卻為香港電影帶來了富神采而短暫的變奏。
1979年是香港電影的重要里程碑，那是香港電影新浪潮的開始。大批電視幕後工作者轉投電影圈，他們包括許鞍華、章國明、譚家明、嚴浩、徐克、余允抗等等，他們本著對電影的熱誠，及年輕人特有的創意和社會觸覺，拍出不少充滿個人色彩的電影作品，為香港電影打開嶄新的一頁。
最先掀起新浪潮的是1979年的三部作品：《瘋劫》（許鞍華執導）、《蝶變》（徐克執導）、《點指兵兵》（章國明執導）。其後這批或在外國學習電影，或在電視台少林寺出身的年輕導演繼續拍攝了一部又一部風格化的電影，包括方育平的《父子情》（1981）、《半邊人》（1982）、徐克的《第一類型危險》（1980）、譚家明的《烈火青春》（1982）等數十部作品，都很能表達這些導演對當時社會氣象的感覺及情懷。
雖然這些新導演全被以“新浪潮導演”之名，但事實上，他們每一位的作品都極富個人色彩，並沒有陷入香港電影類型化的傳統模式。許鞍華的作品流露出深刻的人文性、高度的女性敏銳；徐克有一股神經質的張力；方育平作風樸實，真實感濃厚；嚴浩浪蕩於青春暴烈及淡然含蓄之間；譚家明走中產美學；章國明擅拍警匪片等等，這些特質都體驗到新浪潮電影的“作者論”美學。
“新浪潮”標誌著香港電影與上一代中國本位粵語片的決裂。五、六十年代的粵語片往往背負著沉重的民族包袱，未能突破創新；而“新浪潮”電影則帶有濃厚的都市色彩，流露強烈的本地感性；這跟導演們於香港成長、受西方教育很有關係。
此外，這時期的電影都慎用大明星，製作成本亦得到控制，跟後來的港產片標榜卡士明星，動輒千萬製作的營運模式可謂截然不同。
八十年代
成龍洪金寶至於嘉禾電影公司則繼續以成龍作頭牌，讓他從《師弟出馬》、《龍少爺》的功夫小子形像，漸漸成為《A計畫》中穩打穩紮的真正打星，而到了《警察故事》及《奇蹟》，更是成龍的顛峰之作。
同樣是武師出身的德寶明星洪金寶卻憑《鬼打鬼》（1980） 開創了靈幻片的潮流，之後的《殭屍先生》系列也是走相近的風格。而他的另一系列片《奇謀妙計五福星》以至《運財五福星》也取得很好的票房成績。
據統計，80年代的十大賣座香港電影之中，新藝城占了四部，嘉禾占了五部，再加上多產量的德寶（1984至1989的五年間，拍制了47部電影）整個八十年代可稱為三雄各據的時期。
跟20世紀70年代末興起的新浪潮相比，我們會發現到80年代的香港電影由於太過側重劇情堆砌，明星包裝，因此電影類型單向化，更遑論什麼作者論了。有人認為這時期的電影造就明星、扼殺導演、編劇的創作，使香港電影走上窮途沒落，加上1989年經濟、影帶市道不發達等種種因素下，令80年代末期的香港
電影市道滑落。儘管如此，若不以電影質素或創意來衡量，單看票房成績及投資者的態度，說20世紀80年代的香港電影屬飛黃騰達的時期實在不為過。
九十年代
周星馳綜觀20世紀90年代的香港電影，基本上仍可稱之為百花齊放，我們不但有從80年代順利跨向90年代的新一代導演：張婉婷（《秋天的童話》）、王家衛（《旺角卡門》）、關錦鵬（《胭脂扣》）、陳嘉上（《小男人周記》）等等，可是，依照香港電影的傳統，賣座的片種總有跟風者，而當跟風者眾、水準參差的時候，亦即該電影類型走向死亡之路。武俠動作片熱潮如是，賭片熱潮及後期的古惑仔系列也沒有例外。
到了90年代中期，港產片票房連續下挫，西片逐步抬頭。《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先在93年創下六千萬元票房佳績，1998年的《鐵達尼號》（Titanic）更以一億一千萬元攀上頂峰，這部映了195天的好萊塢A級大製作還占了“本世紀百部賣座片”中的榜首位置，完全壓倒了在80年代威風一時的新藝城作品《最佳拍擋》系列。
另一個令90年代香港電影褪色的原因是盜版問題。80年代錄影帶市場興起已經令電影收入大打折扣，到了90年代後期，盜版VCD更為香港電影市道帶來了重擊。不少電影在午夜場或首映過後便出現盜版，海關和警方又互相推卸責任，後來香港政府才開始正視這個問題，海關逐漸加強掃蕩，才使盜版VCD活動略為收斂。
香港電影界曾多次組團訪京，與港澳辦及電影局商討創作自由、著作權問題等，亦促請中央政府開放市場。1997年回歸後，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董建華先生首次在《施政報告》中提到香港電影，並撥出一億港元開發電影科技及接受資助申請，令香港電影人略為安慰，更把2000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搞得有聲有色。
可喜的是，香港電影人揚威國際，張曼玉、蕭芳芳、王家衛先後在柏林、坎城等國際影展中獲獎，香港電影漸受國際影壇重視。可惜的是，這也導致影圈人才外流，吳宇森、唐季禮、袁和平、林嶺東等著名導演紛紛前往好萊塢發展，周潤發、成龍及楊紫瓊等巨星級演員亦被好萊塢羅致。20世紀90年代的賣座保證是“雙周一成”（周潤發、周星馳及成龍），
有外流亦有外援加入，香港電影人在亞洲區尋找了不少新面孔，成績最突出的是在台灣一脫成名的舒淇，在香港成功轉型，由脫星變性格演技派，成績斐然。還有90年代中期之後，香港掀起日本電視劇熱潮，連帶電影界亦多找了日本演員參與港產片，其中又以女星為主，包括《星月童話》、《東京攻略》和《阿虎》，當然亦少不得成龍電影裡插科打諢的一眾日本美女。
科幻特技也順著世界性的大趨勢融入香港電影之中，《風雲之雄霸天下》與《中華英雄》是其中成功的例子，而動作片《特警新人類》及《紫雨風暴》、《藍血人》更特別邀請外國特技效果專家設計爆炸場面，令觀眾嘆為觀止。
總括來說，20世紀90年代的香港電影雖然較諸於80年代有所失色，但似乎在創作意念及電影製作方面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些小成本製作的獨立電影如《過海隧道》、《天上人間》等亦有公映的機會，加上數碼電影的冒起，而劇本創作亦得到應有的重視。相信踏入新紀元，香港電影將會追求更高的質素，並帶領整個亞洲區的電影業邁向國際影壇。
二十一世紀
周潤發2003年是香港電影業最黑暗的一年。除了經濟繼續低迷之外，非典型性肺炎（SARS）病毒爆發，使許多戲院空空如也，並令電影製作停頓四個月；該年只共拍攝54部電影。香港的兩位著名歌手兼演員張國榮（46歲）和梅艷芳（40歲）的死，對電影業更是雪上加霜。
周星馳獨有的“無厘頭”喜劇深得民心，他的作品如《逃學威龍》、《唐伯虎點秋香》、《食神》等等都是90年代的喜劇經典。從《喜劇之王》開始，周星馳導演的作品全都是香港電影年度票房冠軍。周星馳明顯減產，一邊休養生息，一邊走上幕後之路。
周潤發拍了一連串英雄片、動作片，雖偶有票房失利，但基本上還算有觀眾緣。其進軍好萊塢，除拍攝一貫的動作片（如《血仍未冷》） ，還嘗試拍如《安娜與國王》。到大陸轉型做配角（如《讓子彈飛》《大鬧天宮》，也只能拍《大上海》這種老本行電影，可惜在香港竟只有500萬港元的票房。
至於成龍則大致維持一年一部大製作，票房上依然不俗，但相對於90年代的成績，2000年後成龍主演電影已不算大賣。可惜在電影風格上難求突破。《十二生肖》在香港更只有800多萬港元的票房。
導演方面，“雙王”王晶和王家衛可謂雙映成趣，一個擅拍商業味道極重的電影，更被揶揄為“屎尿屁”導演；一個專挑大明星合併，產量少、藝術味濃，往往得到國際影展的垂青，兩人電影風格回異，但在21世紀的香港電影占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另外，新浪潮創將之一杜琪峯頗受矚目，作品叫好又叫座，愈來愈有個人風格。還有憑《香港製造》打出名堂的陳果亦成功地從獨立電影導演變為香港主流電影導演之一。
特點
工業化
香港的製片模式、專業分工、組織結構雖比中國大陸、台灣完善，但較之好萊塢仍顯得隨意機動，工業化程度遠不夠嚴密有序。首先，按照好萊塢的工業規則，電影一旦開機便
需按部就班，不能隨意更改劇本、變動進度。然而香港的電影導演比如徐克、杜琪峯等，他們的拍攝方法卻大不相同：在保證按時交片的前提下，現場即興發揮、隨拍隨改、有時停工，有時趕拍。這種做法恰恰是香港電影黃金時代最正常的作風習慣。同時，香港儘管也有不少以導演強勢創作著稱的影片。
1、趕時間：領銜主演的明星通常身兼幾個片約，檔期有限，所以劇組人員就不眠不休的奮戰趕拍。
2、飛紙仔：導演開拍前只有故事大綱，開機後只能等編劇把當天要拍的劇本傳過來，當年程小東拍攝《倩女幽魂》、劉偉強拍《古惑仔》都要等徐克和文雋的“飛紙仔”。
3、第二組制度：由於香港武術指導的經驗豐富、十分專業，王晶這樣的導演經常只專注拍文戲，槍戰武打追逐撞車的場面交由動作指導全權負責，這樣，一部普通的商業片通常之用十幾天就能完成。如果是大製作，則會在武術指導這個組下面繼續啟用“子組”（第一組武指、第二甚至第三組武指）。說到香港電影的這種工業特徵的形成，要追溯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那時香港“新浪潮”風起雲湧，不少新銳製片公司紛紛冒起，打破了邵氏、嘉禾的壟斷地位，而邵氏經營多年的“東方好萊塢”片廠制度及風格亦由此逐漸沒落。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香港電影呈現“三魁報春、百花齊放”的興旺局面，從籌劃到攝製再到公映收成本，電影工業流程更呈現出香港獨有的迅速、機動、靈活、即興的特徵。這一特徵既為香港電影走向極盛奠定基礎，又為香港電影的迅速衰落埋下伏筆。若檢討香港電影衰落根源，創作過於即興投機當是禍因之一。昔日
港片興盛時，是檔期等片的盛況：香港影人多是同時身兼數組戲，只管悶頭拍就是，完全不必擔心賠本。即興、靈活、迅速、投機的拍攝優勢亦成為了香港電影產量劇增、質量驟降的重要禍因。而如今不少影片即時早已排好也不能上映，需要耐心等待檔期、小心拍期，稍有不慎就可能有賠無賺。明星趕檔期、編劇飛紙仔的情況只出現在少數有票房號召力的明星影人身上，而香港電影的產量也逐年縮小，由當年的年產兩三百部，跌到2006年的年產三四十部。部分代表人物
| 姓名 | 職業 | 代表作品 |
| 李小龍 | 導演、編劇、演員 | 唐山大兄、精武門、猛龍過江、龍爭虎鬥 |
| 許冠文 | 導演、演員 | 半斤八兩、摩登保鏢、鬼馬雙星、賣身契 |
| 趙雅芝 | 演員 | 傻探出更、英雄無淚、彈指神功、發錢寒 |
| 周星馳 | 出品人、製片、導演、編劇、演員 | 大話西遊、喜劇之王、功夫、少林足球 |
| 成龍 | 導演、編劇、演員、歌手 | 醉拳、警察故事、尖峰時刻、紅番區 |
| 周潤發 | 演員 | 英雄本色、賭神、臥虎藏龍 |
| 張國榮 | 演員、歌手 | 阿飛正傳、倩女幽魂、霸王別姬 |
| 劉德華 | 演員、歌手 | 賭俠之大戰拉斯維加斯、桃姐、天若有情 |
| 王家衛 | 導演 | 阿飛正傳、重慶森林、一代宗師、春光乍泄 |
| 許鞍華 | 導演 | 瘋劫、書劍恩仇錄、女人四十、半生緣 |
| 徐克 | 導演 | 黃飛鴻、新仙鶴神針、倩女幽魂 |
| 杜琪峯 | 導演 | 暗戰、意外、毒戰 |
| 吳宇森 | 導演 | 發錢寒、英雄本色、喋血雙雄、諜中諜 |
| 陳可辛 | 導演 | 門徒、金雞、如果愛 |
| 洪金寶 | 演員、導演、製作人 | 福星高照、A計畫、殺破狼 |
| 許冠傑 | 演員、導演 | 半斤八兩、摩登保鏢、最佳拍檔、鬼馬雙星 |
| 楚原 | 導演 | 英雄無淚、流星蝴蝶劍、天涯明月刀 |
| 劉鎮偉 | 導演、演員、製作人 | 大話西遊、東成西就、情癲大聖 |
| 張徹 | 導演 | 大上海1937、獨臂刀、上海灘十三太保 |
| 麥兆輝 | 導演、編劇 | 無間道、頭文字D、傷城 |
| 爾冬陞 | 導演 | 新不了情、早熟、竊聽風雲 |
主要電影公司：電影懋業公司、邵氏、嘉禾、新藝城等。
香港年度冠軍
周星馳 第二名：許冠傑1974 《鬼馬雙星》1975 《天才與白痴》1976 《半斤八兩》1979 《賣身契》1981 《摩登保鏢》1982 《最佳拍檔》1983 《最佳拍檔之大顯神通》
第三名：成龍1979 《笑拳怪招》 1980 《師弟出馬》 1987 《龍兄虎弟 》 1995 《紅番區 》 1996 《警察故事Ⅳ 簡單任務》 1997 《一個好人》
第四名：許冠文1974 《鬼馬雙星》1975 《天才與白痴》1976 《半斤八兩》1978 《賣身契》1981 《摩登保鏢》
第五名：王羽1967 《獨臂刀》 1968 《金燕子》 1969 《獨臂刀王》 1970 《龍虎鬥》
評論
雖然香港電影是以娛樂為主的商業電影模式，但是，在娛樂的核心，卻散發著社會閱讀的模式，而使得香港電影在影像中或多或少的對社會現實獲得一點的認識與了解（更何況，寓教於樂是中華文化中的優良傳統，而香港電影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跟內地電影幾乎是相互融貫的）。如香港的多年以來的住房問題，從20世紀50年代的李曉導演的《危樓春曉》，到60年代的秦劍的《難兄難弟》，再到70年代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方育平的《獅子山下》系列，甚至是80年代成龍的《警察故事》、90年代張之亮的《籠民》等，都多多少少的反射出香港社會的住房緊張的問題；又如香港的治安與黑社會問題的嚴重，也在不少的電影中出現，甚至警匪動作片成為香港電影的主流之一，如《英雄本色》、《黑社會》等。
香港電影是香港社會現實的某種反射，因而也貫穿了香港人的重要精神面貌：樂觀自信。即使是在回歸以後有了祖國這個“母親”這個“大家庭”，即使是面臨困境與挫折，這種在港人的日常生活中所凝結的香港精神也被融入於影片之中，無論回歸之前，或者回歸後的作品中。
殖民地的歷史是香港19世紀以來的不可揮抹的痕跡，也雖然給香港帶來了不少的傷痛，但是，不能否認這種殖民統治所帶給香港的積極的影響，尤其是20世紀60-70年代香港經濟的騰飛，而也使得樂觀自信成為港人的一個重要精神面貌。
1961年，郭伯偉爵士擔任港英政府的財政司，直到1971年。在這十年當中，他推行所謂的“積極的不干預”政策（主要是認為政治家與文職官員不必像工商界人士那樣通曉經濟，也不比為商業衰退承擔責任；而政府只需為了赤貧者的利益進行最低限度的集中干預），使得扣除掉通貨膨脹因素，香港的實際工資增長了50%，月收入低於400港元的家庭從50%下降到16%，更是使得香港逐漸形成了典型的現代社會態度，甚至港人以近乎藐視的眼光看待經濟發展相對緩慢的英國（認為英國經濟的癥結在於政府扶持難以存活的企業，導致進取精神的喪失），再加上在政治上香港處於英國與中國的夾縫中，香港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獨立，而經濟的迅速騰飛，更是使得他們相信多勞多得、相信明天會更好。（1971年11月麥理浩爵士的擔任香港總督則促使香港經濟的進一步騰飛。）就如劉德華在接受採訪時所說，香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發展，裡面有好多的挫折和讓人沮喪的時候和事件，但是有港人的不停地支撐著，使香港不屈不撓。
“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勞多得……”在《麥兜故事》中，麥太一邊練著體操一邊唱著，儘管麥太是單身母親，帶著麥兜過著普普通通的生活，但是，她希望孩子出生後即使沒有周潤發、梁朝偉般的帥氣也要有好的運氣，她相信明天會更好而可以帶著兒子到馬爾地夫看藍天白雲，即使在面對著一次次的失敗與挫折。而春田花花幼稚園的Miss Chen所教給麥兜他們的那首英文歌曲，《All thing bright and beautiful》，同樣是充滿著陽光般的溫暖與明麗。至於麥兜，更是一次次的在挫折與失敗中爬起來，繼續的往前走著，希望，失望，希望，失望，希望，失望，希望……希望永遠都比失望要多，而明天會更好，這是麥兜所堅信的，也是港人所堅信的。
即使是那個因為遭遇了亞洲金融風暴的阿金，在自助銀行中她仍然不忘給予同樣處於困境中的歹徒以教導樂觀自信的港人精神，別的舞女因為長得漂亮而有不少的顧客關注，而阿金則以自己的獨特的“醉拳”賺錢甚至敬業……20世紀70年代的一樓一鳳，80年代的股市大跌（在陳可辛導演的《甜蜜蜜》中也有所表現），再到90年代的北姑的紛紛湧入香港“淘金”“討吃”以及亞洲金融風暴，雖然也表現出阿金的從“得意”到“失望”再到“嘆氣”的過程，但始終洋溢著阿金的樂觀自信的香港精神，也從沒有放棄希望－－影片最後的阿金得到了朋友償還的錢，則是這個希望的具體體現。
香港電影很多時候的大團圓的結局，其實也是香港人的那種樂觀自信的精神的一種體現，即使面對再大的困難，都心存希望，明天會更好－－如果比較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以來的主流動作電影，這種樂觀自信的現代港人精神更加的明顯。張徹曾經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60年代的內地的文化大革命與香港天星輪提價所引發的港人暴亂對他的武俠片的影響，而在他的作品中往往都是以主角的死亡為終結，如《報仇》、《刺馬》等；但到了吳宇森（他深受張徹的影響），孩子這個未來的希望的象徵則被一而再的再現於影像中，無論是《英雄本色2》還是充滿暴力的隱喻的《喋血街頭》，甚至《辣手神探》的高潮戲中穿插了救助嬰兒的場景；而到了劉偉強導演的“古惑仔”系列，黑幫英雄得以更加的年輕化的處理，且散發著自信的因素……
而即使是在一些悲劇性的作品當中，也不乏這種樂觀自信的因素，如張婉婷的《玻璃之城》，父輩的愛情在車禍中走向終結，但兒女一代卻在不斷的誤會與消解中逐漸的走到了一起；《狗咬狗》是香港電影中少見的一部暴力、灰色的CULT作品，但最後出生的嬰兒則給這個灰色的故事帶來了最後的一絲希望與亮色；杜琪峯在《槍火》中讓五兄弟之一死裡逃生，儘管整部影片散發著濃濃的死亡的氣息，而到了《放·逐》雖然是讓五兄弟逐一的斷命天涯，但離開的妻子孩子則成為影片中明天的希望；即使是非常黑色非常悲劇的《非常突然》，影片最後六個警察與兩名匪徒在槍戰中同歸於盡，但黃浩然所扮演的警察卻因為之前的一次槍傷而逃過此劫－－老子的禍福轉化思想，成為影片的非常突然的死亡中的最後的希望……
這就是香港人的精神，也是香港電影中所貫穿的，希望，即使遭遇再多的失望，希望還是隱隱若若的浮現著……
最新資訊
2009年08月31日證券媒體報導，就在各路猛片大戰票房的暑假即將結束之際，香港電影發起一輪“絕地大反攻”，《竊聽風雲》、《大內密探零零狗》、《復仇》、《變節》等連番上演，讓喜愛香港電影的冬粉們過足戲癮。若問影迷為什麼喜歡港片？答案通常都是“中西合璧”。意思就是，香港電影既充滿了符合中國傳統審美的俠骨柔情，又吸收學習了好萊塢式緊張刺激的說故事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