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江曉原
本書為解讀數百年來西方偉大作家和重要作品提供了引導，無疑會激發你重溫經典的欲望，但它又絕不只是一份西方文學作品的必讀書目，其中融合了對學識的喜愛和對審美的激情，才華橫溢而又雄辯無礙地維護了一種統一連貫的文學文化，在從今往後的歲月里，它將引領我們重拾西方文學傳統所給予的閱讀之
《西方正典》本書的評論
但是，在如今這樣浮躁的年頭，還會有一本書真當得起這樣的讚譽嗎？還會有一個人真寫得出這樣的書嗎？莫非是厚顏無恥的溢美之辭？
這本書名叫《西方正典》（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ａｎｏｎ）。作者是曾任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現任耶魯大學及紐約大學講座教授的哈羅德·布倫（Ｈａｒｏｌｄ Ｂｌｏｏｍ），他是美國著名文學教授、批評家、美國學術院院士。
所謂“正典”，本有“宗教法規”、“傳世之作”、“經典”等義。布倫選擇西方歷史上２６位偉大的————他認定為偉大的————作家的作品，謂之“西方正典”，進行評論、串講、賞析，構成一本六百多頁的力作，自１９９４年出版之後，好評如潮，幾乎被捧上了天。
布倫的有關學說，其實在十多年前就已經被介紹到中國大陸了，就是他那本著名的《影響的焦慮》 （Ｔｈｅ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ｎｆｌｕｅｎｃｅ）。他在那本書中闡釋一種詩學理論，其大意為：當代詩人就像一個具有俄狄浦斯戀母情結的兒子，面對著“詩的傳統”這一父親形象，兩者截然對立。在強大的傳統面前，當代詩人被壓抑、被毀滅，他們只能用各種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對前人的“誤讀”————即布倫所說的六種“修正比”————來貶低前人，否定傳統，從而樹立自己的形象。不過他強調，他所說的這種對立和鬥爭規律不適用於莎士比亞及其以前的詩歌。
莎士比亞為什麼如此特殊，布倫在《西方正典》中給出了更明確的闡釋———莎士比亞在本書中成了其餘一切正典的標尺：“莎士比亞是一個獨特的案例，在他面前，先人前輩們無不矮了一截”，而莎士比亞的後人們則無一不在莎士比亞的巨大影響之下。在布倫的理論中，莎士比亞成了整個西方文學的核心，“他已經變成他之前和之後所有作家的試金石”。事實上，在布倫所選定的２６個大師中，莎士比亞之前的只有兩人；喬叟和蒙田，他們兩人的地位是根據他們對莎士比亞的影響而確立的。
在莎士比亞的巨大影響之下，後人們怎樣才能確立自己的地位呢？或者說，他們怎樣才能使自己的作品也得以進入“正典”之列呢？答案是某種“疏異性”
（ｓｔｒａｎｇｅｎｅｓｓ）————與《影響的焦慮》中的“修正比”有類似之處。疏異性是文學作品贏得正典地位的原創性指標之一，但究竟是什麼東西，布倫的表述卻玄之又玄：“此疏異性若非令我們完全無從吸收融合，就是化為渾然天成之貌（ａｇｉｖｅｎ），使我們感覺不到其特異之處。”如果說得簡單一點，“疏異性”或許可以理解為對莎士比亞的疏遠和變異————因為莎士比亞是衡量他們每個人的標尺，而他們都是處在莎士比亞的巨大陰影之下的，不竭力抗爭，不強行疏遠和變異，就將無以自立。所以“正典本身，就是一個持續進行的競爭”。
對於受過自然科學訓練的人來說，布倫在《西方正典》中熱情奔放的論述，固然可以引起不小的閱讀快感，但是往往很難令人信服。因為到處都是通過感覺、聯想、類比而來的論斷（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而不是有邏輯力量的論證。比如他選定的２６位文學大師中竟有弗洛伊德（主要著眼於他的文論），因為“我喜歡的是對弗洛伊德的莎士比亞式解讀，而不是對莎士比亞的弗洛伊德式解讀”。又如：“西方正典唯一的貢獻，是它適切地運用了個人自我的孤獨，這份孤獨終歸是一個人與自身有限宿命的相遇。”這類讀之朗朗上口，思之不知所云的話頭，在書中到處可見。也許這就是人文學者的風格，我們也拿他沒辦法。布倫自稱“不想告訴讀者該讀什麼、怎樣讀，只想談論自己已經讀過，而且認為值得再讀的書”———他不是要和你講道理，而是在向你談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