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西方正典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1930年７月11日生於紐約，當代美國著名文學教授、“耶魯學派”批評家、文學理論家。曾執教於耶魯大學、紐約大學和哈佛大學等知名高校。
哈羅德·布魯姆先後就讀於康奈爾大學和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55年起在耶魯大學任教。早期研究浪漫主義詩歌，曾出版過論布萊克、雪萊、葉芝、斯蒂文斯等英美詩人的專著。六十年代布魯姆通過對英國浪漫派詩人的深入研究，動搖了對T·S·艾略特的保守形式主義批評在美國學界的支配地位。七十年代前期轉向一般文學理論研究，與德·曼、哈特曼和米勒並稱耶魯四大批評家，以詩歌誤解和影響的焦慮理論更新了對文學傳統的認識。九十年代以後又轉向《聖經》和宗教研究。
1973年推出《影響的焦慮》，“用一本小書敲了一下所有人的神經”，在美國批評界引起巨大反響。
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詩歌批評、理論批評和宗教批評三大方面。他以其獨特的理論建構和批評實踐被譽為“西方傳統中最有天賦、最有原創性和最有煽動性的一位文學批評家”。
江曉原：《西方正典》對文學很悲觀好些年前，我曾寫過一篇評論《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的文章，那時我讀的是台灣繁體字版，高志仁的中譯本。此後，我不止一次對媒體和出版界的朋友感嘆，這么一本不錯的書，大陸出版社怎么就不出呢？如今此書的簡體字版終於問世了———譯林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是另外一個中譯本。
以莎士比亞為標尺選擇正典
所謂“正典”（canon），在西方有“宗教法規”、“傳世之作”、“經典”等意。本書選擇西方歷史上26位被作者認定的大師的作品，謂之“西方正典”，進行串講、賞析和評論。這26位大師是：但丁、喬叟、莎士比亞、塞萬提斯、蒙田、莫里哀、彌爾頓、詹森、歌德、華茲華斯、奧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艾略特、托爾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魯斯特、喬伊斯、伍爾芙、卡夫卡、博爾赫斯（阿根廷）、聶魯達（智利）、佩索阿（葡萄牙）和貝克特（愛爾蘭）。
本書作者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曾任教於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及紐約大學，是美國著名文學教授、批評家、美國學術院院士。上世紀80年代末，他的有關學說已經被介紹到中國大陸，就是他那本著名的《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布魯姆認為，莎士比亞構成了一切正典的標尺。本書所選26人中的喬叟和但丁在莎士比亞之前，但此兩人的地位是根據他們對莎士比亞的影響而確立的。在莎士比亞的巨大影響之下，後人們怎樣才能確立自己的地位呢？換句話說，他們怎樣才能使自己的作品也得以進入“正典”之列呢？答案是某種“陌生性”（strangeness，其實還是台灣譯本的譯法“疏異性”更準確）。陌生性是文學作品贏得正典地位的原創性指標之一。在莎士比亞的巨大陰影之下，不竭力抗爭，不強行疏遠和變異，就將無以自立。
本書從頭到尾貫穿著對文學的悲觀情緒
本書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並不是布魯姆的“正典”和“疏異性”理論，而是布魯姆對文學極度悲觀的態度。本書從頭到尾貫穿著悲觀情緒，這僅從標題上就可以看出：第一章的標題是“經典悲歌”，末章標題則是“哀傷的結語”。布魯姆認為現今的狀況是“低劣”的，是“萬物破碎，中心消解”，今日的學術界“已經變得走火入魔了”，他抱怨周圍“全是些譁眾取寵的教授，法德理論的克隆，各種有關性傾向和社會性別的意識形態，以及無休止的文化多元主義”，這使他感到文學研究的分崩離析已經不可避免。而時尚的MTV、饒舌樂、電腦和網路構成的虛擬空間（注意本書初版於1994年，那時這些空間形態還很初級）等“聲像文化”，當然也讓布魯姆十分厭惡，只有當想像到詹森博士或喬治·艾略特如果見到這些玩意兒時必會“加以嘲笑和拒絕”，才能給他一點安慰。
前些天我參加了一個由知名教授接受媒體提問的聚會，主題是書籍與閱讀。我發現瀰漫在那個聚會上的氣氛，倒是與布魯姆的悲觀情緒十分合拍。教授們紛紛哀嘆如今的年輕人不肯讀書了，至少是不肯讀經典了，他們唯讀那些“拜金和媚俗”的垃圾書籍，只肯“讀圖”，要他們用“蘭”字組詞都不會，等等。看來這種對世風日下的哀嘆，本身就是相當時尚的，而且是“與國際接軌”的。
不過，悲觀與否，取決於個人的性情和立場，並非完全聽從理性。喬治·艾略特若生活在今日，面對流行藝術與網路世界，未必真的會像布魯姆所希望的那樣“加以嘲笑和拒絕”，說不定還會樂此不疲呢。
布魯姆只能告訴讀者：我讀了些什麼，以及哪些書籍值得去重讀
學者固不能媚俗，但也不能反過來“媚雅”。雅俗之間，學者的立場，不妨借用孟子所說的“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即學者根據自己的性情和操守治學，是雅是俗，時尚與否，皆非我所慮也。有一天時尚忽與所治之學合拍，不妨聽之；又一天時尚忽與所治之學遠離，依然聽之。也就是類似於莊子所言“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境界。因此，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一書結束時說，“要告訴你們的，既不是讀什麼也不是怎樣讀，我只能告訴你們我讀了些什麼，並且哪些書籍值得去重讀”，也還算是合情合理的。
至於布魯姆告誡說“經由閱讀而面對偉大，是一種私密而費時的過程，也無法融入批評的時尚。現在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過時”，雖然抱怨“過時”還是有些意氣用事，但也不無道理。在如今這個“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時代，要靜下心來進行真正的“面對偉大”的閱讀，有幾人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