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的兒女們》

《穆斯林的兒女們》

《穆斯林的兒女們》最初叫《歸真》,後改名為《墓地與搖籃》在《新月》雜誌發表,最後才定名為《穆斯林的兒女們》。《穆斯林的兒女們》獲1991年度莊重文文學獎。長篇小說《穆斯林的兒女們》(修訂版)已於2011年5月在黃河出版傳媒集團陽光出版社出版,全文45萬字,與原作比各方面都有重大突破。修訂版後記(感謝鄉村生活)2011年11月7日在《文藝報》刊發,並被中國作家網轉載,訪談錄《讓歲月去驗證》2012年1月5日在《文學報》刊發,並被中國作家網轉載。

穆斯林的兒女們》最初叫《歸真》,後改名為《墓地與搖籃》在《新月》雜誌發表,最後才定名為《穆斯林的兒女

《穆斯林的兒女們》《穆斯林的兒女們》
們》。書名的更改,袒露出作家對本民族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冷靜思考和深切關注。《穆斯林的兒女們》則著力展現的是回回民族在社會生活動盪中,心靈變化的歷程。通過人物心靈的變化和發展,我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社會生活的變遷以及時代脈搏的跳動。
《穆斯林的兒女們》獲1991年度莊重文文學獎

在揭示人物複雜心態方面,《穆斯林的兒女們》的作者是從兩個方面著筆的,一個是寫人物自身內心的矛盾衝突,由此表現人物豐富複雜的精神世界。作品中雖然擷取的只是一種最平常、最普通的生活現象,幾位主要人物也是最基本、最平凡的穆斯林民眾,但就是在這些一般穆斯林民眾組成的生活現象下面,挖掘出了回族人民對改革潮流的種種態度。通篇描寫的大都是家務事,但在這些家務事中,卻將改革的衝擊力鮮明地展現了出來。作品中杜石朴的性格形成、發展、變異及至歸真,包含了沉重的歷史內容。杜石朴的悲劇,是一個生性耿直而又推行極左路線的回族幹部的悲劇。一方面作家將杜石朴性格的塑造,放入特定歷史環境來完成,窺探歷史變遷中的不合理因素是怎樣地扭轉人物性格正常發展的軌跡,揭露了“左”的路線及不正之風的危害性;另一方面,作者又經過認真的藝術構思,宣傳了黨的富民政策,促使了杜石朴性格的轉化,進而在人物與時代的相互聯繫中揭示了人物性格的歷史悲劇。作為一個穆斯林,杜石朴是虔誠的,每每回到家中便以“按色倆目”問候雙親,但同時,由於長期受極左路線的影響,又不惜破壞清真教規,強迫民眾執行拆寺養豬政策,以致造成嚴重的流血事件。杜石朴性格轉化的重要契機是由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撥亂反正及新經濟政策,使梨花灣出現了多種經營、聯產承包。這時,他從自己的人生經驗中深深體會到責任制的優越,也親眼看到,開展多種經營、靠勞動發家致富,貧窮落後的梨花灣有了希望,一改往日那種暗淡的境況,田野果園充滿了熱騰騰的氣息,也正是在這思想感情的基礎上,馬存惠主動提出讓他當隊長,公正地肯定他的成績,寬容諒解地指出他的缺點,這更引起了他極大的思想震動。馬蘭不幸落水後,他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毫不猶豫地捨身相救,從而走向了生命悲劇的終點。他死的平靜、坦然,“是的,該做的事大都已經做完,也該好好地歇息歇息了。想到今天是宰牲節,他的臉上和嘴角顯出了微笑。多么神聖的日子啊,能在這樣的時光里長長睡去,也說明他來世的前景不壞。”
《穆斯林的兒女們》的作者,在對人物的塑造上不僅著眼於人物的複雜心態,而且還注意揭示人物現實心態的歷史發展。這主要表現在海文和馬存惠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小說中的海文,自幼喪父,高中畢業回鄉,在同民眾一起參加改革家鄉的實踐中,思想敏銳深刻,善於集思廣益,剛強的性格和過人的智謀使他成為本村改革的引路人。但是,艱難的致富道路和複雜的人際關係,使他無時無刻不在經受著傳統文化和宗教意識的影響,尤其是每當愛情遇到挫折、人身受到陷害時,潛藏在他靈魂深處的種種困惑感、苦惱和痛苦也就明晰可見。作者對海文形象的塑造是傾注了極大的熱情的,在對人物傳統精神的揭示中,寄寓著對新一代回族青年平凡而崇高品行的謳歌,這種品德是回回民族在歷史演變中賴以生存、繁衍和發展的動力。作者的這一審美意識在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然而作品對海文的精神、心態較多地寫了民族文化心理積澱的一面,對其在時代的發展中如何對這種積澱進行掙脫和揚棄的艱難過程卻著筆不夠,因而人物心靈歷程的軌跡不甚明顯,人物心態的複雜內容也描寫得有些簡單化了。和海文相比,小說對馬存惠阿訇的刻畫比較新穎、獨特。作者準確地把握住了他的性格。特徵和宗教意識,細膩地表現了他勤勞、善良、樸實而又固執的性格。他奉行《古蘭經》里對人“要原諒,要勸導,要避開愚人”,“應當以最優美的品行去對付惡劣的品行”的信條。杜石朴雖是他的仇家,他卻仍然主張對其寬恕、諒解,並引述《古蘭經》中“憐憫全世界的人”來勸說民眾。正因為如此,在改革中,他以民眾利益為重,不僅鼓勵有勞動力的家人靠勤勞致富,並把一些缺乏勞動力的困難戶、烈軍屬聯合起來,使這些人也能夠脫貧致富。無疑,他的這些行為是回族農民所期待的真正的改革,儘管他的力量與杜石朴相比暫時還弱一些,但其生命力是強大的,代表了改革的主流,使人們看到了改革中回族農民精神流變的走向。但就整個農村改革而言,改變梨花灣貧困的歷史進程是漫長的。這塊黃土地上穆斯林的兒女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仍將擺脫不了生產力落後的狀況。查舜正是通過《穆斯林的兒女們》來揭示這種民族文化心理,給我們以新的啟示。由此可見,《穆斯林的葬禮》和《穆斯林的兒女們》描寫的都是回回民族歷史和現實生活,都是將分散在各個空間的人物群體組成同類型的系列形象。這種描寫,對於各個具體人物來說,是一個複雜的內心矛盾過程。霍達和查舜卻沒有簡單化、公式化,而是在對人物進行多層次的展示中,揭示出人物複雜心靈變化。這種描寫心靈的藝術又表現出這兩位作家的相似和各自獨特的風格。在梁亦清一家三代人身上有霍達的影子,在海文的身上留下了查舜的感情。對待藝術作品,恩格斯說過:“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5】所以,從某種意義來說,作品中梁亦清、韓子奇、馬存惠等人的生命境遇就是中國穆斯林由過去向現代化進行中的痛苦歷史。他們經歷了近代史上的民族災難的困惑和彷徨,由此才更加突現出民族靈魂搏鬥的複雜和深刻性、普遍性和長期性。

作者簡介

查舜,回族,1950年9月生,寧夏靈武市人,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寧夏文聯副主席,寧夏作家協會副主席,一級作家。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穆斯林的兒女們》、《青春絕版》,和《月亮是夜晚的一點明白》中短篇小說集《拯救羞澀》,散文集《我本是條漢子》等。《穆斯林的兒女們》獲1991年度莊重文文學獎,《月照梨花灣》獲第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優秀中篇小說獎。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終身特殊津貼

作者談創作

我非常贊成詩人李季的觀點。也可以說,是30多年的創作經歷,使我越來越走近了這個觀點。有許多事情要想認識清楚,的確也還需要一個過程。如果,在我剛剛步入創作之路的時候,有人談這個觀點,我很可能不會認同。首先,文學創作需要作者具備的素質太多:閱歷要豐富、功底要紮實、稟賦要良好、體魄要健康、意志要頑強等等。尤其必須指出的是,它是一個極其消耗時光、消耗青春、消耗心勁的職業。在北京上學期間寫《穆斯林的兒女們》那部長篇小說時,我曾五易其稿,每一遍都得通改,一稿就是30萬字,五稿150萬字。別人上街時我在寫,別人旅遊時我在寫,別人跳舞時我在寫,別人打球時我在寫,別人休息時我還在寫。也就是說,我把許許多多該享受人生樂趣的時間,都用在了創作上。第五遍通改下來,不只是把右手的大拇指甲寫得倒翹了起來,中指也被鋼筆磨上了厚厚的一層老繭。而當去人民文學出版社找我的導師王鴻謨先生的路上,我提著一大包手稿,有好幾次竟神智恍惚,眼冒金花,就連走路也打起了趔趄。今天想起,那真是一種有關身家性命的冒險。

至於在如今有人把創作當成自娛自樂的“遊戲”,我看也沒有什麼不可以。那大都是我行我素者所為,說到底是想換換活法兒。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那絕不是一種做事業的姿態和心理準備。

《穆斯林的兒女們》序

他在瘠土中生長
——《穆斯林的兒女們》序

查舜現在雖然已經穿上了西裝,可是給我的印象還仿佛他剛剛從田裡走來。他考上魯迅文學院去北京學習之前,到我家來告別,說了一件使我很感動的事:他背著行李已經走出了村子,他那身體孱弱的妻子,拿著一雙單鞋急急忙忙趕來,跟他說,現在天氣熱了,穿膠鞋磨腳,要他把布鞋換上。這是一個很小的細節,在別人聽來也許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但卻把我一下子帶入一個古老而蒼涼的意境:蓬門柴扉,妻孥翹望,遠行的學子隱入蒼茫的炊煙之中;這裡有家人眷眷的心,有壯士對未來的憧憬,而一切又都給人一種不確定感,似乎埋伏著一個懸念。當時,我只泛泛地說了一些鼓勵的話,叫他不要急於事功,多學點知識等等。說的人勉強,聽的人不痛不癢。以後的兩三年里,大部分時間他在京就讀,也有實習假回故鄉來體驗生活、從事創作,除了見到的《延河》《朔方》《天津文學》《民族文學》等
刊物上他的幾個有些追求和探索的短篇小說之外,他好像沒有什麼較大的建樹。我有時也有些納悶,八二年他的中篇《月照梨花灣》在區內外引起過反響,這段時間,是所學的課程太重,是在集中時間讀書,還是他創作上遇到了什麼苦惱?但今天,他竟忽然拿出一部長篇來了。
我閱讀的當代文學作品不多,僅我視野所及,查舜的這一部小說,大概可說是我國當代文學中第一部由回族作者寫的正面反映回族人民生活的長篇。我不禁為他高興,為他的妻子高興,為他的老父高興,也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按美國著名編輯薩克斯的說法,出版的第一個原則就是溝通思想。那么,查舜這部長篇小說的出版,就使一個古老而偉大的民族——回族與中華民族其他各民族,尤其是漢族之間的思想溝通上,新掘了一條細小的、但又是會不斷地涓涓暢流的渠道。
我一向不願給人作序或前言。我很有自知之明:雖然有點名氣,卻是毀譽參半,弄得不好,不但是狗尾續貂,簡直會把正文都糟踏掉。但是對查舜的第一部長篇,我還是想說一點話。
近年來,提倡和研究“西部文學”者不乏其人。我的感覺是,提倡者和研究者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創作的對象上,正如我們對魔幻現實主義的介紹,著眼點也在於說它忠實地表現了拉丁美洲的神奇現實。而對於作者本身,我們卻忘記了他正是從這種現實中向我們迎面走來的。作品所描寫、所表現的地域性,就是作者的思維方式、審美經驗與審美心理的根據。如果我們可以確認有一種“西部文學”的話,那么,我認為這“西部文學”只能由“西部人”來寫;現代的“西部文學”,不應是與古代的“塞上詩”似的,完成於偶然涉足此間的遊客之手。而當我們談到“西部文學”的時候,我們也應切記中國的西部是一個有眾多少數民族雜居的地域。於是,各少數民族的文學就理應作為主幹而使“西部文學”能堅實地站立在中國的文壇上。
遺憾的是,現在的情況似乎還不是這樣。各少數民族的作者,除西藏有一兩位外,還沒有在他們的局限性中展開他們的全面豐富性。對了!就是那種局限中的豐富。局限,是屬於他們自身的,任何別民族的天才去染指,都不能表達出那種迷人的局限,反而會破壞掉那種局限中的迷人之處;而那局限中又有著無限的豐富性。那種豐富性,也只有他們自身才能用他們特有的心靈去感覺,去一點一點地揭示出來。
唯其如此,所以我覺得查舜這部既屬於他,屬於他那個民族,又屬於中華這個大民族的長篇小說是難能可貴的了。
查舜這部小說所描寫的風土人情,我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我在這間鋪著地毯、擺著現代音響設備的房間裡只要一閉上眼睛,我的全身心,都能感覺得到黃土的氣息和回族老鄉們的音容笑貌。他寫了他們的愛情,尤其是兩戶仇家的兒女的愛情以及人際關係,讓人深思,給人啟示。他寫了他們在風雲變幻的當代政治形勢下的遭遇,著重寫了他們在西部高原上艱苦奮爭的事跡,這些都富有歷史感。然而要是我來寫,我就不會像他寫的這樣。我們兩人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各自的感知方式。我認為,作為一個回民,他有比一個漢族作家對他本民族的老人、青年、婦女和姑娘們更為獨到的觀察與體味。這點在文學創作中很重要。讀查舜的這部小說,會發現有種鮮明的色彩和格調。作品的語言、情節、人物以及他們的心理、氣質,都帶著他和他們的氣息,洋溢著穆斯林特有的靈光和趣味。漢族作家對少數民族的觀察,最初感受到的只不過是語言、服裝、民俗習慣的信息,要深入到對象的心理素質,他必須花一番力氣去探求。而查舜仿佛得來完全不費功夫,他僅僅需要在小說中表現出他自己。連缺陷也屬於他特有的。
回族是一個與伊斯蘭教有密切聯繫的民族。雖然我們是無神論者,我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宗教,但正因為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便不能迴避宗教的存在,不能迴避伊斯蘭教作為一種文化在回族人民的心理素質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當漢族作家正流行著“尋根熱”的時候,回族作家在他反映回族生活的作品中便不可能不描寫伊斯蘭教的影響。伊斯蘭教,經過十幾個世紀的傳播,到現代已經成了回族的文化積澱與心理構成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觀查舜的這部小說,我感到他在有關這方面的描寫中,在自由馳騁的同時,還是極力把握所謂的“分寸”的。
如果我們熟悉查舜生長的土壤,我們便能知道他在藝術上和思想上勇敢地邁出的這第一步是多么不容易。寧夏回族自治區沿黃河展開的平原,即地理學上稱之為“河套”的,是一片美麗富饒的土地。這裡生活著四百萬回漢族人民,一個文學家藝術家也許會在這裡發現許多動人的故事,但就其成長來說,這卻是一個令人感到寂寞的地方。這裡缺少思想與思想的化合和心靈與心靈的碰撞;具有藝術才華和勤於追求的人,經常會像孤獨的分子游離在凝重的物質之外。靈感的火花僅僅是靠與凝滯的生活摩擦,而你必須立即把握住,這既要憑你的經驗和藝術感覺,還要充分地發揮想像力來突破這狹小的空間。
當然我不是說這部小說所表現的東西僅僅是限囿於寧夏的或西部的,作為藝術品,尤其是長篇,理該追求更博大更深厚的蘊量。我以為查舜正是這樣努力去實現的,誠如他自己曾說過的:“一個不向著世界,不向著人類,只盯著或想著本民族的寫作者,是很難寫出真正的藝術品來的。”當我捧著這部小說時,我感覺到的分量遠遠比它沉重得多。近三十萬字,五易其稿,歷時數年,每次通改都需要付出極大的否走、擺脫、超越原我的代價。如果把他在家鄉昏黃的燈光卜所發出的孤寂的嘆息和魯迅文學院學友們競爭的壓力加進去,則會是一個不可忍受的重量。不過,他畢竟忍受過來了,他背著這樣的重量在藝術的領域裡從自己的局限出發,一步步地追求局限中的豐富,因為他意識到了自己的責任。
兩年多的文學院生活已經結束,這部作品無疑是他獻給母校和社會的一份答卷。
如今,他又考入北京大學作家班學習,我相信勤奮、刻苦。善於求索的查舜會有更大的抱負。我遙祝他成功!

1986.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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