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國記略》《瑞典國記略》寫於中國清朝末年。這是一部寫本，紅格，使用一種近似開化榜紙的上好白紙書寫；每半頁6行，每行20字，小字雙行同。全書約15，000字左右，字型端莊，書寫謹飭，略無添改。整篇分作上、下兩卷，每卷各自裝訂為一冊。封皮和題寫書名的籤條，均為帶有龍和雲紋圖案的明黃色綾子。四眼線裝，裝訂所用絲線，亦同為明黃色，並有明黃綾子包角。這些外觀特徵，明確無誤地向我們表明，這部書應當是專供皇帝在宮中御覽的進呈本。
圖書簡介
《瑞典國記略》目錄書籍的內容，可以概見於如下目錄：
卷上：
國史
官制、兵制、水師、武備、兵費
絲戛戛樂德礟船圖考
天時
卷下：
政令
鐵路
兵輪、水雷船〔礟船附〕
圜法
關稅
財賦
礦務
廠務
電線、得律風
出口、進口貨及土產
學校〔戶口附〕
由此目錄和全書的篇幅，即可以看出，書中對瑞典的記述，已經大大超出了《海國圖志》或是《瀛寰志略》已有的程度。書中卷上“官制、兵制、水師、武備、兵費”一章在記述礟台狀況時，提到“台內布置，一切未得其詳，緣國例不準外人入台閱視”；又卷下“兵輪、水雷船〔礟船附〕”一章，談到瑞典生產的帶有防止誤擊保險裝置的新式手槍，作者“特購覓一枝，暨圖一紙，以備考驗”；另外，瑞典木他拉船廠製造的“淘河機器船”，雖“甚屬靈便”，惟苦於“其法不輕以示人”，作者只好“設法覓得船圖三紙，以便考證”。這些記述都表明本書作者是負有專門使命的清朝考察專員，書中所記述的內容，均系得自直接的觀察，或者是在瑞典蒐集到的資料，而這部書稿，實際上就是此人回到清朝後向朝廷呈遞的考察報告。
成書年代
《瑞典國記略》正文首頁由於書中沒有署名，作者還有待考證。關於其成書年代，目前可以初步做出一個大致的推測。書中出現的明確年代，最晚的是在卷下《學校》一章所附“戶口”部分，記述“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民數四百六十八萬二千七百六十九名口”。這一年，為清光緒十四年。由此可以確定，其成書時間的上限，不得早於光緒十四年，亦即公元1888年。另一方面，此書卷上《國史》一章記述當時瑞典的國王乃是“倭思加兒第二，於一千八百七十二年承兄業即位”，“即今瑞、挪之主也”。“倭思加兒第二”，現在通譯作“奧斯卡二世”（Oscar Ⅱ）。書中謂奧斯卡二世為瑞典和挪威的共主，表明當時瑞典和挪威的聯邦還沒有解散。挪威脫離瑞典和挪威的聯邦而取得獨立，是在公元1905年，亦即清光緒三十一年。由此可以確定，其成書時間的下限，不得晚於光緒三十一年，亦即公元1905年。《瑞典國記略》一書，就應當撰述於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至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這十七年期間內。
在這一期間前後，曾經到過瑞典並且留下相關考察記錄的中國人，比較著名的有洪勛和戴鴻慈、端方這兩批人。洪勛撰著有《遊歷瑞典、那威聞見錄》，所記內容就總體性質而言，與此《瑞典國記略》頗為相似，而且從文中所提及的時間來看，其遊歷瑞典，大致也是在光緒十四年至光緒十五年前後。只是二者所記具體內容亦頗有出入，具體是否存在關聯，還有待探討。
戴鴻慈和端方出訪瑞典，是光緒三十一年清廷為“預備立憲”派遣“五大臣出洋”中的一路，所至則並非僅瑞典一國。戴鴻慈歸國後刊行有《出使九國日記》，逐日記錄包括瑞典之行在內的行程見聞。他們遊歷瑞典的時間是在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的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初三期間，值西曆5月初。挪威在這前一年的6月，已經宣布脫離瑞典和挪威兩國的聯邦；10月底，聯邦始正式解散。戴鴻慈在《出使九國日記》中也明確記有“那威自上年與瑞典分國”的內容。所以，《瑞典國記略》一書應當與戴鴻慈、端方的這次出訪，沒有任何關係。不過，戴鴻慈和端方一行人既是為“預備立憲”而專門出國考察，在此之前已經進呈內廷的《瑞典國記略》，對於朝廷選定瑞典國為出訪考察對象，估計應當會起到很大作用，而《瑞典國記略》所記諸如官制、水師、政令、鐵路等諸多內容，自然也是戴鴻慈、端方一行在考察當中重點關注的對象，這些大員們在行前或許預先閱讀過這部書籍。另外，戴鴻慈和端方這次出國考察，還帶有眾多隨從，其中是否有人曾寫過同類的著述，也是進一步探討《瑞典國記略》一書時值得關注的問題。
圖書評價
清同治八年首次出訪瑞典的中國外交使團總的來說，這是一部迄至清王朝終結、中國開始步入現代社會之前，中國有關瑞典國地理等現實狀況最為詳細的一部著述，而且它是由中國人根據直接的實地考察撰述而成。從內容上看，它是中國對瑞典國最早的全面記述；而從傳統中國社會中國人認識瑞典的歷程這一角度來看，它又是一部登峰造極的著述。
總括前面的敘述，可以看到，中國對瑞典地理以及其他社會基本狀況的認識，大致經歷了如下這樣幾個階段：即第一階段，從明末到清代康熙中期。通過西洋傳教士的介紹，對瑞典開始有初步的了解。第二階段，從康熙晚期到道光初年。主要是清朝官方和個別出洋商人，通過出使他國偶然接觸到的瑞典國民並向所在國探問相關情況；或是與瑞典來華商船的直接接觸；或是海外經商聽聞的間接傳說，對瑞典有了中國人自己的記述。第三階段，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前短暫的若干年期間。在這一時期，西洋傳教士開始重新向中國介紹包括瑞典國在內的世界地理知識。第四階段，從鴉片戰爭之後，到同治四年（公元1865 年）。在這一時期所出現的由中國人自己撰述的全球地理總志中，依據此前很長一段歷史時期的積累和編譯新近收集到的西方著述，對瑞典有了更為豐富、清晰的記述。第五階段，從同治六年（公元1866年）到光緒中期。中國人開始有目的地踏上瑞典的國土，專門去直接觀察瑞典的情況，並且留下了一批考察遊歷的日記。對瑞典的認識，變得非常具體明晰，然而還很不系統。第六階段，光緒中期以後至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清朝的結束。《瑞典國記略》一書，就是這一時期的標誌性著述。
這部書雖然沒有在社會上正式刊布，但終歸會有朝廷相關官員藉此了解到有關瑞典的全面情況，不失其實際社會效用；特別是在中國認識瑞典的歷史上，由於它所具有的里程碑式意義，很值得結合清末的歷史以及瑞典當時的地理和社會狀況，進一步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