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清代駐藏大臣傳略》
.［作者：吳豐培曾國慶編］
【ISBN】7-223-00147-X
簡介
《清代駐藏大臣傳略》吳豐培、國慶編著，此書為136個駐藏大臣各立小傳，是迄今收錄駐藏大臣最多的一部要籍，同行專家肯定此版本為最佳。章節
無論中國人怎么狡辯那段時間它對西藏實行了何種主權，都只能被歸於牽強附會。從這個角度評論，那是足以使西藏獨立事業自豪的四十年。然而歷史有時會安排一些伏筆，最終是禍是福要在時間進程中逐步顯現。中國人比西藏人更早地進入國際社會，接受了西方的主權標準並且學會了如何與國際社會打交道。當它無力對真正控制西藏做出實際行動的時候，它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向世界不停地宣稱西藏屬於中國，在各種外交場合咬文嚼字，堅持自己對西藏的主權，在任何涉及到西藏問題的檔案上進行字面上的堅守。國民黨政權在這一點上做得很認真。同時西方國家也不能無視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存在，尤其又是二戰時期的盟國，於是它們滿足於當時的現實──一方面在口頭上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國地位，另一方面則把西藏當作一個實際上獨立的國家（這種雙重標準是後來西藏政治地位之混亂的來源之一）。當時的西藏卻沒有從東方式的思維轉變。正因為它已經獲得了實際上的獨立，就寧願把自己封閉在雪山深處，不理睬外面事情，也不認為有必要去和中國人爭論那些口頭概念。查爾斯·貝爾記述了十三世達賴喇嘛不願進入國際社會的理由。十三世達賴這樣解釋：它們中的一些國家可能希望向西藏派駐代表，其他國家的旅遊者也可能希望進入我們的國家。這些代表和旅遊者就可能向我本人和西藏政府提出一些使人為難的問題。我們的風俗習慣往往與歐美不同，而我們又不希望改變這些風俗習慣。基督教的傳教士也有可能來西藏，企圖傳播基督教，就有可能與我們的宗教唱反調，這是我們不能容忍的。〔89〕
當歷史為我們拉開距離，回頭再看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選擇，不能不說是犯了一個錯誤。如果西藏在長達四十年的獨立期間，充分利用中國無暇西顧的有利時機，積極進入國際社會，爭取確立西藏獨立主權的合法地位，後來共產黨中國占領西藏時，西藏就不會落入那樣孤立無援的境地。西藏未來的歷史，也可能因此有所不同。直到共產黨的大軍已經兵臨城下，西藏才想起派人到國外求援。當西藏特使以一九一四年的《西姆拉條約》為根據，說明中國對西藏沒有主權，西藏是一直作為獨立國家進行活動時，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對西藏特使的態度很不客氣，他批評西藏人說：中國從未承認過《西姆拉條約》，中國人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西藏人認為，由於中國沒有簽署《西姆拉條約》，所以西藏是獨立的。可是西藏在當時沒有作出任何明確的決定，這是一個錯誤。後來，當你們有時間和機會做（關於獨立的）事情時，你們卻什麼都沒有做，這又是一個錯誤。在此期間，中國表現得非常高明，在國際社會廣泛宣稱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90〕
尼赫魯何嘗不希望西藏獨立而獲得一塊與中國（尤其是好鬥的共產主義中國）之間的緩衝區，但是他只能一針見血地告訴西藏人，以國際法驗證，沒有充足的理認為西藏是獨立的。確實，歷史應當以事實為主要根據，但是主權概念卻首先是在法的意義上存在。法的基礎就是那些看似虛的允諾和表態。因此，不管中國過去是否實際控制了西藏，在法的意義上卻難以剝奪它對西藏的權利。這就是為什麼世界各國從官方的角度，迄今一直難以把西藏與中國割裂開的原因。西藏四十年的自我封閉，無形中幫助固化了一種有利於中國的國際格局，成為主張西藏獨立的人難以跨越的障礙。而當時的西藏噶廈政府在致聯合國秘書長的呼籲書中，還以一種標榜口氣描述自己的封閉：數百年來，西藏人長期在遠離塵世的高山深處過著隱居生活，臣服於世所公認的佛教領袖
達賴喇嘛的統治，接受他所賜與的福澤恩惠......作為一個獻身佛教教義的民族，西藏人很早就具備了避開戰爭、和平安寧地生活、寬容待人的處世哲學和技巧，他們憑藉自己所處的地理天險來保衛自己的國家，從不捲入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事務。〔91〕
今天，西藏人認識到了那時的錯誤。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私人秘書丹增格其這樣說：“一九五○年之前，我們西藏人真是白痴。與其一成不變地自我孤立，不如對外開放和對外建立外交關係......很明顯，如果當時的西藏政府懂得利用這一段時間去和外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中國在一九五○年代也就沒有辦法這么輕鬆地就把西藏的主權問題給擺平。”〔92〕
十四世達賴喇嘛談起那一段事情，也有同樣的看法。他在回答法國記者董尼德（Pierre-AntoineDonnet）的採訪時說：“是的，西藏是完全地忘了要自我建設......整個社會、宗教界、政治圈甚至攝政本身都太無知了。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外界到底發生些什麼事情。
他們依舊以為西藏是塊神仙地，因此高高在上不會受到人世間各種糾紛的波及。真是盲從瞎信。”
盤點西藏人民出版社的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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