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1955年6月8日該劇首次上演.薩特說他的意圖是把<涅克拉索夫>寫成一個諷刺劇.首先因為不能用這種形式論述當時社會,其次因為在法國存在一種潛在的審查,扼殺這類戲劇.諷刺劇很難站住腳..
薩特說該劇本不是針對報界,而是針對某些報刊以及這些報刊所採用的反共伎倆.1955年6月8日,<人道報>刊登薩特的一次談話,題為<通過我的新劇本揭露反共報刊的伎倆,我要對爭取和平的鬥爭作出一分作家的貢獻>.其實<涅>應該稱作”鬧劇性諷刺劇”,我的目的在於諷刺.在這樣的社會裡,口頭表達形式中,戲劇最適合諷刺的形式.<費加羅報>發表了一篇挑釁性的文章,文章說這是”一個暗藏的共產黨人”的劇作.薩特聲稱有些人還沒有看劇本就號召用流言蜚語大肆反對,這是一件不可容忍的事.薩特決意把這種報刊的伎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讓讀者中的善良的人們擦亮眼睛.這個劇有一點消極,但此時次地,戲劇在消極方面,即運用諷刺,大概更為有益.歸根到底這是一種非常積極的”消極作用”.這個劇本標誌著薩特不再採用傳奇而直接涉及社會現實意願.在<魔鬼與上帝>中他已深深涉及社會現實,但通過傳奇.而這個戲他直抒胸臆.他論述的主題與巴黎戲劇界目前的觀眾之間存在著距離.
<涅>的主題是一個騙子冒充一個叛逃的蘇聯部長,在地區選舉的前夕向”大報界”透露聳人聽聞的秘密.這是一個誇張的事實.某些觀眾的失望情緒是因為他們感到劇本不夠兇狠,但薩特的意圖恰恰不是使人物全盤陰暗:希比洛不完全是一個出賣思想和靈魂的記者.他也是受騙上當的,是他的報業所維護的思想的犧牲者.巴洛丹酷愛他的職業:新聞報導.涅克拉索夫,這個個人主義的騙子,逍遙取樂,自以為暗中操縱,而實際上他也只不過是整個制度的一顆小齒輪,跟其他人一樣,最後不得不妥協,所有的人只能在一定的階段起到作用.制度機構決定著人.他所描寫的人物,著重表現他們受害於某個環境,而不是著眼塑造他們的性格.如果在另一種歷史環境下,他們很可能不一樣.所以諷刺是針對制度的諷刺而不是針對個人的諷刺.
第二部分關於”自由選擇”
1947年加利馬出版社出版<薩特戲劇集>包括<蒼蠅><禁閉><死於葬身之地>和<恭順的妓女>四個劇,薩特寫了幾行字作為選集的介紹,刊登在<新法蘭西雜誌
簡報>上(1947年7月):在任何情況,在任何時間,在任何地點,人自由選擇自己當叛徒或當英雄,當懦夫或當勝者.在為自己選擇受奴役或有自由的天地,悲劇在於人必定竭力證明他的選擇是對的.在上帝面前在死亡面前,在暴君面前,我們有一條是確信無疑的,得意洋洋也罷,惴惴不安也罷,反正確信我們是自由的.自由是一種小小的行動:把完全受社會制約的生物變成部分擺脫他所受到的制約的人.
第三部分:關於”情景劇”
薩特寫過一篇短文論述他的戲劇,題為<為了一種情景劇>,刊登在1947年12期上:如果人確實在一定的處境下是自由的,並在這種身不由己的處境下自己選擇自己,那么在戲劇中就應當表現人類普遍的情境下自我選擇的自由.性格在幕落之後才形成,性格只是選擇的凝固,選擇的硬化.戲劇最使人感動的東西,是正在形成的性格,是選擇的時刻,即自由決定選擇道德和終身的時候.情景是一種呼喚,它包圍著我們,給我們提供幾種出路,但應當由我們自己選擇.為了表現這種選擇是合乎人情的,是和所有的人的利益有關的,每一次必須在舞台上呈現特定的情境,就是說這種情景能展現選擇,而死亡就是其中的一種.因此自由表現出極端性:為了能確認自由,人們情願失去自由.只有求得各位觀眾的統一才成其為戲劇,因此必須找到普遍的情景,即所有人的共同處境.迫使人物陷入這種普遍的和極端處境,只讓他們兩者選擇其一,別無他法,於是他們在選擇出路的同時選擇了自己.戲劇家的任務就是在這些極限的情境中選擇最能表達他的憂慮的情境,並把這種情境作為旨在獲得某些自由的問題提交給觀眾.只有這樣的戲劇才能重或所失去的共鳴,才能統一.
第四部分:關於”塑造傳奇”
1946年6月薩特在紐約作過一次關於戲劇的講演,題為<塑造傳奇.>.
為了取代性格劇,創立了情景劇,目的在於探索一切人類經歷中最共同的情境,這種情境在大部分人的一生中至少發生過一次,薩特劇本中的人物各不相同,單並非寫懦夫不同於吝嗇鬼,或吝嗇鬼不同於勇敢的人,而主要是人物行動的差異或衝突,而不是權利與權利發生了衝突.
如果說我們拒絕象徵劇,我們則主張我們的戲劇是一種傳奇劇,我門想儘量向觀眾描繪死亡,流放,愛情的傳奇.
阿爾貝佳繆寫的<<誤會>>中,人物並不是象徵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一個母親一個女兒,一個長途歸來的兒子.他們悲劇性的經曆本身說明的是分離他們的誤會可以用來代替所有的誤會,人自身的誤會,人與世界的誤會,人與其他人的誤會.
話劇《涅克拉索夫》導演丁如如介紹
丁如如,山東濟南人。1984年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曾在山東省話劇院任導演,現為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副主任,副教授。
主要作品:
舞台劇:小劇場話劇《野安琪兒》
話劇:《紅綠燈下》
話劇:《為民的故事》《人、鳥、島》(兼編劇)
小劇場話劇:《俺爹。我爸》《眷戀》
話劇:《天京之變》(兼任編劇之一)《白岩礦的秋天》
話劇:《人生起跑線》《本案結果……》
話劇:《地質師》《金色海岸》
童話劇:《森林之歌》《此案是偶然的嗎?》
科幻劇:《真實的遊戲》《三言二拍》之一《莫大姐私奔》
小劇場話劇:《眉間尺》《笑一笑,十年少》之一《達達的故事》
話劇:《雪蓮魂—孔繁森》
電視連續劇:《眷戀》獲第七屆電視連續劇“飛天”二等獎。
童話劇:《森林之歌》獲山東省第六屆戲劇節導演一等獎。
每年2月到6月間,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與導演系會分別推出兩台畢業大戲,這已成為中戲的傳統。繼2000屆表演系推出畢業大戲《樓梯的故事》之後,2001級導演系也將於6月初在中央戲劇學院逸夫劇場推出畢業大戲———法國文學家薩特的代表作《涅克拉索夫》。
中戲每年的畢業大戲都不會刻意迎合市場進行創作,而是會選擇一些思想性和藝術性強的戲劇作品,充分展示學生的專業水平。《涅克拉索夫》是薩特境遇戲劇的代表作之一,比較適合作為畢業大戲推出,而導演系與表演系畢業大戲最大的區別就是導演系的學生不但要在劇中充當演員,並且也是整個作品的分場導演。
《涅克拉索夫》是一出鬧劇性諷刺劇,劇情描寫了一個騙子冒充一個叛逃的蘇聯部長,在法國地區選舉的前夕向報界透露聳人聽聞的秘密的故事。據悉,該劇的總導演仍由去年中戲導演系畢業大戲《思凡之後》的導演丁茹茹擔任,舞台設計也將別具一格。由於薩特的劇本普遍較長,如果完全忠實原著,可能需要兩天才能將整部戲演完,雖然目前中戲的老師和學生們正在對劇本進行大量刪改,但估計演出時間還是會比以往普通的戲劇演出時間長出許多,將是一份超值的戲劇大餐。
《涅克拉索夫》在北京是第一次上演。以往北京的舞台曾經上演過薩特的戲劇如《蒼蠅》、《恭順的妓女》。1997年,國家話劇院導演查明哲因執導薩特名劇《死無葬身之地》而名聞劇壇,同時也使觀眾通過這一劇作加深了對存在主義大師薩特的認識。
作者簡介:讓一保羅·薩特(Jean-PaluSartre,1905-1980),法國當代著名作家,哲學家,存在主義文學的創始人。父親是海軍軍官,在薩特兩歲時去世,後來他就跟隨寡母到當大學教師的外祖父家中生活。薩特二十歲考入巴黎師範學院哲學系,畢業後擔任中學教師。1933年去柏林,投身於德國著名的哲學家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門下深造。回國後,他在執教的同時從事寫作。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薩特應徵入伍,第二年被俘,一年後獲釋。
20年代,柏格森的學說把薩特引進哲學的殿堂,與此同時,他也受到笛卡兒的哲學影響。大學期間,他廣泛涉獵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等人的著作。畢業後參加教師學銜會考,以第一名的成績取得哲學教師資格,並結識了名列第二的波伏瓦,從此他們成為志同道合的終身伴侶。
1931年至1933年在外省任中學教師,1933年到德國研究胡塞爾學說,開始形成自己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體系。1934年繼續任教並開始寫作。1939年應徵入伍,1940年在前線被浮,1941年僥倖獲釋回到巴黎,參加抵抗運動。從此薩特倡導“介入文學”,創辦現代雜誌,試圖用存在主義觀點研究社會、政治、哲學和文學。50年代以後,薩特進入最為政治化時期,對國內外一系列重大問題都表明了鮮明的立場。他的傑出政治活動,為他贏得了“20世紀人類的良心”的巨大聲譽。晚年薩特失明,不得不告別長達半個世紀的創作生涯,以談話方式繼續自己的理論運動,直到逝世。
薩特的成名作是1938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噁心》,這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日記體小說,通過中心人物羅康丹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充分表達了作者的哲學觀念——存在主義。它的特徵是以“自我”為中心,認為人是其存在先於本質的一種生物,人的一切不是預先規範好的,而是在日常行動中才形成的,薩特有句名言:“行動吧,在行動的過程中就形成了自身,人是自己行動的結果,此外什麼都不是。”存在主義文學作為薩特存在主義哲學的一種體現形式,具有它鮮明的特徵,這些特徵的核心是“真實感”,即提倡文學作品要如實地、赤裸裸地,一覽無餘地把世界和人類表現出來,絕對不應該把作品中的人物典型化、集中化,不應該要求他們比現實世界中的人物來得更美或更醜。在藝術技巧上,薩特喜愛自然主義地渲染人的卑下情感和事物的醜惡細節,經常用大段的“意識流”打斷或代替故事的敘述,結構比較鬆散。薩特是當代法國哲學界、文學界的首要人物,他以他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影響了法國以至全世界整整兩代文學家和思想家。
薩特一生筆耕不輟,為後人留下了50卷左右的論著。薩特的著作除《噁心》以外,著名的還有短篇小說集《牆》(1939),長篇巨著《自由之路》三部曲:《懂事的年齡》(1945)、《彌留期》(1945)和《心靈之死》(1949);這些小說形象地闡釋了薩特的哲學思想,在法國文學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是戲劇創作,最為世人矚目。薩特生前發表了11個劇本劇本,《蒼蠅》(1943)、《密室》(1944)、《死無葬身之地》(1946)、《可敬的妓女》(1946)、《骯髒的手》(1948)、《魔鬼與上帝》(1951)、《托洛亞婦女》(1960)等。此外,他還撰寫了大量的哲學著作、論文和作家傳記,哲學著作有《存在與虛無》(1943)、《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1946)、《辯證理性批判》(1960)、《方法問題》(1969)等。並主辦了很有影響的《現代》雜誌。薩特出子“他那思想豐富,充滿自由氣息和找來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對我們時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被授予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金,但薩特沒有接受這一獎金,理由是“他謝絕一切來自官方的榮譽”。
薩特從小受到良好的文化薰陶,對社會的深刻批判一直是他的主題。書中有一段關於宗教問題的論述,很好地證明了薩特的觀點。在這個家庭中,外祖父“除了在關鍵時刻,並不想念上帝”,而外祖母則“什麼也不相信,只是由於懷疑一切,才使她沒有成為無神論者”。普盧在這種情況影響下,看出這種虛偽的可笑,和他後來提出的“上帝不存在”觀點大概不無關係。
薩特對心理的描寫則體現了人類某些共同的東西,他描寫了死神形象,以及一個黑咕隆冬的地窖。普盧的反應是“感到特別孤獨和恐怖,一陣眼花目眩,我轉過身,大聲叫喊著逃跑了”。這段描述體現了人們一種對死亡的本能恐懼以及對個體存在的孤獨感與恐懼感。在永恆的時間之流中個人如此渺小,在大自然面前個人是孤獨無助、無所依靠的。在現代社會,擁有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後,這種靈魂上的孤獨感仍然存在著。
薩特的幽默與風趣也深深觸入每一字句之中。詼諧與哲理結合得如此天衣無縫,如“天才無非是一種借貸:要想稱得上天才,必須吃得苦中苦……你就會聽到神聖的聲音為你啟示,而你只需揮筆直書”。
薩特的劇作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他的存在主義思想。劇本《群蠅》(1943)以奧瑞斯忒斯剷除篡位的暴君並為父報仇的古希臘傳說為題材,闡明人要用意志和行動去爭取自由,完成生存的使命。《密室》(1944)是闡述存在主義哲理的劇本,劇中塑造了3個死後不改生前本性、在陰間互相追逐的亡魂,說明客觀世界(包括他人的存在和自己的舊習)直接制約著人的生存和活動,人死之後還念念不忘他人對自己的議論,因而認為“他人就是地獄”。在《骯髒的手》(1948)一劇中,作者虛構了一個東歐國家共產黨內兩個派別鬥爭的情節,宣揚政治鬥爭的實質是個人的意志衝突。《死無葬身之地》(1946)刻畫了一群反對維希賣國政府的愛國志士的形象,作者企圖說明烈士們為了一個政治目標而自由選擇,犧牲自己。
《恭順的妓女》(1947)是一部政治劇,揭露美國種族主義者對黑人的殘酷迫害,並對反壓迫、反種族歧視的普通人民的覺醒寄予深切的期待。這個劇本是薩特所主張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思想的體現。薩特的作品還有未完成的多卷本長篇小說《自由之路》,已發表《理性的年代》(1945)、《緩期執行》(1945)、《心如死灰》(1949)等3卷。劇本還有《惡魔與上帝》(1951)、《涅克拉索夫》、《阿爾托納的幽禁者》(1960)等。哲學著作有《存在與虛無》(1943)、《辯證理性批判》(1960)等。文學論著有《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1946)、《波德萊爾》、《什麼是文學?》(1947)、《境遇》1至10集(1947~1976)、回憶錄《字句》(1964)。
1955年,薩特和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曾訪問中國。薩特的劇本《恭順的妓女》已有中文譯本。1964年瑞典文學院決定授予薩特以諾貝爾文學獎金,被薩特謝絕,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官方給予的榮譽。他於1980年4月15日逝世。
他是哲學家、文學家,也是政治活動家,在這幾個方面都創造了重要的業績,從薩特所留下的精神遺產來說,他對我們的價值今天看來還在於,他主要是作為一個文學家,而不是哲學家,更不是政治家,但文學家薩特身上卻又明顯存在著兩個基本的傾向,即哲人化傾向與政治家化傾向。
根據西蒙娜·德·波伏娃回憶錄的記載,一九三三年,當薩特二十八歲的時候,先入存在主義現象學之門的雷蒙·阿隆對薩特這樣說:“小兄弟,你如果是一個現象學家的話,就可以對一杯雞尾酒大做文章,從裡面弄出一些哲學來”,這話當時使薩特激動得臉色發白,因為“依據自己對事物的接觸與感覺來認識事物並從中弄出哲學來”,正是還未入存在主義哲學之道的薩特“夢寐以求的目的”,正是從此次談話開始,薩特步雷蒙·阿隆的後塵,赴柏林專攻存在主義,從此開闢了他的哲學道路。
作為哲學家的薩特,當然很有所作為,他留下了相當可觀的、有份量的哲學論著,在二十世紀哲學史上無疑占有一席地位。然而,應該承認,與他在二十世紀文學史上所占有的第一流大師的地位相比,他哲學上的成就不免黯然失色,在當代不止一部重要哲學史論著中,他都未能獲得專章入論,至於在中國,他的哲學論著至今仍只有很少專業工作者去研讀。
薩特的力量在於把特定的哲理引入了文學,如果說,“依據自己對事物的接觸與感覺來認識事物,並從中弄出哲學來”,是薩特意識中的一個最主要的目標,是他全部創造性精神活動中的一個最主要的動力基因的話,那末他最成功之處,就是選中了“存在”、“自我”這一個人人都要面對、都要自覺或不自覺加以思索的“事物”,的的確確“從中弄了出哲學來”,並且,在自己極為豐富多彩的文學創作中,從短篇小說到長篇小說、從戲劇作品到傳記作品中,多方面、多角度、多層次、多色調地表現了這種哲理,使得他規模巨大的文學創作中,都響徹著“存在”與“自我”的主鏇律,並奏出豐富的和聲,構成了一個統一的、宏偉的交響樂。這就是薩特精神創作的奇觀。正因為薩特是一個創作出了豐富的形象世界,具有強大藝術魅力的哲人,所以他影響的範圍,遠比法國哲學史上任何一個偉大的純哲學家來得廣泛,來得深入人心,雖然,他的體系與深度並不如他們;正因為他是一個構設出了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並以深邃的哲理、閃光的精神火花、逼人的思想力量贏得了千千萬萬讀者,造成了一代風氣的作家,他就得以在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史上占有了輝煌的一章,與那些第一流的藝術大師比肩而立,雖然他在藝術形式上並無什麼特別驚人的開創。
政治化,並非薩特一開始就有的思想傾向與行為傾向,當一九三六年法國人民陣線的運動風起雲湧時,他仍是一個脫離政治的“自由派知識份子”,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重大政治活動,只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才愈來愈多地投身於國際的政治與法國國內的政治社會運動之中,特別是從六十年代起,他的文學創造、學術著述活動日漸減少,而他的社會政治活動卻愈來愈多,一直到一九八○年他逝世為止。我曾經把薩特列入法國文學史上作家兼鬥士的傳統之列,應該補充指出,如果說法國文學史上如伏爾泰、雨果、左拉、羅曼·羅蘭都是作家兼鬥士的話,那末,六十年代以後的薩特應該說是鬥士兼作家,以他的政治社會活動在他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之大,以及他尚存的一部份寫作生活實際上也大都圍繞他的社會政治活動而言,他在某種意義上要算是一定程度的專業社會政治活動家了,正是他長達三十年的社會政治活動的色彩與性質,使他獲得了法國共產黨與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同路人這樣的名聲。顯然,他對自己這一部份生活與業績是特別重視的,其重視的程度甚至令人感到驚奇,一九八一年我在巴黎訪問西蒙娜·德·波伏娃時,她就這樣說過,“薩特最重視的是他的《境況種種》這套文集,希望它能傳之後代”,而這個十卷本的文集,正是薩特幾十年政治社會活動的主要體現,其中很大一部份文章是薩特圍繞自己的社會活動所寫的政治社會評論,以及“對當代政治和人物的看法”。
讓·保羅·薩特作品
讓·保羅·薩特,法國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法國無神論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也是優秀的文學家。戲劇家、評論家和社會活動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