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毛澤東（一九四○年二月二十日）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這裡開憲政促進會的成立大會，大家關心憲政，這是很有意義的。我們的這個會為了什麼呢？是為了發揚民意，戰勝日本，建立新中國。
抗日，大家贊成，這件事已經做了，問題只在於堅持。但是，還有一件事，叫做民主，這件事現在還沒有做。這兩件事，是目前中國的頭等大事。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一面少了兩件，另一面卻多了兩件。多了兩件什麼東西呢？一件是帝國主義的壓迫，一件是封建主義的壓迫。由於多了這兩件東西，所以中國就變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現在我們全國人民所要的東西，主要的是獨立和民主，因此，我們要破壞帝國主義，要破壞封建主義。要堅決地徹底地破壞這些東西，而決不能絲毫留情。有人說，只要建設，不要破壞。那末，請問：汪精衛要不要破壞？日本帝國主義要不要破壞？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壞？不去破壞這些壞東西，你就休想建設。只有把這些東西破壞了，中國才有救，中國才能著手建設，否則不過是講夢話而已。只有破壞舊的腐朽的東西，才能建設新的健全的東西。把獨立和民主合起來，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沒有民主，抗日是要失敗的。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
憲政是什麼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剛才吳老〔1〕同志的話，我是贊成的。但是我們現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麼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它不是舊的、過了時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民主政治；同時，也還不是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
那種舊式的民主，在外國行過，現在已經沒落，變成反動的東西了。這種反動的東西，我們萬萬不能要。中國的頑固派所說的憲政，就是外國的舊式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他們口裡說要這種憲政，並不是真正要這種憲政，而是藉此欺騙人民。他們實際上要的是法西斯主義的一黨專政。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則確實想要這種憲政，想要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的專政，但是他們是要不來的。因為中國人民大家不要這種東西，中國人民不歡迎資產階級一個階級來專政。中國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國的大多數人作主，資產階級一個階級來包辦政治，是斷乎不許可的。社會主義的民主怎么樣呢？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將來都要實行社會主義的民主。但是這種民主，在現在的中國，還行不通，因此我們也只得暫時不要它。到了將來，有了一定的條件之後，才能實行社會主義的民主。現在，我們中國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舊式的民主，又還非社會主義的民主，而是合乎現在中國國情的新民主主義。目前準備實行的憲政，應該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什麼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專政。從前有人說過一句話，說是“有飯大家吃”。我想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義。既然有飯大家吃，就不能由一黨一派一階級來專政。講得最好的是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里的話。那個宣言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同志們，我們研究憲政，各種書都要看，但尤其要看的，是這篇宣言，這篇宣言中的上述幾句話，應該熟讀而牢記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就是我們所說的新民主主義憲政的具體內容，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就是今天我們所要的憲政。這樣的憲政也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憲政。
我們今天開的這個會，叫做憲政促進會。為什麼要“促進”呢？如果大家都在進，就用不著促了。我們辛辛苦苦地來開會，是為了什麼呢？就是因為有些人，他們不進，躺著不動，不肯進步。他們不但不進，而且要向後倒退。你叫他進，他就死也不肯進，這些人叫做頑固分子。頑固到沒有辦法，所以我們就要開大會，“促”他一番。這個“促”字是哪裡來的呢？是誰發明的呢？這不是我們發明的，是一個偉大人物發明的，就是那位講“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老先生髮明的，是孫中山先生髮明的。你們看，在他的那個遺囑上面，不是寫著“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嗎？同志們，這個“囑”不是普通的“囑”，而是“至囑”。“至囑”者，非常之囑也，豈容隨隨便便，置之不顧！說的是“最短期間”，一不是最長，二不是較長，三也不是普通的短，而是“最短”。要使國民會議在最短期間實現，就要“促”。孫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張的國民會議至今沒有開。天天鬧訓政，把時間糊裡糊塗地鬧掉了，把一個最短期間，變成了最長期間，還口口聲聲假託孫先生。孫先生在天之靈，真不知怎樣責備這些不肖子孫呢！現在的事情很明白，不促是一定不會進的，很多的人在倒退，很多的人還不覺悟，所以要“促”。
因為不進，就要促。因為講得慢，就要促。於是乎我們就大開促進會。青年憲政促進會呀，婦女憲政促進會呀，工人憲政促進會呀，各學校各機關各部隊的憲政促進會呀，蓬蓬勃勃，辦得很好。今天我們再開一個總促進會，群起而促之，為的是要使憲政快些實行，為的是要快些實行孫先生的遺教。
有人說，他們在各地，你們在延安，你們要促，他們不聽，有什麼作用呢？有作用的。因為事情在發展，他們不得不聽。我們多開會，多寫文章，多做演說，多打電報，人家不聽也不行。我以為我們延安的許多促進會，有兩個意義。一是研究，二是推動。為什麼要研究呢？他們不進，你就促他，他若問你：為什麼促我呀？這樣，我們就得答覆問題。為了答覆問題，就得好好研究一下憲政的道理。剛才吳老同志講了許多，這些就是道理。各學校，各機關，各部隊，各界人民，都要研究當前的憲政問題。
我們有了研究，就好推動大家。推動就是“促進”，向各方面都推他一下，各方面就會逐漸地動起來。然後匯合很多小流，成一條大河，把一切腐朽黑暗的東西都沖洗乾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就出來了。這種推動作用，將是很大的。延安的舉動，不能不影響全國。
同志們，你們以為會一開，電報一打，頑固分子就不得了了嗎？他們就向前進步了嗎？他們就服從我們的命令了嗎？不，他們不會那么容易聽話的。有很多的頑固分子，他們是頑固專門學校畢業的。他們今天頑固，明天頑固，後天還是頑固。什麼叫頑固？固者硬也，頑者，今天、明天、後天都不進步之謂也。這樣的人，就叫做頑固分子。要使這樣的頑固分子聽我們的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或者是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後，頒布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中國則不然。中國是革命尚未成功，國內除我們邊區等地而外，尚無民主政治的事實。中國現在的事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頒布一種好憲法，也必然被封建勢力所阻撓，被頑固分子所障礙，要想順暢實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現在的憲政運動是爭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認已經民主化的事實。這是一個大鬥爭，決不是一件輕鬆容易的事。
現在有些歷來反對憲政的人〔2〕，也在口談憲政了。他們為什麼談憲政呢？因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沒有辦法，只好應付一下。而且他們還提高嗓子在叫：“我們是一貫主張憲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熱鬧。多年以前，我們就聽到過憲政的名詞，但是至今不見憲政的影子。他們是嘴裡一套，手裡又是一套，這個叫做憲政的兩面派。這種兩面派，就是所謂“一貫主張”的真面目。現在的頑固分子，就是這種兩面派。他們的憲政，是騙人的東西。你們可以看得見，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會來一個憲法，再來一個大總統。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何年何月才給你。憲法，中國已有過了，曹錕不是頒布過憲法嗎〔3〕？但是民主自由在何處呢？大總統，那就更多，第一個是孫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凱取消了。第二個是袁世凱，第三個是黎元洪〔4〕，第四個是馮國璋〔5〕，第五個是徐世昌〔6〕，可謂多矣，但是他們和專制皇帝有什麼分別呢？他們的憲法也好，總統也好，都是假東西。像現在的英、法、美等國，所謂憲政，所謂民主政治，實際上都是吃人政治。這樣的情形，在中美洲、南美洲，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國家都掛起了共和國的招牌，實際上卻是一點民主也沒有。中國現在的頑固派，正是這樣。他們口裡的憲政，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他們是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我並不是隨便罵他們，我的話是有根據的，這根據就在於他們一面談憲政，一面卻不給人民以絲毫的自由。
同志們，真正的憲政決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經過艱苦鬥爭才能取得的。因此，你們決不可相信，我們的會一開，電報一拍，文章一寫，憲政就有了。你們也決不可相信，國民參政會〔7〕做了決議案，國民政府發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國民大會〔8〕，頒布了憲法，甚至選舉了大總統，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這是沒有的事，不要把你們的腦筋鬧昏了。這種情形，還要對老百姓講清楚，不要把他們弄糊塗了。事情決不是這么容易的。
這樣講來，豈不是“嗚呼哀哉”了嗎？事情是這樣的困難，憲政是沒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憲政仍然是有希望的，而且大有希望，中國一定要變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為什麼？憲政的困難，就是因為頑固分子作怪；但是頑固分子是不能永遠地頑固下去的，所以我們還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頑固分子，他們雖然今天頑固，明天頑固，後天也頑固，但是不能永遠地頑固下去，到了後來，他們就要變了。比方汪精衛〔9〕，他頑固了許多時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盤上逞頑固，只好跑到日本懷裡去了。比方張國燾〔10〕，他也頑固了許多時候，我們就開了幾次鬥爭會，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頑固分子，實際上是頑而不固，頑到後來，就要變，變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也有變好了的，也是由於斗，七斗八斗，他認錯了，就變好了。總之頑固派是要起變化的。頑固派，他們總有一套計畫，其計畫是如何損人利己以及如何裝兩面派之類。但是從來的頑固派，所得的結果，總是和他們的願望相反。他們總是以損人開始，以害己告終。我們曾說張伯倫“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現在已經應驗了。張伯倫過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這塊石頭，去打蘇聯人民的腳，但是，從去年九月德國和英法的戰爭爆發的一天起，張伯倫手上的石頭卻打到張伯倫自己的腳上了。一直到現在，這塊石頭，還是繼續在打張伯倫哩。中國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凱想打老百姓的腳，結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幾個月的皇帝就死了〔11〕。段祺瑞、徐世昌、曹錕、吳佩孚等等，他們都想鎮壓人民，但是結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損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結果都不妙。
現在的反共頑固派，如果他們不進步，我看也不能逃此公例。他們想借統一的美名，取消進步的陝甘寧邊區，取消進步的八路軍新四軍，取消進步的共產黨，取消進步的人民團體。這一大套計畫，都是有的。但是我看將來的結果，決不是頑固取消進步，倒是進步要取消頑固。頑固分子要不被取消，除非他們自己進步才行。所以我們常勸那些頑固分子，不要進攻八路軍，不要反共反邊區。如果他們一定要的話，那他們就應該做好一個決議案，在這個決議案的第一條上寫道：“為了決心消滅我們頑固分子自己和使共產黨獲得廣大發展的機會起見，我們有反共反邊區的任務。”頑固分子的“剿共”經驗是相當豐富的，如果他們現在又想“剿共”，那也有他們的自由。因為他們吃了自己的飯，又睡足了覺，他們要“剿”，那也只好隨他們的便。不過，他們就得準備實行這樣的決議，這是不可移易的。過去的十年“剿共”，都是照此決議行事的。今後如再要“剿”，又得重複這個決議。因此，我勸他們還是不“剿”為妙。因為全國人民所要的是抗日，是團結，是進步，不是“剿共”。因此，凡“剿共”的，就一定失敗。
總之，凡屬倒退行為，結果都和主持者的原來的願望相反。古今中外，沒有例外。
現在的憲政，也是這樣。要是頑固派仍然反對憲政，那結果一定和他們的願望相反。這個憲政運動的方向，決不會依照頑固派所規定的路線走去，一定和他們的願望背道而馳，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規定的路線走去的。這是一定的，因為全國人民要這樣做，中國的歷史發展要這樣做，整個世界的趨勢要我們這樣做，誰能違拗這個方向呢？歷史的巨輪是拖不回來的。但是，這件事要辦好，卻需要時間，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隨隨便便所能辦到；需要動員人民大眾，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我們今天開這個會，很好，會後還要寫文章，發通電，並且要在五台山、太行山、華北、華中、全國各地，到處去開這樣的會。這樣地做下去，做他幾年，也就差不多了。我們一定要把事情辦好，一定要爭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如果不是這樣做，照頑固派的做法，那就會亡國。為了避免亡國，就一定要這樣做。為了這個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們的事業是大有希望的。還要懂得，頑固派到底是少數，大多數人都不是頑固派，他們是可以進步的。以多數對少數，再加上努力，這種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說，事情雖然困難，卻是大有希望。
＊這是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的演說。這時，中國共產黨內有一些同志為蔣介石的所謂實行憲政的欺騙宣傳所迷惑，以為國民黨或者真會實行憲政。毛澤東在這個演說里揭露了蔣介石這種欺騙，將促進憲政變為啟發人民覺悟，向蔣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個武器。
注釋
毛澤東1〕吳老，指吳玉章（一八七八――一九六六），四川榮縣人。當時任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理事長。
2〕指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
3〕一九二三年十月，北洋軍閥曹錕用五千銀元一票的價格賄買國會議員而被選為“大總統”，接著又頒布了由這些議員所制訂的“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當時被人們叫做“曹錕憲法”或者“賄選憲法”。
4〕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湖北黃陂人。原來擔任清朝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相當於後來的旅長）。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時，被迫站在革命方面，擔任湖北軍政府都督。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曾任副總統和總統。
5〕馮國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直隸（今河北省）河間人。他是袁世凱的部下，袁世凱死後，成為北洋軍閥直系的首領。一九一七年黎元洪下台以後，他當了北洋軍閥政府的代理總統。
6〕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原籍天津，生於河南省汲縣，清朝末年和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官僚。一九一八年由段祺瑞的御用國會選為總統。
7〕國民參政會是一九三八年國民黨政府成立的一個僅屬諮詢性質的機關，對國民黨政府的政策措施沒有任何約束權力。參政員都是由國民黨政府指定的，雖也包含了各抗日黨派的一些代表，但是國民黨員占大多數，而且國民黨政府不承認各抗日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也不讓它們的代表以黨派代表的身分參加國民參政會。中國共產黨參政員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以後，曾經幾次拒絕出席參政會，表示對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措施的抗議。
8〕一九三九年九月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四次會議，根據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黨派民主人士的提議，通過了要求國民黨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的決議。同年十一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宣布於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國民黨曾經藉此大作欺騙宣傳。後來，這些決議都沒有實行。
9〕汪精衛（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原籍浙江山陰（今紹興），生於廣東番禺。早年參加中國同盟會。一九二五年在廣州任國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在武漢反動反革命政變。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中國國民黨副總裁。一九三八年底公開投降日本帝國主義，後任日本帝國主義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10〕張國燾（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鄉人。一九二一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曾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職。一九三五年六月紅軍第一、第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區會師後任紅軍總政治委員。他反對中央關於紅軍北上的決定，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隨後與紅軍第二、第四方面軍一起北上，十二月到達陝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黃帝陵之機逃離陝甘寧邊區，經西安到武漢，投入國民黨特務集團，成為中國革命的叛徒，隨即被開除出黨。一九七九年死於加拿大。
11〕袁世凱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稱自己為皇帝，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被迫取消皇帝稱號，同年六月六日死於北京。袁世凱（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河南項城人，北洋軍閥的頭子。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後，他依靠反革命的武力和帝國主義的支持，又利用當時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妥協性，篡奪了總統的職位，組織了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第一個北洋軍閥政府。一九一五年他要做皇帝，因為想取得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就承認了日本的旨在獨占全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同年十二月，在雲南發生了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起義，隨即在許多省得到回響。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同年六月死於北京。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憲政觀探析
摘 要
毛澤東是我國新民主主義憲政的偉大開拓者。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憲政進行了四次積極的探索和實踐。國民革命時期，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憲政思想就具有了雛形。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憲政思想和實踐有了初步模式——《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憲政思想已經形成並付諸實踐。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憲政思想已經成熟，突出標誌就是《論人民民主專政》的發表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制定和實施。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憲政思想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憲政學說，是中國憲政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在中國憲政之路上，影響最大，而且“深遠”的當首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主要締造者的毛澤東。憲政，作為人類文明發展的產物，自產生至今一直成為人類在政治制度建設中共同的進步訴求。20世紀的中國歷史，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的首要目標就是憲政的實現。中國社會憲政的現狀是由歷史發展而來的，並留下了歷史的深深印痕。因此，在中國將要邁入全面實行憲政之路的新時代，回顧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憲政觀，於當今中國的憲政建設肯定大有裨益。
毛澤東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創立並不斷發展和完善的新民主主義憲政，是中國乃至世界憲政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可以而且應該說毛澤東是新民主主義憲政的偉大開拓者。
新民主主義憲政核心思想的提出與雛形
在國民革命時期，毛澤東從無產階級的立場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階級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國的社會和國情，總結了國民革命時期轟轟烈烈的工農革命運動中出現的破除舊法制，建立新法制的問題，從中闡明了新民主主義憲政的核心思想。毛澤東在1925年11月21日《答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問》中，對憲政思想的核心問題——政權問題表明了他的基本認識，“本人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惟目前的內外壓迫，非一階級之力所能推翻，主張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合作的國民革命，實行中國國民黨之三民主義，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買辦、地主階級，(即與帝國主義、軍閥有密切關係之中國大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右翼)，實行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的聯合統治，即革命民眾的統治。”不久，毛澤東在1925年12月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在對中國社會各階級作了精闢分析的基礎上，從理論上進一步豐富和發揮了這一思想。他強調：“可知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毛澤東的分析正確地反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階級關係，闡述了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以及革命的對象、領導力量、依靠力量和團結爭取的力量等等。這就指明了新民主主義憲政的階級實質，只能是為實現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統治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服務。打擊的對象是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和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反動知識界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其目的是建設一個革命民眾合作統治的國家”。“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它所要保護的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的聯合統治以及他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民主權利和利益。這就指明了中國革命同舊式歐美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也是我國新民主主義憲政建設的基本特徵。這些正確論述使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憲政思想建立在正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基礎之上，奠定了新民主主義憲政的理論基礎。
民主主義憲政的一個根本任務就是廣大農民的解放和享有真正的民主權利。毛澤東在領導農民運動中，制定了一些保護農民利益，推動農民運動的具有立法性的重要規定，為創建人民民主憲政提供了雛形。1924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廣州成立了“農民運動講習所”。1925年毛澤東從湖南到廣州後，立即主持了講習所的工作。在這個講習所里，除講授軍事和革命理論課外，還開設了法律常識課。192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發表的《告農民書》中明確地提出了農會的政治地位和權力的要求：“政府須承認由農民組織的農民協會代替非農民的劣紳所包辦的農會”；“鄉村自治機關，應以普遍選舉法直接選舉之，不得由紳士包辦”；“農民協會有會同鄉村自治機關議定最高租額及最低谷價之權”；“由農民協會組織自衛軍，並要求政府發給槍彈，以防土匪及兵災”。1926年12月，毛澤東出席了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大會通過的《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宣言》和40個決議案，實際上都是農民革命運動的立法。1927年3月，毛澤東出席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提出《對農民宣言》。宣言指出：中國的農民問題，其內容即是一個貧農問題。這個廣大的貧農階級之存在，即為革命動力的要素。貧農問題不解決，革命將終久沒有完成的一日。貧農問題的中心問題，就是一個土地問題。1927年3月，毛澤東在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用相當大的篇幅總結、評論了農民運動中的憲政實踐。“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裡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這就是對農會在鄉村中起到了政權作用的真實寫照。新民主主義憲政思想和實踐的初步模式。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是我國第一部新民主主義的憲法性檔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勞動人民制憲的初步嘗試，雖然，這部《憲法大綱》是在中共中央統一領導下制定的，但毛澤東對於這次制定憲法是作了一定貢獻的。這部憲法把工農大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的革命成果和初步經驗第一次用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來，並指出今後革命的奮鬥目標，指導和鼓舞了當時人民的革命鬥爭，促進了全國革命運動的發展。雖然這部《憲法大綱》受當時蘇聯憲法和中國共產黨“左”傾思想的影響，有一些過“左”的條文，但從根本上說是中國歷史上由第一部勞動人民作為主人、確保工農民主制度的根本大法。
在革命根據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了系統完備的蘇維埃工農民主政權體制。這是中國歷史上一種新型的國家政權和憲政模式，其國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民主專政，“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民主專政。共產黨是這個政權的領導者。”其政體是民主集中制的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度，它充分保障和體現工農的利益、意志和願望。蘇維埃工農民主政權的建設在理論和實踐上為新民主主義憲政的實行作了前期準備。當然，蘇維埃工農民主政權的模式從名稱和體制都是照搬當時的蘇聯政權模式，而且在政權的階級構成上表現了相當“左”的傾向，如完全排除資產階級參加政權，這與中國的當時的國情和民主革命性質是不相適應的。
在蘇維埃政權時期，毛澤東在憲政建設上最突出的貢獻就是為了徹底推翻中國幾千年來的土地私有制，實行耕者有其田而進行了大量的土地立法。主要有1928年12月制定的根據地第一個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它規定：“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所有，”“以鄉為單位，以人口為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1929年4月，毛澤東、朱德同志率領紅四軍挺進贛南興國縣後，又制定了《興國土地法》，“沒收一切土地”，“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興國工農代表會議政府所有，分給無田及少田的農民耕種使用；”1929年7月閩西第一次黨代表大會通過了《土地問題決議案》，規定：“沒收地主土豪土地，廢除工農欠地主的舊債，”“採取抽多補少，平均分配”的辦法。這是對《興國土地法》的豐富和發展。以後又於1930年5月制定了《土地暫行法》，同年8月又制定了《中央軍委土地法》。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成立了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毛澤東同志當選為該政府主席，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這些土地立法，儘管還不夠完善，並受到“左”傾路線的干擾，但這些土地立法的實施，徹底廢除了紅色區域內地主階級的土地私有制度，確立了農民所擁有的對土地的基本權利，從而調動了農民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對於發展紅色蘇區的農村經濟、推動土地革命的順利進行，擴大革命根據地等方面，曾起過重要作用。
新民主主義憲政思想的形成與局部實踐
抗日戰爭時期，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憲政思想形成和發展時期。由於當時國內政治形勢和階級關係的新變化，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主張改組國民政府，並在陝甘寧地區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實行民主政治。毛澤東根據抗日根據地憲政建設的實踐經驗，從理論上詳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憲政的基本思想。
第一，毛澤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憲政概念。“憲政是什麼呢?就是民主政治”，“我們現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麼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它不是舊的、過了時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民主政治；同時，也還不是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政治”。“什麼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對派的專政。”
第二，毛澤東闡明了實行憲政的前提條件。“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或者是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後，頒布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中國“現在憲政運動是爭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認已經民主化的事實”。實際上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中國共產黨就開始了開展民主運動，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1937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了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在報告中，他論述了民主政治在抗日戰爭中的重要性。他指出，“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一環。看不清民主任務的重要性，降低對於爭取民主的努力，我們將不能達到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他提出，中國必須進行兩個方面的民主改革：一是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各階級的民主政體；二是實現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1937年5月，周恩來著文提出，召集國民大會實施憲政的先決條件是開放黨禁，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信仰的完全自由，從而保障人民及各政黨及團體真能獲得選舉之自由及提出議案和宣傳討論之自由。沒有這些條件，所謂憲政是無法實現的。最值得闡述的論據也是被人們引述諸多的是1945年7月黃炎培造訪延安，向毛澤東提出的歷史周期律問題。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毛澤東明確並顯然似己深思熟慮作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有人在引述此後評論道：也許毛澤東和黃炎培在熟讀史書時亦仔細體味過唐朝名相魏徵的忠言：“善始者實繁，克終者實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物，則吳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看來，黃炎培與魏徵之憂患同在，毛澤東以史為鑑決心使共產黨人擺脫這惡性周期律。這將是革新人類歷史的創舉。
第三，毛澤東明確指出憲政的實行是非常困難的。“真正的憲政決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經過艱苦鬥爭才能爭取得的。因此，你們決不可相信，我們的會一開，電報一拍，文章一寫，憲政就有了。”我們現在就是要打倒一切反動派，爭取民主和獨立，然後再以憲法的形式加以確認，這是爭取憲政的唯一辦法。翻開中國憲政運動的歷史，從清朝、北洋軍閥一直到蔣介石國民黨，他們裝模作樣，演出一幕幕的立憲醜劇，實際上不過是“掛憲政的羊頭，賣專制主義的狗肉”。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反動勢力是不願意進步的，更不會向人民賞賜民主政治。
第四，毛澤東精心設計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體和政體。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毛澤東論述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家性質和政權形式。他說：“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它是一種向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過渡形式。政體採取人民代表大會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政府，這個政府實行民主集中制。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他對民主集中製做了系統論述：“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採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集中的，又是民主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只有這個制度，才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託的一切事務，並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民主活動。”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體和政體。
第五，提出並實踐了抗日根據地政權的“三三制”原則。1940年3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了《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黨內指示，在指出中系統完整地提出了“三三制”政權思想，對根據地政權的性質、選舉制度、人員構成、組織原則、施政方針及黨的領導等各方面都作了具體的規定，完善了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統一戰線政權。明確規定：“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規定。“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施政方針，應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保護抗日的人民，調節各抗日階層的利益，改良工農的生活和鎮壓漢奸、反動派為基本出發點。”並規定了實施的具體方法，“責成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區黨委、各軍隊首長，對黨內作明確的說明，使此指示充分地實現於政權工作中。”1941年5月，中國共產黨公布了《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把“三三制”原則寫入了綱領。1941年11月在延安召開的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正式接受並通過了《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使《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具有了邊區憲法的性質，從而標誌著邊區憲政的實現。因此，“三三制”政權的建設是當時憲政運動的一個突出特點。
第六，堅持中國共產黨對政權的領導。毛澤東提出並實踐的新民主主義憲政是幾個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是統一戰線的政權。為堅持這個統一戰線政權的領導權，為這個政權制定正確的綱領和政策，團結和帶領廣大民眾去實現這些正確的綱領和政策，就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對此，毛澤東說得非常明確：“三次革命的經驗，尤其是抗日戰爭的經驗，給了我們和中國人民這樣一種信心：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總之，毛澤東這個時期對新民主主義憲政的探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憲政理論在解放區的憲政建設實踐中繼續發展。1946年4月23日，陝甘寧邊區第三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陝甘寧邊區憲法原則》，提出了政權建設中的人民代表會議制原則，並規定了邊區人民享有的政治、文化、經濟權利，在基層政權建設中，則完全排除了地主富農分子的參加，這種政權形式適應了當時國內政治結構的變化。民主政權的專政對象從過去只對漢奸反動派，轉變為包括整個地主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在內。《陝甘寧邊區憲法原則》是在國內政治形勢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制定的，它是一個規定了以後解放區政治制度基本原則和政策的法律性檔案，對整個解放區的政權建設有普遍指導意義。它所提出的人民代表會議是一種過渡形式，為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積累了必要的經驗。
新民主主義憲政理論的集大成
在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對憲政理論探索的最大成果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理論。1948年4月，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發表講話，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為人民民主專政理論的提出奠定了理論基礎。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初步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思想：“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同年毛澤東為紀念建黨28周年寫作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在文章中他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人民民主專政理論。第一，明確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概念，“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闡述了入民民主專政的本質內涵
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對派的專政方面的結合。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保障人民的各項民主權利，實行民主制度，保證人民有參政、議政、管理國家和社會的權利；對極少數破壞社會主義的敵對分子實行專政。只有實行對敵人的專政，才能更好地保證人民的民主。也只有對人民實行充分的民主，才能更有效地對敵人實行專政。
對人民的概念作了界定
“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論述了人民中各組成階層之間的關係和地位
在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裡，無產階級占領導地位，這個國家要執行無產階級的政策；農民是無產階級最主要的同盟軍，工農聯盟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小資產階級是可靠的同盟軍，是人民民主專政的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可以參加人民民主專政，但不占主要地位。
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憲政思想的新發展。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回響。1949年9月21目，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隆重召開，參加政協的有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等。毛澤東當選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其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級政權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共同綱領》還對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和經濟權利，對新中國的經濟政策以及對外政策等都做了詳細規定。
《共同綱領》具有臨時憲法的性質，它對新中國的國家性質、政體、國家機構之間的關係，做了明確規定，對人民的各項權利用憲法的形式加以確認。《共同綱領》所體現的人民民主原則和新民主主義原則在新中國的國家制度上得到了充分體現。《共同綱領》和按照它所體現的原則建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憲政探索的科學總結，是新民主主義憲政思想的偉大實踐，同時，也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憲政學說，是中國憲政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