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新文藝”是30年代——50年代對“左翼文化”的一種統稱。魯迅，茅盾，郭沫若的作品都可以劃入“新文藝”的範疇。
與之相對應的是“舊文藝”，它包括“通俗文學”（武俠。言情之類）“右翼文學”（徐迂，無名氏等的作品）。
1949年後，“新文學”升級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舊文藝”大多被趕到台，港。剩下的已沒有生存之地。
到1966年文革，毛澤東把一切文學都打倒，只剩下一個“浩然”（《金光大道》的作家）和八個樣板戲。
直到改革開放，中國文藝才獲得新生。
雜誌
《新文藝》雜誌主要以展示當代文藝家風采，弘揚時代主旋律為宗旨；兼收各種流派的文藝精品，拒絕各種低俗、看不懂、無病呻吟的文藝作風；倡導言之有物、高尚唯美、兼容並收、思想與藝術的統一。辟有“名家方陣”、“影響人物”、“美文看點”、“小說長廊”、“詩天霓虹”、“雜談評論”、“學苑群雕”、“思想百家”、“新銳江湖”、“藝苑”、“動態園地”等欄目。
本刊基本特徵定位為穩重大氣、典雅唯美、可讀性強。
革命
一九一八年五月，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發表，向幾千年來吃人的封建制度噴射出空前熾烈的火焰。這是一篇應時代精神感召而誕生的徹底反封建的戰鬥檄文。從此，文學革命突破了初期理論主張的局限，開始了內容上真正的大革新。作為一個徹底的革命者，魯迅一向反對"換牌不換貨"的形式主義，而主張"灌輸正當的學術文藝，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註：《渡河與引路》，《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年11月)。在陸續發表的一些作品中，他以嚴峻的現實主義筆法，深刻地暴露出"舊社會的病根"，從革命民主主義思想高度提出了農民、婦女、知識分子的出路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對被壓迫人民的解放寄予熱切的期望，表現了我國文學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主題。此外，詩歌如劉半農的《相隔一層紙》、小說如葉紹鈞的《這也是一個人為》(即《一生》)等不少作品，也都從現實人生取材，揭露階級壓迫和階級對立，對生活在底層的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體現了新時期嶄新的思想特色。到五四運動爆發以後，當時流行的"社會改造"、"婦女解放"、"勞工神聖"等思想，更成為新文學作品所要表現的重要內容。郭沫若在《學燈》上發表的《鳳凰涅盤》、《匪徒頌》等詩，以更其強烈的叛逆精神以及對新的社會制度的嚮往，點燃起了廣大青年的熱情。許多新文學作品所充滿的這種徹底的民主主義思想和朦朧的社會主義傾向，正是時代精神所賦予的特有的內容；它不僅使新文學以其巨大的生命力逐漸取代思想陳腐、內容反動的舊文學，而且清楚地顯示了和中國近代一切進步文學的根本區別。這是文學革命在新的歷史時期里取得的一項突出的成果。
伴隨著文學內容的大革新，文學的語言形式也必須而且確實獲得了大解放。白話在這個時期逐步得到推廣。在"詩體解放"的口號下，新文學運動的許多成員紛紛嘗試寫作白話新詩，並且明顯地擺脫了舊詩體式的束縛。繼《新青年》之後，新創刊的《每周評論》、《新潮》等刊物，也都登載各種形式的白話文學創作和翻譯作品。在"五四"愛國運動的推動下，白話文越出純文學的範圍，幾乎在整個文化領域內形成了席捲一切之勢。自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全國白話文刊物風起雲湧，連《小說月報》、《東方雜誌》等一些本來為舊派文人所掌握的老牌刊物，也迫於營業上的需要，不得不自次年起逐漸改用白話。到一九二廄，在白話取代僵化了的文言已成事實的情況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終於承認了白話為"國語"，通令國民學校採用。有著二千餘年悠久歷史的文言文，在"五四"時期短短几年內，即受到致命的打擊，其陣地大部分被攻占。這個事實固然表明封建事物本身的衰朽，卻更清楚地顯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革命所特有的威力。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先驅者對於白話文的提倡，已經遠遠越出單純的進化觀念，而有了一個全新的出發點。當著封建文人譏笑白話文"鄙俚淺陋"，"不值一哂"，稱它是"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註：見林紓《致察鶴卿太史書》，北京《公言報》，1919年3月18日。)的時候，魯迅曾直認不諱地回答道："四萬萬中國人嘴裡發出來的聲音，竟至總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憐煞人。"(註：《現在的屠殺者》，《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9年5月。)顯然，對於文學工具問題，魯迅是從"四萬萬中國人"--廣大人民的角度來考慮的。這也表明，"五四"文學革命和白話文運動實際上是文藝大眾化的一個起點，已經包含著後來文藝大眾化運動的最初的傾向和意義。
文學主張、文學觀念在一九一八年以後也有新的變化。更多的人接受了文學"為人生"、"表現人生"的主張，現實主義的文學思想逐漸取得優勢。從這種思想出發，《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等刊物對黑幕派小說展開了猛烈的抨擊。改革舊戲問題也在這時開始提出，一些人發展到偏激地稱舊戲為"百獸率舞"而加以全盤的否定。與些同時，一部分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則開始以唯物史觀來考察包括文學在內的各種精神現象，得出了"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制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註：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9年5月。)的結論。他們堅信新文學的遠大前途，同時力圖對它提出新的要求和作出新的說明。針對著胡適等人積極宣揚的所謂"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註：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新文學就是白話文學"(註：傅斯年：《怎樣做白話文》，《新潮》第1卷第2號，1919年2月。)之類的主張，李大釗撰寫了《什麼是新文學》(註：《星期日》"社會問題號"，1920年1月4日。)一文，提出完全相反的觀點。他說："我的意思，以為光是用白話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學；光是介紹點新學說、新事實，敘述點新人物，羅列點新名詞，也算不得新文學。"他尖銳批評某些新文學作者存在的"好名"心理，提出"我們所要求的新文學，是為社會寫實的文學，不是為個人造名的文學"；為此，"作者的心理中"必須清除"科舉的(指封建的--引者)、商賈的(指資本主義的--引者)舊毒新毒"。李大釗正面主張：新文學如求"花木長得美茂"，必須以"宏深的思想、學理，堅信的主義，優美的文藝，博愛的精神"作為"土壤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