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行路難·瀉水置平地》

《擬行路難·瀉水置平地》是南朝傑出詩人鮑照創作的組詩《擬行路難十八首》的第四首。詩人以往平地上倒水,水向不同方向流散,來比喻人生貴賤窮達的不齊。詩中充滿了一種不敢申訴的內心痛苦,欲以“人生有命,富貴在天”的道理自寬,又以飲酒高歌自遣,但卻都不能排除自己的愁苦。

作品信息

【名稱】《擬行路難·瀉水置平地》
【年代】南朝宋
【作者】鮑照
【體裁】樂府詩

作品原文

擬行路難
瀉水置平地①,各自東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
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②。
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③。

作品注釋

①瀉:傾,倒。 
②斷絕:停止。這句是說因要飲酒而中斷了《行路難》的歌唱。 
③躑躅(zhízhú直竹):徘徊不進。

作品鑑賞

作為詠嘆人生苦悶的抒情組詩,《擬行路難十八首》在抒述角度上有兩個不同的類型:一是作者自己出面直抒胸臆,另一是作者不露面,假借詩中特定人物角色來抒發情感。前兩首以思婦身分出現的言情之作,屬於後一類型。此篇則屬前一類型,著重表現詩人在門閥制度壓抑下懷才不遇的憤懣與不平。
詩歌開首兩句由瀉水於地起興,以水流方向的不一,來喻指人生窮達的各殊。這是一個很有名的比喻,它能夠從平凡的日常生活現象中揭示深刻的哲理,耐人咀嚼,叫人感悟。當然,這個比喻可能亦有所本。清人錢振倫為《鮑參軍集》作注時,曾引《世說新語·文學》里的一段記載:“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劉尹答曰:‘譬如寫(通“瀉”)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嘆,以為名通。”可見用“瀉水置地”打比方,在當時的玄學清談中早已出現,並非鮑照首創。不過細心剖析一下,劉尹的答話是用水形的規整與否來喻指人性的善惡不齊,而鮑詩則是以水流方向各別來顯示人生遭際的殊異,其內涵並不等同。相比之下,劉說更富於學理氣息,而鮑喻則更接近生活,更為生動自然,也更適合於詩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看,詩人的獨創性仍是無可置疑的。
次二句承接上文:既然人的貴賤窮達就好比水流的東西南北一樣,是命運注定、不可勉強的,那就不必煩愁苦怨、長吁短嘆不已了。表面上,這是叫人們放寬心胸,承認現實,其實內里蘊蓄著無限的酸辛與憤慨。這關鍵就在一個“命”字上。大“命”當頭,誰也不能強爭強求,只能聽憑它貴者自貴,賤者自賤。但反過來問一聲:“命”就真的那么公正合理嗎?為什麼人人必須服從它呢?低頭認“命”,原是無可奈何的事;把社會生活中一切不正常的現象歸之於“命”,這本身就包含著無言的控訴。
再往下,詩思的發展仍然循著原來的路子。認了“命”,就應設法自我寬解,而喝酒正是消愁解悶的好辦法。詩人於是斟滿美酒,舉起杯盞,大口大口地喝將起來,連歌唱《行路難》也暫時中斷了,更不用說其餘的牢騷和感嘆。
那末,矛盾就此解決了,詩就不用得著寫下去了。不然。“心非木石豈無感”一句陡然翻轉,用反詰語氣強調指出:活著的心靈不同於無知的樹木、石塊,怎么可能沒有感慨不平!簡簡單單七個字,把前面諸種自寬自解、認命聽命的說法一筆抹倒,讓久久掩抑在心底的悲憤之情如火山般噴射出來,其熱度和力度足以令人震顫。讀者仿佛看到詩人扔下手中的酒杯,橫眉怒目,拍案而起,正要面對不公平的命運大聲抗辯。可是,他並未由此再進一步發泄這種感憤,卻輕輕一掉,用“吞聲躑躅不敢言”一句收結全詩,硬是將已經爆發出來的巨大的悲慨重又吞咽下去。“不敢言”三字蘊藏著無窮的含意,表明詩人所悲、所感、所憤激不平的並非一般小事,而有著重要的社會政治內容;愈是不敢言說,愈見出感憤的深切。經過詩篇結末兩句這樣一縱一收、一揚一抑,就把詩人內心悲憤難忍、起伏頓宕的情緒,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了。套用一句老話,謂之“筆力足以扛鼎”。
這首詩在音節上也有它獨到的地方。它不像前面第一、第三首詩採用純七言句,而是用的長短相間的雜言體。雜言似乎不及七言整齊,但有個好處,就是能靈活組織句子,便於選擇合適的聲腔,以配合文情的傳遞。此詩頭上六句正是巧妙地運用了五七言句式的交錯,建構起一短一長、一張一弛的節奏形式,給人以半吐半吞、欲說還休的語感。而到了結尾處,則又改為連用七言長調,有如洪水滔滔汩汩地湧出閘門,形成了情感的高潮。聲情並茂,可以說是鮑照樂府歌行的一大特點,它對唐人歌行體詩篇也產生過極其深遠的影響,值得讀者細心玩味。

作者簡介

鮑照 (約414~466)南朝宋文學家。字明遠。本籍東海(治所在今山東郯城);一說上黨(今屬山西)。他的青少年時代,大約是在京口一帶度過的。26歲時曾謁見臨川王劉義慶,毛遂自薦,初不得重視,後終得賞識,獲封臨川國侍郎,後來也做過太學博士、中書舍人之類的官。後因宮廷內部鬥爭,死於亂兵之中。鮑照一生沉淪下僚,很不得志,但他的詩文,在生前就頗負盛名。詩、賦、駢文都不乏名篇,而成就最高的則是詩歌,其中樂府詩所占的比重很大,且多名篇。還擅長寫七言歌行,能吸收民歌的精華。感情豐沛,形象鮮明,並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對唐代的李白、高適、岑參等人的創作有一定的影響。他與謝靈運、顏延之合稱“元嘉三大家”。有《鮑氏集》、《鮑參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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