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憶殤515作品類型：隨筆
簡介
我們無法否認，柏楊的雜文對於抨擊社會痼疾、社會陰暗面具有一定影響力，但是，更多的時候我們是把柏楊當作一個人文學者來看待的。一個人文學者在面對極權統治的高壓時，如果不能顯露出應有的勇氣，去爭取人權、民主和自由，那么他永遠不能算得上是一個大...內容欣賞
4月29日凌晨1時12分，台灣作家柏楊在台北縣新店耕莘醫院病逝，享年88歲。在中國台灣，上世紀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兩位讓人銘記的作家，一是李敖，另一位便是柏楊。在台灣報禁與戒嚴的歷史上，柏楊是一位不可忽略的異數。與李敖一樣，柏楊寫作了大量雜文，並在台灣綠島經歷了長達九年零二十六天的鐵窗生涯。
柏楊，原名郭衣洞，筆名柏楊、鄧克保，河南開封人，1920年生於河南輝縣。柏楊早年東北大學畢業後，曾任東北《青年日報》社長；1948年與友人在瀋陽籌辦《大東日報》；1949年到台灣；1960年開始以筆名柏楊在《自立晚報》撰寫專欄“倚夢閒話”；1961年開始在《自由談》發表小說《異域》。柏楊這一筆名來自當年台灣橫貫公路通車，他曾應邀前往參觀並為沿途景致題名，最後一站位於“古柏楊”的隧道尚未竣工，他回家後提筆有感，為自己取了柏楊這一筆名，並沿用一生。
1966年柏楊任平原出版社社長。他的時任妻子倪明華主編《中華日報》家庭版，他負責該版《大力水手漫畫》專欄。1968年1月13日，該專欄刊出一幅漫畫，內容是兩父子購買一個小島，他們二人建立一個王國，並由父子兩人競選總統。該漫畫觸怒了當局，柏楊被定以“侮辱元首”、“通匪”等罪名。台灣當局3月4日逮捕了柏楊，從此他陷入九年零二十六天的冤獄中。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大力水手事件”。（以上部分資料參考《齊魯晚報》4月30日版趙曉峰《柏楊傳奇一生》）
身陷囫圇的柏楊並未意志消沉，相反，在獄中他堅持完成了三本歷史著作：《中國人史綱》，《中國歷代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中國歷史年表》。1978年出獄後，台灣當局與其約法三章：不準提往事，不許舊調重彈，不許暴露台灣社會的黑暗面。
柏楊的一生的確是傳奇的一生，一本《醜陋的中國人》讓柏楊風靡全球，《柏楊版資治通鑑》在台灣被譽為最有價值和最暢銷的一部書，《中國人史綱》被列為對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十部書之一。
柏楊在反讀《資治通鑑》中看出了歷史的荒誕本質，而人們在反讀柏楊的一系列著作中，卻能讀出柏楊的一系列病症。柏楊的病症基本上有兩點：一是柏楊的知識儲備不足，以至於犯下令人啼笑皆非的低級錯誤；二是柏楊的膽氣不足，對於台灣上世紀的極權統治畏懼已極，並與台灣的極權政治做出妥協，甚至一定程度上同流合污。在大多數人的評價中，柏楊被評價為人文大師、民主鬥士，其實都言過其實。在同李敖的比較閱讀中，我們可以明顯的感覺到。
李敖對柏楊曾做過一系列評價，基本觀點如下：一，柏楊忘恩負義；在柏楊身陷囫圇之初，李敖也因寫作大量反極權的雜文被封殺、軟禁，但是，他通過一些國外關係，將柏楊的遭遇透露給國外人權組織並予以披露，以期在言論的影響下營救柏楊。然而，柏楊沒有一絲一毫的感謝。二，柏楊先天不足。這一病症在《中國人史綱》及《柏楊版資治通鑑》中十分明顯。柏楊一生念過無數學校，但始終沒有一張文憑，在戰亂年代的輾轉中，柏楊並未獲取豐足的知識儲備。與學識淵博的李敖相比，柏楊就像一個成績極差的國小生。通讀《中國人史綱》，在領略柏楊對正史顛覆的同時，也讀出一系列對史實的歪曲。李敖是一個學歷史出身的學者，他曾就歷史的角度指出《柏楊版資治通鑑》的硬傷。三，柏楊膽氣不足。走出綠島的柏楊將雜文寫作轉向對傳統文化及國民劣根性的批判，這是無可厚非的事實，然而，深思之後我們會發現，對於長達九年的冤獄，柏楊做出了什麼反應？沒有，我們看不到。側重對於傳統文化的反思，反映出柏楊對台灣極權制度的刻意迴避。八十年代初，台灣爭取民主和自由的鬥爭進入關鍵時期，作為民主鬥士、人文學者的柏楊不僅沒有出一份力，反而用這一極權政府骯髒的金錢修建人權紀念碑，這是對人權的歪曲。人權是爭取的，不是紀念的；人權與極權是對立的，不可同流的。
《中國人史綱》是柏楊最有名的歷史著作之一，他以大膽的文筆揭露了中國歷史的真相，打破了傳統歷史學家受意識形態控制集體著史的格局，在這一點上柏楊堪與司馬遷遙遙相望。然而，柏楊的膽量到此為止。選擇歷史題材的寫作正凸顯了柏楊不敢與當局決裂的事實，中國歷史上的帝王將相無論如何殺人如麻都不會影響到柏楊。封建統治者的刀劍不會傷害柏楊一絲一毫，相反，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卻隨時可以讓柏楊先生身陷囫圇。《中國人史綱》最大的遺憾在於柏楊沒有寫到當代，而僅僅寫道八國聯軍侵華，即便是封建時代的最後一個王朝都沒寫完。而八國聯軍侵華距離清王朝的結束只有十一年，這一刻意的迴避是為了什麼？其實理由很簡單，柏楊是一個聰明人，他深知如果寫出現代史，必然要寫到國共之爭，進而寫到國民黨潰逃台灣，如此這般，豈不大大傷害國民黨蔣委員長的尊嚴，進而威脅到柏楊先生的生存？因此，柏楊乾脆大清帝國的最後十一年都不寫，這樣不僅迴避了國共之爭，也與國民黨徹底失去聯繫。我寫的是古代的帝王將相，又沒寫你們，總不至於再關我十年八年吧？這就是柏楊的思路。
柏楊最著名的一本書是《醜陋的中國人》，該書大陸八十年代中後期一代大學生，那么，這是一本怎樣的書呢？該書強烈批判國民的醜陋惡性，指出中國人的“髒、亂、吵”、“窩裡鬥”、“不能團結”、“死不認錯”等等惡性，對於繼續開展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不無意義。有人將柏楊的“恨鐵不成鋼”與魯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相提並論，進而指出柏楊堪與魯迅在不同時代遙遙相望。這其實是極荒謬的。任何一種劣根性都不是特意針對某一國國民的，這是很簡單的道理，然而很多人非要挖取一個國家國民的劣根性，實在令人費解。魯迅對國民的批判其實也不僅僅針對中國人，而是整個的“人”，阿Q的精神勝利法不僅僅獨屬於中國，它屬於所有的人。柏楊所指出的國民惡性，並未抓住中國人的唯一特性，它們不僅僅存在於中國，還存在於整個的人之中。這是《醜陋的中國人》的根本錯誤。再一點，《醜陋的中國人》是柏楊雜文的代表，然而，他將討論的重點界定在傳統文化和國民惡性上，對於政治的逃避昭然若揭。該書《人生文學與歷史》一文是柏楊1981年8月22日在舊金山史丹福大學歷史系的講稿，在演講之後，一位聽眾提到中國現代史以及意識形態的問題時，柏楊的回答令人失望已極。他回答說：“這是政治問題，我們不談。我們只談歷史，同時，這個我也不太清楚。”這句話是值得深刻討論的，它代表了柏楊的整個的精神中最本質的一點——只談歷史，不談政治。作為一個人文大師、民主鬥士，迴避政治是對知識分子責任的迴避。再看，“這個我也不太清楚”，他不清楚的是什麼呢？是中國大陸建國後的狀況。假設柏楊說的是真話，那么他就不配做一個雜文寫作者——雜文的寫作需要建立在豐足的知識儲備和資料基礎上。當然，柏楊生活在一個戒嚴時期的小島，無法獲取一定的資料情有可原。然而，李敖為何能夠獲得一系列的資料呢？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再假設柏楊說的不是真話，那就更可惡，明知如此卻不敢說不敢談，言論自由會從天上掉下來么？柏楊實在算不上是一個爭取民主和自由的英雄。
哲學上講，評價一個人要一分為二。我們無法否認，柏楊的雜文對於抨擊社會痼疾、社會陰暗面具有一定影響力，但是，更多的時候我們是把柏楊當作一個人文學者來看待的。一個人文學者在面對極權統治的高壓時，如果不能顯露出應有的勇氣，去爭取人權、民主和自由，那么他永遠不能算得上是一個大師，一個英雄。柏楊的運氣在於，他無心為之的一幅漫畫成就了他，大力水手漫畫是柏楊的幸運。沒有九年零二十六天的冤獄，柏楊或許並非今天的柏楊。
憶殤
2008年5月19日
寫於德州寢室
附記：以這樣的形式悼念柏楊，是我沒有想到的。兩三年前，我還對柏楊頂級膜拜；今日，卻對他進行批判。但是，我還是對柏楊比較尊敬的，儘管我並不認同其人其文。三年前，柏楊的經歷曾激起我的憤慨——對專制集權的憤慨。曾將這一憤慨寫進給友人L的信中，如今，柏楊已魂歸故里。L是陪伴我走過一段孤獨歲月的好友，巧合的是，今天正是她的二十一歲生日——僅僅在我的生日之後四天。謹以此文紀念柏楊，以及曾經孤獨的歲月，以及曾陪伴我度過孤獨歲月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