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徙戎論》
是西晉陳留圉(河南省開封市東)人江統的一部政治論著。
元康九年(299年)太子洗馬(太子宮圖書管理官)江統於齊萬年事件之後,作〈徙戎論〉著稱於世。文中提到“關中之八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稱戎狄是“人面獸心”,建議摒除胡人,“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
《徙戎論》從內容看,是繼承《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的說法,完全以華夏的利益,認為“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但柏楊也認為“江統把災難全部歸罪於蠻族,根本沒有觸及問題核心;只看見瘋子殺人,而沒有看見是誰把致瘋的毒藥放到對方碗裡;強迫蠻族喝下致瘋的毒藥,而痛責他們發瘋,詬罵他們性情貪婪、兇悍殘忍,是把事情本末倒置”(《柏楊版資治通鑑·八王之亂》)。《徙戎論》在當時西晉朝廷由賈南風當政時期,自然無法採納,不到十年即發生五胡亂華。
原文: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蕤,以義行稱,為譙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為之語曰:“嶷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為氐、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氐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兇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鹹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御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線。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鹹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並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
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為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徵,棄甲委兵,輿屍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御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忸忲,終於覆敗;段穎臨沖,自西徂樂。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御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
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擾,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並、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眾制群羌之命,有徵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
1 《徙戎論》的命運與“天下一家”的格局
《徙戎論》的命運與“天下一家”的格局
李鴻賓
一
西晉末年,太子冼馬江統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章,內容涉及內地的北方民族的定居和分布問題,這就是世人皆知的《徙戎論》。江統說道: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荒要。《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能,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1](P1529、1532)。
這段話的中心意思,就是將關中地區的北方各族遷回他們原來居住地,不要華夷混合;理由是,這些人與漢人語言不通,使用的貨幣不同,禮法規則也很奇怪,他們不向國家交納租稅,連中原的正朔也不尊奉。江統認為,夷狄居住在華夏之間,只能“擾亂”華夏秩序,破壞中華禮法,只有將他們遷出,才能有效地維護中華正統。
就在江統上奏之後不到十年,北方和西北地區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開始進兵中原,在黃河流域上下及整個北方地區建立政權,即舊史中所謂的“五胡亂華”。就其先見之明,江統確實抓住了當時社會的一個矛盾,而江統思想的內容,也無疑代表了那種華夷之別的觀念。
華夷雜居是中國歷史的特性。至少在我們所知的歷史範圍內,今天我們稱為“民族”的群體就成為中國社會的組成要素。《詩經·小雅·北山》中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本身就涵蓋了不同的群體和部落。這些群體依據文化和社會發展的程度,以及居住的地區,被中原的華夏人稱為“夷狄”,即他們在文化上是落後華夏的,他們居住地區的環境也不如中原適宜。根據周人的劃定,當時的天下由華夏和戎、狄、夷、蠻構成,華夏居中,戎、狄、蠻、夷居邊,華夏與戎、狄、蠻、夷構成所謂的“五方格局”。由華夏的都城向外分布,分別是甸、侯、綏、要、荒五服。周人與他們之間存在著文化上的差異,這使周人自認為或被認為自己先進於周邊部族。
這種觀念至少盛行於西周,可能早在夏朝就已成型。蘇秉琦總結的新石器時期中國文明六大區系的劃分,說明在王朝之前的時代,居住在現今中國境內的古人就已形成自己特定的區域[2]。正因為有了自己的區域,彼此擴大自己的勢力和範圍,於是區系之間的競爭最終導致權力中心和王朝的出現。居住在中原的群體具有優越於其他地區的條件,最早的王朝就在這裡產生(如夏朝),其周圍則拱衛中原,逐漸形成所謂內主外服的華夷五方格局。
這種格局不僅是理論上的,而且是實踐的結果。正因為如此,它也會隨著形勢的變化而改變。商人征服夏,周人征服商,都是外圍群體進入中原,並在中原建立王朝。他們建立王朝後,就以正統自居,稱為華夏。這種情況到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局面時,達到了新的高度。所以,中國歷史的發展,離不開不同民族群體的組合。
那么,人們如何看待這種民族群體的組合呢?
如果單就某種靜止的狀態來看,譬如西周初期的華夏居中、四夷居邊的五服格局頗為理想,也為後人所稱道。至春秋戰國時代,華夷之別出現了新的局面。商周的華夷經過交往、磨合與認同,逐漸走向一體;與此同時,周邊新興之部族隨著他們與中原接觸的增多,也不斷湧進,成為華夏新的磨合對象。到秦始皇統一,中原的華夏早已與先前的部族融合了。這就是說,中國歷史上所謂的“戎、狄、蠻、夷”,他們在與中原民族接觸的過程中,相互融合,終成一體。
然而,強調華夷之別的言論也不斷出現。古人對這類問題的認識主要是從文化觀念的角度著眼的。文化是後天學習和積累的結果,只要進入中原文化之內,進入者就成為華夏;反之則被列入戎狄。作為中原文化的保護者和承傳者,中原皇朝的統治階級在維護皇朝運作的時候,首先強調文化的屬性以接納不同的群體,大一統觀念本身就將不同群體的納入作為考慮的首選。只不過在皇朝強盛之時,它吸納其他群體更能加強自己的利益,就表現出異常的寬厚和開放;然而當它力量薄弱而感到周邊民族對它形成威脅時,就轉而阻止他們內向發展,“華夷有別”的觀念也被刻意強化。說到底,華夷觀是中原皇朝處理國家政治和族群關係的一種工具。秦漢時期,將眾多民族群體匯聚在一個皇朝政權的控制下,經過磨合,逐漸形成一體,這是秦漢帝國強盛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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