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妊娠》小說中，作者通過平凡人的日常生活，通過瑣碎的日常生活場景，充分展示了濃重的時代大背景下，那種超然物外、心物同一、恬靜的生活理想。小說中的老貫無疑是生活中的小人物，但他睡覺坐著睡，切菜不用刀，凡事講究原質原形、萬物在他的眼裡都是同人一樣的。
在他的心裡也沒有生與死的概念：“我倒不在乎我活的長短哩。天讓你活個什麼，你就活個什麼，讓你活多久，就活多久，是不是？就為這，我琢磨通了，生也沒有高興的，死也沒苦痛的。”這是對世情的徹底超越，是對生命本體坦然面對的人生態度。故事中的人們自然而然地擺脫了物對心的束縛，他們在自己的小圈子裡每天重複著幾乎相同的事情，平靜而愉快地生活著。
個人資料
賈平凹（1952～），當代作家，原名賈平娃。陝西丹鳳人。1975年西北大學中文系畢業後任陝西人出版社文藝編輯、《長安》文學月刊編輯。1982年後從事專業創作。任中國作家協理事、作協陝西分會副主席等職。著有小說集《兵娃》、《姐妹本紀》、《山地筆》、《野火集》、《商州散記》、《小月前本》、《臘月·正月》、《天狗》、《晚唱》、《賈平凹獲獎中篇小說集》、《賈平凹自選集》，長篇小說《商州》、州河》、《浮躁》、《廢都》、《白夜》，自傳體長篇《我是農民》等。散文集月跡》、《心跡》、《愛的蹤跡》、《賈平凹散文自選集》、詩集《空白》以及《平文論集》等。他的《臘月·正月》獲中國作協第3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滿月》獲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他於1988年獲美國飛馬文學獎。賈平凹小說描寫新時期西北農村，特別是改革開放後的變革，視野開闊，格調攜永，情節動人，具有豐富的當代中國社會文化心理內蘊，富於地域風土特色，格調清新雋永。
賈平凹80年代改革小說的藝術特點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時期作家中，賈平凹是從未中斷過文學創作與藝術追求的唯一一個。其斐然堅實的文學勞績與勤奮執著的進取精神讓文壇同樣矚目。這位以獨特姿態默守於西北一隅的“獨行俠”，雖然從不扯旗拉派、追風趕潮，也從未參與喧喧攘攘的文化論爭，卻在批評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爭鳴風波，時毀時譽，或貶或褒，這種現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學界深思。另外，賈平凹的創作及研究貫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時代大潮沖洗下的歷史印痕、文化印痕。因而，從新的歷史高度去回顧、反思賈平凹小說研究20年來的曲折歷程，具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
魯迅說：“編年有利於明白時勢。”[1](P3)賈平凹既堅守自己的藝術信念又不斷追求創新、整整穿越了三個年代的小說創作，使其研究也相應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點。據此，我們可以界劃出三個歷史時期，以方便在歷時性的考察分析中，對賈平凹小說研究進行共時性的概括與歸納。這三個研究時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來至今。
一
縱觀第一時期的賈平凹小說研究，從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狀發展。這一時期大略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1.草創、發端期（1978-1981年）
賈平凹是追求“有自己聲音”的作家。新時期伊始，文學界普遍還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撫摸傷痛、控訴罪惡時，賈平凹卻以一個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發現了愛和美。他的《滿月兒》、《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著一支清新動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評論界的注意。發表於1978年5月《文藝報》上的《生活之路：讀賈平凹的短篇小說》是最早一篇研究賈平凹小說的評論文章。老詩人鄒獲帆以詩人特有的敏感，最早發現了這顆文壇新星的光芒。從賈平凹的近30篇小說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種新鮮、別樣的氣息。他認為作品的語言、描寫、人物“都是有生活氣的、生動的”。同時也誠懇地指出了藝術表現過於單純的問題。這篇評論雖然還只是一種簡單的印象介紹，還有點意識形態批評的痕跡，但詩人以自己敏銳的藝術良知，已開始觸摸到研究對象的核心，比較準確地把握住了賈平凹小說的藝術特質。更深一層看，新時期的思想解放之風無形中墊高了研究的起點，它標示著學術研究“解凍”的春天已經到來。此後，更能代表這一時期批評觀念與水平的是王愚、肖雲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賈平凹創作漫評》（載《文藝報》1981年第12期）與丁帆的《論賈平凹作品的描寫藝術》（載《文學評論》1980年第4期）。兩文基本上是鄒文思路的延伸，對賈平凹小說早期藝術風格的探討與開掘更為深入、細微和具體。王、肖的文章更明確地指出賈平凹的特色在於“著重表現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靈美，提煉詩的意境”。肯定作家在極左論調盛行時能逆風而行，“開了一個好的頭”。丁文則從藝術手法的具體視角分析闡釋了賈平凹小說的詩美特質。此外，費炳勛、胡采、閻綱等人也紛紛著文，對賈平凹的才華與成績給予了肯定的評價。總的說來，這一階段的研究多為巨觀定性的評論，對青年作家在創作中的成就與問題都給予了較中肯的評價；開始注意整體研究，但仍限於傳統的主題與技巧分析，視野不夠開闊，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紹之類的感性表層上，理論上闡釋不足。
2.徘徊、蘊積期（1982-1984年）
繼《山地筆記》之後，賈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爭鳴，1984年關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評論界的積極反響。但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並無明顯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種徘徊、蘊積的階段。這一階段研究的特點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大量的評論文章出現。總計70多篇，但質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積滯在過去的層面上徘徊不前。其次，評論多限於個案分析，缺乏整體把握和巨觀視野。不過，《延河》、《當代文藝思潮》等單位召開的作品討論會，對賈平凹這一時期的創作做了及時的回顧與總結。雖然意見零散、見解不一，但良好的學術氛圍、認真求實的科學態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最後，或毀或譽，該階段研究呈現出一種不穩定、曲線發展的形態。從全盤否定到完全肯定，這固然有創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時也暴露出此時研究一個很大的局限與問題：偏重文學與社會、政治等外部聯繫，相對忽視文學自身內部規律的研究，仍然存在著一種“泛意識形態化”傾向。傳統的社會歷史批評作為一種科學世界觀指導下的方法論，自然有其積極意義的一面，但在極左思潮的蠱惑下，又常常帶有庸俗社會學的陰影。尤其是1982-1983年的賈平凹小說研究，“左”的思維慣性還在文藝研究的無意識深層滑行。文學作為一門藝術的科學，它有著自己獨特的審美個性與品質。以一種模式簡單切割與解剖文學的豐富性，不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維空間，也無疑是對文學粗暴的施虐。對《二月杏》、《鬼城》等小說的批判就明顯存在著簡單化傾向。這些以憂鬱的眼光看取現實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圖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複雜性、矛盾性，是作家對人的一種反思與關注。遺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過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貼近現實、強調文藝的認識作用和社會作用上，作品的審美取向等問題因而並未放在文學的範疇內深入討論，有的評論甚至直接引用政論來做批判的工具。結合當時的歷史語境，我們沒有理由指責這些批評家崇高的責任感、使命感，但對於一門學科的研究來說，這些教訓又不能不讓人深思。相對來說，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觀。雖然還限於某一個側面的微觀研究，但在理論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進。如季紅真的《平波水面、狂瀾深藏》（載《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對賈平凹改革小說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細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總體上看，這一階段研究在量上有明顯增長，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論視野還相對封閉狹隘，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
二
1985年是賈平凹創作頗豐的一年。同時，思想解放與改革開放的良好環境也使文藝研究的觀念熱、方法熱漸成高潮。西方文藝思潮的大量輸入與引鑒，各種自然學科、人文學科的交叉與整合，都促進了研究理論方法的更新、主體思維空間的開闊。開放的時代環境給文藝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對自由的言說空間。80年代中期以後，賈平凹小說研究開始越過淺灘，走向拓展與深化的嶄新時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顧性、反思性、重讀性的論文出現。這些論文都力圖通過對作家創作道路的回顧，從整體上重新認識、把握賈平凹藝術追求的內在規律。劉建軍的《賈平凹小說散論》（載《當代作家評論》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賈平凹小說的藝術核心，認為其動人之處“在於真切動人的主觀抒情性”。該文還初步探討了作家的文化淵源與詩人氣質形成的內在原因。文中指出，賈平凹的小說“從我國傳統小說中吸取養料，受過一些當代作家如孫犁等人的影響”，特殊的生活環境造成了作家孤獨、內向、好幻想的個人氣質。“是新時期造就了作家賈平凹。”這些高度概括性的論斷雖然還遠未深入，但其富有啟發性的論點與全方位的統攝觀照對後來的研究不無借鑑和影響。賈平凹在文壇素有“鬼才”、“怪才”之稱，其鬼氣、怪味何在？這一時期的研究開始擺脫了過去單一的文本研究，注意從創作主體自身出發來尋根探謎。費炳勛的《論賈平凹》（載《當代作家評論》1985年第1期）和劉建軍的《賈平凹論》（載《文學評論》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兩篇作家論。二文都側重於作家主體人格、文化氣質與創作關係的研究和分析，而費文尤為透徹。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顧之類的簡單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複雜層面的剖析。費炳勛此後的《賈平凹與中國古代文化及美學》（載《文學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從作家獨特不群的藝術個性出發，敏銳地發現了作家對傳統文化的自覺承繼與傳統文化美學對作家藝術思維、稟性的深厚滋養。美中不足的是，該文的“發現”沒有順此深入下去，論證也顯單薄。
在中國文學這個大的網際網路里，被稱為文壇“獨行俠”的賈平凹也不可能是一個孤立靜止的單點。比較視角的引入是這一時期賈平凹小說研究的一個突出的現象。雷達的《模式與活力：賈平凹之謎》（載《讀書》1986年第7期）在將賈平凹與另一位西北作家張賢亮的對位比較中，發現了他們創作動力與模式的共同傾向。這就是“女性崇拜”與“愛——情愛和性愛”的軸心模式。李振聲與梅蕙蘭的兩篇比較論相映成趣。二者都注意到賈平凹與李杭育彼此參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態的相同，後者則注意求異，在多層次的比較中凸現出他們各自鮮明的藝術風格與追求。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賈平凹比較論》（載《當代作家評論》1989年第6期）著重從文化思潮的層面“探討當代作家走向傳統文化的文學意義”。該文的優長在於視野的宏闊和開放，與條分縷析的文本細讀形成明顯區別。這些比較論雖然還多停留在表層，還只是一對一的平行研究，但他們敢於打破以往封閉格局的束縛與囿限，其功是不可沒的。
賈平凹這個時期以商州系列顯示了他的實績，他確乎“吃到了天國的糖果”。批評界有關商州系列小說研究的大小論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質的方面也有明顯的突破。表現在：(1)多角度、多側面、多方位的文學本體研究向細度、精度、深度邁進。有的論者看到了小說中的“現代意識”，有的注意到了小說結構章法“散文化”，有的則體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識與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學、倫理學、心理學等角度、命題的發現與深入，打開了一個多聲部的宏大格局。(2)《浮躁》研究熱讓人矚目。對這部小說的評論、研究從1987年一直延續到1989年，形成了一個不小的高潮。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許多論文所堅持的社會歷史批評，已經擺脫了過去簡單化、教條化的傾向，在廣泛吸納文化學、心理學等研究成果中，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和深度。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時代的民族心態：賈平凹〈浮躁〉得失談》（載《小說評論》1987年第6期）對“失重期景觀”背後的歷史文化透視，劉火的《金狗論——兼論賈平凹的創作心態》（載《當代作家評論》1989年第4期）用典型論對農民文化心態的雙向剖析等。這些論文標示了80年代後期研究的一個新高度。
總之，80年代後期的研究既注意從巨觀上整體把握，微觀研究也有所精進；開始注重主體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擺脫了早期貼標籤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論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擴大；作家創作與研究形成了相互推進的良好的互動格局。
三
90年代，賈平凹的小說創作開始從對社會政治、歷史文化層面的關注轉入生命本體層面的思考與探求。小說研究也在80年代後期蓬勃發展的基礎上繼續向前推進，進入了全面拓展與深化的新時期。時代、創作與研究自身規律性的發展是推動小說研究走向縱深的三個決定性因素。
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現在幾部研究專著的出現。孫見喜的《賈平凹之謎》以生動的小說筆法結構文章，可讀性、普及性很強。雖論見不多，但不啻是打開賈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戶。他此後的《鬼才賈平凹》，洋洋灑灑兩大部，詳致傳情的書寫更貼近傳主的人生情感世界。作為賈平凹的鄉黨和摯友，作者在書中“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故事”，豐富、完備的史料性因而是該著最大的特色。另外，該書附錄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錄、資料索引與文獻，給賈平凹小說研究提供了一條便捷之徑。相較而言，費炳勛的《賈平凹論》少傳記味而更富學理性。該書是作者多年來追蹤研究賈平凹的一個評論集，也是對賈平凹研究工作的一個總結。作者在理論資源與方法運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異，但論證紮實，剖析深微，顯示了該書厚重的學術品格。
其次，幾部文學史、專題史的出現，使賈平凹小說研究開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義。王慶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魯原等人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綱》、金漢等人主編的《新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分別在當代文學史的背景上對賈平凹小說的藝術特色、美學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響作了充分的評價和闡析。王一川的《中國形象詩學》在神話形象與家族形象兩章里分專節對賈平凹的小說作了抽樣分析。現代敘事學理論的運用，是方法的創新，也是思想的創新，作者由此發現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隱含於文本表層下的豐富的潛文化話語。
最後，賈平凹小說研究已開始納入文化學、美學的範疇。側重於美學風貌、主體人格、文化意蘊的微觀細部研究在本時期趨於成熟；巨觀研究與整體把握也力圖據有史家眼光和理論高度；一批視角新穎、見解獨到的優秀論文出現。對賈平凹小說美學精神與審美個性的觀照與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趨自覺和深刻。韓魯華的《審美方式、觀照、表達與敘述》（載《當代作家評論》1990年第2期）從審美觀照、表現方式、敘述方式三個方面切入研究，對賈平凹小說的美學風格做了比較恰切的分析與評說。閻建斌的的《月亮符號、女神崇拜與文化代碼》（載《當代作家評論》1991年第1期）從小說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號發現了作家“創作個性與深層密碼的泄露”。該文所運用的神話原型批評不能說是很確當，但不無探索性意義。李星的《東方和世界：尋找自己的位置》（載《文藝爭鳴》1991年第6期）從藝術思維著眼，蹊徑獨辟。他指出，“感應式”的東方思維方式構成了賈平凹獨特的“這一個”。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學追求，認為他表現出了“東方作家的大氣魄、大志向”。費炳勛的《生命審美化——對賈平凹人格氣質的一種分析》（載《當代作家評論》1992年第2期）與吳進的《賈平凹創作心態透析》（載《陝西師大學報》1991年第11期）進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識的形成對創作精神的影響。兩文以其敏銳的透視力給我們打開了作家文本世界與心靈世界神秘的黑箱。不同的是，費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於“生命審美化”，吳文則強調了“現實與超越、自卑與自傲交織的心態”對作家創作發展的動力性作用。賈平凹在創作中一直尋求“東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筆下的商州在某種意義上已成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載體與符號。因而，這一時期的論者多注意從文化學的角度去研究賈平凹的小說創作現象。樊星的《賈平凹：走向神秘——兼論當代志怪》（載《文學評論》1992年第5期）敏銳地指出了小說在魔幻色彩掩蓋下的“民族文化心理與人生哲理”。王仲生在《東方文化和賈平凹的意象世界》（載《當代文壇》1993年第2期）一文中從生命意識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說中“濃郁的東方文化底蘊”。他由此認為，“在現代意識的契合點上”，作家“已經找到了東文文學與世界文學交流、對話的可能性”。立論的眼界頗高。此外，有些論文還對賈平凹小說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態、民性意識、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闡發與探討。比較視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類研究的空間。趙學勇的《鄉下人的文化意識和審美追求——沈從文與賈平凹創作心理比較》（載《小說評論》1994年第4期）、李詠吟的《莫言與賈平凹的原始故鄉》（載《小說評論》1995年第3期）、黃嗣的《賈平凹與川端康成創作心態的相關比較》（載《湖北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等文在橫向比較中分別闡發了賈平凹小說中的審美意識、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從傳統文化的羊皮書上頗得靈氣的胡河清則在《賈平凹論》[2](P38-52)一文中具體剖析了道家文化對作家人格文風隱秘的影響。其文雖然流於玄虛，但別具一格的批評觀念與思維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對過於西化的當代文學批評不無鏡鑒作用。一個作家的創作一旦形成風格，在標誌著其創作走向成熟的同時，又容易產生模式化的危險。江開勇的《定勢：起步的基礎與超越的負累》（載《當代作家評論》1991年第1期）道破了這層隱憂。他在對作家小說創作中出現的定勢情形及內因作了系統剖析之後，進而指出：“建立開放的思維體系，才能超越自己。”也許作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賈平凹這個不安分的藝術精靈在90年代開始有意將視野轉向都市，一部《廢都》也由此引發出一段毀譽不一、紛紛揚揚的文壇公案。
馬克思說：“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作為學術研究，情緒化的泄憤和保持緘默、冷凍的態度都不利於探求真理、認識真理。“《廢都》一出，罵聲四起。”在當時激烈的批評中，確實不乏真識灼見。如吳亮、張法、易毅等人對小說中的舊文人氣、失度的性描寫、頹廢情緒提出了誠懇的批評。有點可惜的是，當時批評的基調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熱情的膨脹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責多於思考發現。在偏執於文學的道德使命時，小說自身豐富的審美價值、複雜多義的文化蘊含被研究者的主導意識所疏略與懸置。有鑒於此，《小說評論》在三年後組織專家對《廢都》做了認真反思、重新評價。幾年的時間距離使批評家、研究者們能以比較理性的眼光和從容的姿態重新看待、思考這一問題。曠新年的《從〈廢都〉到〈白夜〉》（載《小說評論》1996年第1期）從知識分子人文心態與文化意義的角度出發，精闢地指出“這是文化英雄們自戀與自虐的‘天鵝絕唱’”。許明的《研究知識分子文化的嚴肅文本》、黨聖元的《說不盡的廢都》都在這一意義上發表了各自的看法。黨文還對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評邏輯作了有力的反撥。但是，某些“反思與重建”還不能從根本上跳出二元對立思維的陷阱。在批判對方過於簡單化的同時，自己也走向了同一個極端。隨後，賴大仁的《創作與批評的觀念——兼談〈廢都〉及其評論》（載《小說評論》1996年第4期）從文學觀念的理論高度對《廢都》的創作及批評作了全面的總結與清算。該文從《廢都》自身尋找被“誤讀”的原因，對最近有些矯枉過正的反思性評論也做了有意的救正與補偏。這篇論文是賈平凹小說研究開始從短暫的沉寂中浮出水面、從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鮮明的標幟。
《廢都》之後，倔強的賈平凹並未消沉下去。《白夜》、《土門》、《高老莊》、《懷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開綻出來的又一朵朵燦爛的蓮花。作家蓬勃旺盛的創作生命力，也給賈平凹小說研究帶來了不竭的動力和光明的前景。90年代後期，賈平凹的小說創作與小說研究都躍出低谷，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峰。尤其是《高老莊》，在1999年成為當代文學研究的焦點與熱點。《小說評論》、《當代作家評論》為此還專門開闢了評論專輯，收錄了十幾篇研究文章。這一時期的研究不僅深入透析了賈平凹小說中糾合的複雜的文化衝突、精神返鄉、民族歷史與藝術合題等問題，而且注意把研究對象置入整體的系統中考察其優劣得失，顯示出一種開闊的眼光與超越的氣度。如果說，此前的研究表現出一種青春期的探索熱情因而也帶來一種浮躁氣的話，這一時期的研究則顯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與沉穩。肖雲儒的《賈平凹長篇系列中的〈高老莊〉》（載《當代作家評論》1999年第2期）、張志中的《賈平凹創作中的幾個矛盾》（載《當代作家評論》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這一時期的研究實績與高度。
四
縱觀前後三個時期，賈平凹小說研究在起伏波動中不斷向前推進和延伸。早期零散、隨筆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體化、系統化的理論研究，研究思維、視野從閉鎖走向了開放，研究格局也從單一化、靜態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維化、動態化、立體化。從橫向上看，賈平凹是新時期作家研究文章超過百萬字極少數中的一個。有的研究者稱賈平凹“在當代文學研究中，幾成顯學，”[3]因而應該說不算虛詞。總之，賈平凹小說研究的成績是很顯然的。無庸諱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問題。
恩格斯指出：“在時代條件下進行再認識……這些條件達到什麼程度，認識就達到什麼程度。”在科學的研究和求索中，永遠沒有終點，只有在反覆的認識中不斷向完美逼近。當前，賈平凹小說研究還存在著許多問題與障礙。一、賈平凹的創作還在繼續發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時間距離的缺失，因而難以使研究主體從一個高度進行整體把握，無法把史與論結合起來。這就要求研究者積極拓展思維空間，把研究對象放到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上進行觀照與把握。從1973年以來就一直筆耕不綴的賈平凹與新時期各個階段文學的發展有著必然的、不可忽視的聯繫。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論深度的系統研究尚未出現。1973年到1978年這段醜小鴨時期的小說研究至今也還是一個有待注意的盲區。比較視角雖然引入，但目前還多是一對一的平行研究。賈平凹創作的淵源極為博雜，如老莊禪道、筆記志怪，如孫犁、沈從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現代派……但影響研究目前還遠未深入，尤其是“總的影響”研究還是一個空白。二、大大小小的爭鳴風波說明了研究對象是一個很複雜的存在。研究對象的這種複雜性客觀上也給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難度。這位“以自己的聲音說話”的作家獨特的藝術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爭鳴渦流的中心。對他的文化姿態與書寫行為以及相應的爭議如何在學理的高度上反思、評價與認識，也是一個亟待深入的難題。三、研究方法、理論視角在不斷更新，但許多批評似乎停留在一種“器具套用”的階段，如何使研究方法與對象做到一種深層融匯和溝通，切實抓住研究對象的本質，也是拓展、深化賈平凹小說研究應該注意的一個現實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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