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情介紹
《服務》
劇照 小紅領巾在大躍進中也發揮了幹勁，他們到新華書店參加義務勞動。他們處處為顧客著想，這些還沒有書高的“小紅領巾”向顧客叔叔宣傳“魯迅讀書運動”介紹了出版的新書，下雨的時候還把雨傘借給顧客，顯示了親切和藹的服務作風。
《小氣象台》
《大躍進中的小主人》海報一群愛祖國愛科學的孩子，發揮了敢想敢作的精神，組成了氣象小組，設立了小氣象員，向同學們報告天氣情況。但一連幾次都失敗了，明明是下雨，卻報告的是晴天，因而受到了不少小朋友的批評。但他們不灰心，在輔導員和馬老師的幫助下不斷改善設備，正確地記錄本市與附近地區的天氣變化情況分析研究，終於掌握了複雜的氣象科學，受到了共青團委員會的表揚。這種辛勤勞動和苦心鑽研的精神也取得了農民叔叔的信任，農業社請氣象小組到社裡去測驗天氣，他們為支援農業建設做出了很有意義的工作。
劇照《文化先鋒》
郊區的孩子們在輔導員的領導下，積極參加了農村掃盲運動，他們開動腦筋想辦法，在橋頭、田間、食堂、住室設立了文化崗，他們懂得這是很大的革命任務。小明在家裡也是個小老師，他想盡辦法動員媽媽學文化，媽媽在小明的幫助下，很快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少年工廠》
農村開始夏收夏種，學校里放了十天農忙假，輔導員要求孩子們在農村參加勞動，做一些有意義的活動。朱振華等七名中學生向農業社長要求任務。這時正趕上農業社缺少肥料，孩子們發揮了敢想敢於的精神，辦起了顆粒肥料廠，並選朱振華為廠長。廠小、人小產品少，社長讓他們去參觀國營肥料廠，廠長告訴他們要增加產品就一定要改進工具。他們回到家裡連夜想辦法改進了生產工具，生產數量大大上升，幫助農業社解決了很大困難，受到了社長的表揚。
文學影響
劇照然而，承擔“國家的儀式”主題表達任務的身體，必然是社會空間中的角色，即葛紅兵先生所言的“身份”——“肉身實體是包含著實踐驅力的實踐者——軀體與身份”。如果說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身體是人的自然特徵，那么從社會學的角度看，身份則是身體的空間呈現。巴巴拉·胡珀認為：“身體是血肉和骨骼、化學和電的具體有形的物理空間；它是一個高度媒介化的空間，一個為文化闡釋和表征改造的空間；它是一個生命的空間，一個有意識和無意識欲望以及動機變化無定的空間——一個身體（自我）、一個主體、一個身份；概言之，一個社會空間，一個複雜體，牽涉到權力和知識的運作以及身體活生生不可預測性的運作。”當身體領悟空間，空間就賦予了身體社會建構的身份。因為，“身體既是一個又一個被表現的客體，也是一個有組織地表現出概念和欲望的有機體，兩套表現系統相互纏繞和重疊。……所有的社會都創造理想的身體意象用以自身，社會身份有很多就是關於我們怎樣察覺我們自己和他人身體的”。
在新中國的革命意識形態譜系中，兒童電影的主人公基本上是正面形象。如果將他們置放於特定的社會空間，那么這些兒童主人公，要么就是舊社會、舊制度的抵抗者，要么就是新社會、新秩序的建設者。兒童身體作為一個被電影表現的客體，總是體現出被建構的社會身份。換言之，兒童電影充滿著自我身份認同的政治表達。在反映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兒童電影作品中，不管主人公從事何種工作、何種職業，但兒童的本質身份歸根結底是“戰士”。於是，紅色接班人成為更廣範圍內的少兒身份。其實，接班人不過是“戰士”身份與心態的別稱或延續。因為在現代中國，“戰士心態是革命主潮時期的基本心態。革命是戰士心態的核心，它的外在形象是戰士，它的內容是鬥爭。因此在革命主潮時期，戰士形象是最崇高的形象，各行各業在自我美化和自我表揚的時候，都把自己描繪為戰士：革命戰士，文藝戰士，行業標兵，普通一兵……戰爭是最美的事件描述，本非軍事的工業、農業、商業，各行各業都無一例外地成了‘戰線’，各行各業的工作項目都美稱為‘戰役’”。曾幾何時，我們有過多少“建軍”、“建國”般的名字，來表達我們對偉大祖國的熱愛和勇於承擔建設祖國重任的願望。潛隱在安建軍成長主題深處的是無時無刻漾動著的接班人的責任意識，參加亞運會大型團體操活動就是他這一身份獲得的象徵。在中國，一項集體活動的展開，往往成為一項重要的“國家的儀式”，而對這一儀式的參與，即意味著參與者個體身份的社會建構。兒童形象接班人的角色，自然充滿著自我身份認同的政治表達。
劇照這裡需要說明的，在新中國兒童電影中，兒童主體的身份是成人的、無性的。正因為這樣，兒童才能成為“國家的儀式”中的主要力量。在反映革命戰爭生活的兒童電影中，“戰士”身份的銘寫就是成人身份的賦形；而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小主人公身上，一個個積極投身建設行列的人物，也無不承載著成人的責任和義務。而且，兒童電影大多以男孩為主要反映對象，一般存在著女孩缺席的現象。其實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在新中國兒童電影中，主人公個體的性別是無關緊要的，他們擁有的大概是中性的身份在這個成人、無性的坐標中，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也不管是理念先行還是主題高懸，僅就電影文本而言，兒童身體擔當了不同的角色與功能。首先應該是工具身體，電影中的孩子首先獲得工具的身份。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國家與個人之間發生了實質性的關聯，國家接管了在家庭中的身體。於是在電影中，孩子可以是鬥爭的、抗爭的、勞動的，總體都是進步的。孩子作為“祖國的未來”、“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他們的哺育、成長不再是父母的義務和權力，在相當程度上被認為是國家——社會的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怯個性化，國家的話語機制中只有類的身體，而沒有個性的充滿個性細節化的身體；只有被抽象化、神聖化的公共空間中的身體，而沒有個體自由的、真實的私人空間中的身體。大凡說到革命戰爭時期的孩子，我們都可以用“紅小鬼”、“小戰士”（乃至“戰士”）、“小英雄”這等類的概念來進行意識形態化的命名。而涉及建國後的孩子，也強調理想的崇高與神聖，突出責任與擔當，注重勞動與為人民服務的品質。二是身體的獻身與生產性，在兒童電影中，革命的身體、為人民服務的身體、為社會主義建設艱苦奮鬥的身體，應該是奉獻的身體，如劉胡蘭、王二小、小蘿蔔頭等，身體是國家的人力資源，是國家的資本，孩子是這些公共資源或資本的擁有者，一旦國家利益需要自己，就可立即奉獻自己的一切。其次，作為權力的身體，電影中的孩子還具有國家機器代表的身份。福柯認為，身體總是捲入到政治領域，“權力關係總是直接控制它，干預它，給它打上標記，訓練它，折磨它，強迫它完成某些任務、表現某些儀式和發出某些信號”。這樣的孩子，他們的身體不再是洋溢著動物精神的身體，而是洋溢著權力意志的身體。欲望身體的身份功能被弱化，孩子的天性被人為抑制。孩子有的是強力崇拜和英雄夢想，有的是遠大的志向與獻身國家的理想。在戰爭題材中，孩子的遊戲被置換成“打仗”的模仿。嘎子的木頭槍本為玩具，但卻成了對付敵人的戰爭工具。所以當它轉換成真的手槍的時候，原有木頭槍的轉讓，就變成代表革命權力的專政工具神聖的交接儀式。的確，在戰爭環境中，孩子沒有個體的欲望表達，所有的願望集中在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紅軍戰士的層面。因此，看完這部代表“毛澤東革命文藝路線的一曲勝利凱歌”的影片，“我們眼前還久久留著一個頭戴閃閃紅星，肩背鋼槍，昂首在革命征途上的兒童團戰士的光輝形象。耳邊依然迴響著‘紅星帶我去戰鬥’昂揚激越的歌聲。是的，這是一份多好的思想和政治路線的教材啊！它生動的藝術畫面、飽滿的革命激情，通過潘冬子這個窮孩子成長為革命戰士的藝術典型，形象地表明革命接班人只有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引導下，在黨和民眾的培養教育下，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才能茁壯成長、百鍊成鋼。他向我們當今的青少年提出這樣的問題：如何把自己鍛鍊成為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也啟發我們這一代革命老前輩思考這樣的問題：怎么對待成長中的‘兒童團’。……冬子的成長經歷，使我們深深地感覺到：一個真正的革命戰士必須從小就到階級鬥爭的風浪中經受鍛鍊，培養不怕吃苦、敢於鬥爭的革命精神，只有這樣翅膀才能越飛越硬”。孩子與成人一樣，都是國家權力意志的承擔者與體現者。
劇照同時，新中國兒童電影中的兒童並不具備個體化的身份，純粹個體性的身份早已掩避在集體經驗的背後。換句話說，電影中的兒童雖然以兒童個體出現，但這種“個體偶在”只是身份的表層結構。在新中國兒童電影中，兒童身份的深層結構應該是集體身份的亮相。集體身份，根據克勞斯伯格（Grossberg Lawrence）的理解，是指“人們屬於某個單一群體的持久性標誌”，包含“這樣的一些共享的感情和價值觀，認同於某個具有公共性記憶的延續性與共同的經歷和文化特性的某個群體”。那么中國兒童的集體身份，自然就是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社會主義國家本位、國家利益、國家形象的高度認同的人們。他們既有對新生中國革命征程的共同記憶，也有對未來社會的一致憧憬。這種集體身份，可以在兩個層面反映出來。一是兒童主體是獨立的個體，但並非擁有純粹的“個體身份”，個體中蘊涵著對集體的精神氣息和情感特性的自覺歸附。或者說，在新中國語境中，兒童的個體身份與集體身份求得了平衡，從而順利地建構自我個體身份與集體身份的高度一致。關於“個體身份”或“自我身份”，史密思（Smith）教授認為並不是“一種普通的生活和行為的標識”，而是“任何個體對某些共同的經驗和文化特點的主體性情感或價值觀”。與集體身份相比較而言，個體身份更注重主體情感，強調個人的身份認同。而在新中國的兒童電影中，兒童個體是沒有個人情感的純粹存在，他們的情感，總是依附在集體情感之中。李澤厚先生曾說，當救亡壓倒啟蒙，勢必“壓倒了知識者或知識群對自由平等民主民權和各種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壓倒了對個體尊嚴、個人權利的注視和尊重”。既然如此，兒童的個體身份也就只能向功利的集體身份就範。二是新中國兒童電影中的兒童形象，本來就是人物群像，群體性的活動替代了兒童個體性的活動。這應該可以說是長久以來我們對兒童進行團隊精神教育的良性結果。如《大躍進中的小主人》也是一個堪為典型的例子。這部兒童電影由四個短片組成。《服務》講述了大躍進中一群“紅領巾”到新華書店參加義務勞動的故事；《小氣象台》說的是一群愛科學的孩子組成氣象小組，為支援農業大躍進做出了貢獻；《文化先鋒》歌頌了一群孩子在農村用8天時間，掃除800個文盲的事跡；《少年工廠》講述7箇中學生辦起了肥料廠，幫助農業社解決了困難。他“們”的個體身份政治具有內在的共約性，在個體與個體的相互協作與互動中，在匯聚中合理、合法完成對集體身份的構建。與其說集體身份的認同迎合了主流意識形態，不如說他們共同參與建構了“國家儀式”的意識形態象徵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