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與中國文化》

士在中國史上的作用及其演變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現象,從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發,《士與中國文化》所企圖觀察和呈現的是:士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精神風貌。本書不取通史式的寫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學專題的研究。在各歷史階段中選擇了若干有關“士”的發展的中心論題,然後對每一論題進行比較具體而深入的分析。通過這一重點的研究方式以展示了“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基本信息

基本簡介

士與中國文化士與中國文化

《士與中國文化》集結了十二篇歷史研究的專論,其主要的對象都是“”。中國史上的“士”大致相當於今天所謂的“知識分子”,但兩者之間又不盡相同,為了尊重歷史事實,這裡依然沿用了“士”的舊稱。這幾篇研究基本上都採取了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全書因此定名。本書不取通史式的寫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學專題的研究。作者在各歷史階段中選擇了若干有關“士”的發展的中心論題,然後對每一論題進行比較具體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過這一重點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作者簡介

余英時余英時

余英時,原籍安徽潛山,1930年生,香港新亞書院文史系第一屆畢業生,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1987年起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講座教授。2001年從普林斯頓大學退休。著作包括《漢代中外經濟交通》(英文)、《後漢的生死觀》(英文)、《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現代儒學論》等多種。

文章目錄

戴儒巾、穿大袖衫的士人戴儒巾、穿大袖衫的士人

引言——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
一、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
二、道統與政統之間
——中國知識分子的原始型態
三、中國知識分子的古代傳統
——兼論“作優”與“修身”
四、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
五、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
六、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
七、名教思想與魏晉士風的演變
八、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附錄:“士魂商才”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日譯本自序
九、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概論——《朱子文集》序
十、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
——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相
十一、曾國藩與“士大夫之學”
十二、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

文章節選

士人與其宗族的關係,自武帝以後便日深一日。這種密切的宗族關係,在動亂之世表現得更為顯著。此觀當時起事者多以宗族為基礎之事實即可瞭然。而且在這種情形之下,宗族即有不參加者,事敗亦不能免於禍。鄧晨回響漢兵,及漢兵敗退,“新野宰乃污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人湯鑊中?(按鄧晨娶光武姊,故云。)’晨終無恨色。”(同書本傳)彭寵嘗有大功於光武,後復叛之,事敗遂“夷其宗族”。隗囂季父崔聞更始立,亦欲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聽。”(同書本傳,又《後漢紀》卷一)趙孝良王為光武叔父,“光武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曰:‘汝與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謀如是?’既而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同書本傳)蓋當時整個宗族的禍福相依,無法分開,故族中主要人物的動向勢必牽連及於全族。而族人為自身的利害計,最後亦惟有出諸支持一途。此所以劉良雖反對侄輩之舉,終“不得已”而從軍;隗囂雖不贊成叔父之謀,也還是捲入了漩渦,且成為領袖人物也!——(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

相關評價

作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余英時最先進入我們的視野是因為讀了他和劉斯奮關於陳寅恪的論爭文章,而促使我們對其再認識則是因為讀了這部洋洋六十餘萬言的《士與中國文化》。
余英時先生的新版《士與中國文化》較之舊版,增加的是關於宋代至晚清的4篇文章,但恰恰是因為他的目光向晚近延伸,使他在新版序中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那就是他認為在16世紀,中國士的傳統發生了內部的斷裂。

相關詞條

相關搜尋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