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單向度超真實內爆：批判視野中的當代西方傳播思想研究》共有六章，主要內容包括：單向度的傳播——早期法蘭克福學派的傳播思想，從社會批判到理想主義——哈貝馬斯傳播思想研究，女權主義的客群觀等。·查看全部>>
媒體評論
緒論在西方，傳播理論是一個多樣化的、處於多學科以及多種思想方法相交叉的“十字路口”式的公共領域，誠如美國學者迪莉婭(1Delia)所言，西方傳播學從未依賴單一的知識來源，也從未統一過。因此，它是一個難於把握的學術領域。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對此領域進行了方方面面的清理，但至今仍然沒有統一的認識。他們大多偏重於用抽象的、有普遍意義的理論框架和方法來涵蓋具體的、歷史的、呈現文化多樣性的傳播理論表述，這就難免產生各種各樣“以偏概全”的研究模式，而在科學主義的視野下，這些被總結出來的研究模式又不斷遭受廣泛的質疑，以至於得出tt傳播科學尚處於‘前範式階段②的判斷。其實，問題並不在於傳播理論有沒有範式或能否用單一的研究範式來界定，而在於傳播研究的“場域性”(contextuality)和人類傳播活動的“不確定性”(indetermirmncies)摧毀了為建立抽象的研究範式而設立的權威性學術話語。
1981年，丹尼斯·麥奎爾(DenisMcQuail)和斯文·溫德爾(Svenwindahl)的《大眾傳播模式論》(C0mmunicationModelsfor’TheStudvofMassCornmunication)一書出版時，西方學者構建傳播研究模式的熱情還沒有減退，他們對模式的遵從依然建立在模式的構造功能、解釋功能、啟發功能和預測功能之上，但這兩位學者當時還算比較清醒，認識到“模式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整、過分簡單以及含有某些未被闡明的假設等缺陷，適用於一切目的和一切分析層次的模式無疑是不存在的”①。同時還看到，“因為大眾傳播研究的不同途徑涉及到互不相容的不同側重點，有時涉及到前後矛盾的理論，因此，任何一個全面性模式都可能混淆各種科學的探討，不可能正確說明現實真實的思想狀況”，另外，“一個單一的全面性模式可能會無形中肯定一種單一分立的傳播過程的存在，即由作為信息來源的社會傳向作為客群的社會”②。到1994年麥奎爾的《大眾傳播理論導論》第三版面世時，研究模式的思想已淡化，開始以人文主義研究方法和科學主義研究方法為橫軸，以媒介和社會為縱軸，把傳播研究切割成媒介一文化論、媒介一唯物論、社會一文化論以及社會一唯物論四個不同的面向。顯然，這種分析把西方傳播研究帶到了由“媒介、文化和社會”構成的“場”，呈現出傳播研究的“場域性”，放鬆了主流傳播學那種以“傳播者一訊息一通道一客群一效果”為模式的操縱力量。
事實上，這也可以說是知識的一種後現代狀況，甚至在自然科學方面(尤其是物理學和數學方面)，一些理論家傾向於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關於“無序”的微觀模型上，而較少關心“有序”的精緻理論視野①。讓一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coisLyotard)在《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一書中說，“後現代知識不是權威的一種工具，它提煉我們對於差異性的敏感性，並且強化我們容忍那些無共同尺度標準而無法比較的事物的能力”，同時，人們也對
先前曾給予科學的規則以合理性的“共識”產生了懷疑，“大理論”模式的權威開始消解，更關注場域和社會生活的意義等問題②。文化批判研究在西方傳播學領域的興起與擴散與其說是某種研究模式的擴散，不如說是在後現代知識潮流的推動下，西方傳播研究向“媒介、社會和文化”場域、意義的轉向。其實，任何傳播研究模式都是在特定的“媒介、社會和文化”場域、意義中產生的，只不過我們對這一事實不夠重視，總是習慣於泛化傳播研究模式或製造適應全球傳播的大傳播理論模式，以至於傳播理論之爭常常被簡化為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之爭，很少把目光投注到特定的“媒介、社會和文化”場域、意義中去，從而在權威話語的操縱下描述傳播現象。這可以說是現代傳播理論表述的危機，它意味著傳播理論轉變過程的開始，即向“媒介、社會和文化”場域、意義的轉向。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不應僅僅局限在理論模式和方法的層面，還應在“媒介、社會和文化”的場域、意義中去重新審視西方傳播理論，或者說，我們要把西方傳播理論的解釋由以前的理論模式和方法之間的衝突和矛盾問題，轉換成特定的“媒介、社會和文化”場域、意義中的表述問題，以真實地理解其發展的歷史和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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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緒論在“媒介、社會和文化”的場域中審視西方傳播理論
《單向度超真實內爆》第一章 單向度的傳播——早期法蘭克福學派的傳播思想
第一節 絕望中尋找“希望”的邊緣人
第二節 那個時代的“理性”和失去理性的傳媒
一、人的異化和那個時代的理性
二、失去理性的媒介
第三節 “多元決定論”與媒介意識形態
第四節文化工業
一、早期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觀”
二、“文化工業”的特徵
三、媒介與“文化工業”
第五節 早期法蘭克福學派傳播批判理論的現實意義
第二章 從社會批判到理想主義——哈貝馬斯的傳播思想研究
第一節 哈貝馬斯的傳播思想概述
一、哈貝馬斯的學術簡歷
二、哈貝馬斯與傳播學
第二節 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
一、《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的寫作背景
二、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理論的淵源
三、公共領域理論的發生史、內在矛盾
四、大眾傳媒與公共領域
五、公共領域的重建
第三節 交往行動理論
一、公共領域的困境及其解脫一
二、普通語用學
三、交往合理性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
第四節 哈貝馬斯的傳播學思想與當代中國
一、關於公共領域理論的評價
二、公共廣播電視體制：公共領域理論的實踐考察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民社會、公共領域、依法治國
四、中國傳媒公共領域的歷史考察：傳媒領域階段
五、中國傳媒公共領域的形成及其發展
六、媒體公共領域與人大監督
七、對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的簡單評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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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書摘
繼承傳統而又勇於創新。在探究哈貝馬斯的思想淵源時，英國的威廉姆·奧斯維特(WilliamOuthwaite)認為，哈貝馬斯的全部著作可以反映出康德、黑格爾、馬克思、韋伯等多方面的影響，“但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淵源無疑是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馬克思主義傳統”③。應當說，和早期的批判理論一樣，哈貝馬斯的理論仍然是一種文化批判，但是這種文化批判的哲學基礎卻已經發生了轉移，前者主要立足於主體哲學，即在主、客體兩分的基礎上，後者卻立足於一種“立體間”的哲學基礎之上，這無疑是一大創新。l司樣地，在一些具體的細節問題上也體現出這種創新。比如對科學技術成為一種新的控制問題，對此需要回答是誰在控制、怎樣進行控制等一系列問題。早期的批判理論家們，如阿多諾、馬爾庫塞(HMarcuse)等人，已經注意到這種控制的新形式，如馬爾庫塞就認為，作為控制的新形式，科學技術的控制主要體現在文化工業上，在《單向度的人》一書中，馬爾庫塞詳細地闡述了這種思想。他認為，由於出版複製技術的高度發達，文化工業出現了，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主要是通過文化工業生產的大眾文化對廣大民眾實現統治，大眾文化是一種消費文化，也是一種缺乏否定和批判精神的文化，它使廣大民眾沉湎於一種“虛假的滿足”之中，從而淪為“文化奴隸”，喪失了對現行制度的反抗精神。因此，馬爾庫塞認為，科學技術同意識形態一樣具有明顯的工具性、奴役性，起到統治人和奴役人的社會功能，於是他得出結論，科學技術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哈貝馬斯繼承了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進行批判的傳統，雖然他承認科學技術同舊的意識形態一樣，也使人們安於現狀，阻止他們思考，但是它已經完全沒有傳統意識形態的壓抑和奴役人的功能，因此，他反對馬爾庫塞把科技進步所具有的社會功能等同為傳統意識形態所具有的社會功能。他認為，技術與科學已經成了合法性的基礎，“它已經喪失了意識形態的舊形態，已經成了一種以科學為偶像的新型的意識形態，即技術統治論的意識形態，這種新的意識形態不再具有虛假的意識形態的要素和看不見的迷惑人的力量。這種意識形態和以往一切意識形態相比，已經不再具有多少意識形態的性質。”①他批評馬爾庫塞所主張的科學技術排斥民主和自由的觀點，認為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哈貝馬斯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這個階段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中論述的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階段，這個階段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其中之一就是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不再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它們的文化矛盾和文化鬥爭。這是因為，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中，由於生產力高度發達，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創造出大量的物質產品，使得資產階級在調整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時有了較大的迴旋餘地，如採取增加工人工資、出讓股權等方式使這種矛盾得到緩和。在此情形下，階級鬥爭自然而然地“潛伏”起來，但是文化鬥爭卻顯現出來，資產階級利用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對無產階級實現文化統治。
如果說哈貝馬斯的理論是一種政治傳播學的話，同時也是一種哲學傳播學，具有哲學和傳播學的雙重特徵。默伽塞(Mccarthy)從哲學的角度把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是一般交往理論，也叫普通語用學；第二層是基於交往能力理論來實現的一般社會化理論；第三層是基於前兩個層次之上的社會進化理論，也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①馬克思主義認為勞動是解讀整個人類發展史的一把鑰匙，但哈貝馬斯卻不大認同這一觀點，他向我們展示的是另一把鑰匙：交往。哈貝馬斯認為，人類進化的歷史應當視為一部交往史，一部交往如何發生、發展，如何被扭曲，怎樣才能得以重建的歷史。哈貝馬斯把交往活動推到如此高度，是前無古人的，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可以在學術的公共領域中加以討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哈貝馬斯的傳播學可以說是一種哲學式的傳播學。
致力於批判學派傳播模式的構建，這是哈貝馬斯理論的又一大亮點。早期批判學派和經驗學派相比較，一個最大的特點是破而不立，就其批判的深度而言，的確是人木三分，發人深省，但傳播學既需要批判，也需要建設，尤其是在批判的基礎上進行建設。丹尼斯·麥奎爾(DennisMcQuail)的《大眾傳播模式論》收集的均是經驗學派的傳播模式，批判學派到底需不需要建立一種傳播學的模式?這本身是一個值得爭議的話題。傳播學模式是傳播學理論最精粹的表述，作為批判學派自然也需要從事模式的構建，可惜的是這一思想卻為大多數批判學派的理論家們所忽視(或者認為是經驗學派的事情而不屑為之)。批判學派缺乏建設性，不僅給經驗學派以責難的口實，而且阻礙著自身的發展。20世紀60年代，批判學派雖然也開始借鑑一些經驗學派邏輯經驗的研究方法，但這多是為了“拿敵人的武器作戰”，是為批判服務的，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建設，整個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也給人一種晚霞燦爛般的悲壯。在此情境下，哈貝馬斯通過普通語用學提出的四個有效性要求及其“理想的言說情境”所體現出來的建設性意義就非同尋常了，在筆者看來，哈貝馬斯實際上已經提出了一個批判學派的傳播學模式，
它這個模式同經驗學派的模式一樣。能夠簡練而又精當地概括哈貝馬斯傳播學思想的精華。從這個意義上說，哈貝馬斯是創建批判學派傳播學模式的一位“先行者”。
哈貝馬斯傳播學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對以語言為媒介的人際傳播格外關注，人際傳播實際上等同於哈貝馬斯理論中的“交往”。當然，納入哈貝馬斯研究視野的不僅僅是人際傳播，還有大眾傳播、組織傳播等傳播活動，但是大眾傳播和組織傳播在哈貝馬斯的眼裡只有負面意義，因此哈貝馬斯對這些傳播總的來說持一種牴觸甚至反感的態度。我們至今尚無法考證哈貝馬斯這種偏好的原因，但陶東風在《大眾傳播與公共性的重建》一文中談及的大眾傳播與交往的論述，也許可以為我們理解哈貝馬斯的“癖好”提供一種線索。陶東風認為，在日常生活中，人際交流是面對面的，信息的流動也是雙向的，而在大眾傳播中，信息的流動一般是單向的，信息或文化產品是那些基本上不在生產與傳播現場的人所生產的，接受者參與或介入傳播過程的能力極其有限，從而也就很難影響傳播的內容。也就是說，在大眾傳播中，信息的生產者與接受者之間的關係是斷裂的，符號形式是為觀眾生產與傳播的，但這個過程恰恰發生在觀眾直接反映缺席的時候，因此與日常生活的對話情境極為不同。由此看來，致力於在人類交往中重建交往理性的哈貝馬斯把研究的重點放在人際傳播上也就絕非偶然了。
此外，哈貝馬斯的傳播學思想涉及面極廣，具有多學科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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