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圖書《和談將軍張治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汪朝光著。中國現代史的根本特點之一，是在複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國共兩黨為了自身利益與發展需要，長期的既對立又依存，既合作又分裂，波瀾四起，驚心動魄。在這場決定中國未來的鬥爭中，作為蔣介石的心腹重臣，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國民黨重要將領張治中，長期置身於國民黨最高決策之列，但卻贏得了中國共產黨及其主要領導人的高度稱讚。毛澤東稱“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1985年，習仲勛代表黨中央在張治中將軍95歲誕辰紀念大會上對他的一生又給予了高度的、恰如其分的評價：“文白先生是傑出的愛國將領，富有遠見的政治家。是同我們黨有長期歷史關係的親密朋友。”本書結合張治中一生的有關史實，對此問題作一剖析。
張治中作者簡介
汪朝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男）教授。1958年10月出生，江蘇南京人，著名民國史專家。1982年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學位。1984年12月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歷史學碩士學位，此後一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後師從著名辛亥革命史和孫中山研究專家金沖及先生攻讀博士學位，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民國史研究室研究員、主任，上海大學特聘兼職教授等。曾赴斯坦福、哥倫比亞等大學訪問研究，任日本京都大學,東京帝國大學客座教授等。長期從事民國史研究，著有《談將軍張治中》、《中華民國史》第三編第五卷，《中國近代通史》第六、十卷等。代表作《中華民國史》第三編第五卷，全面敘述了自抗戰勝利到國共內戰期間的中國歷史，資料豐富，分析精當，是戰後中國歷史研究領域中具有開拓性和原創性的著作。近年來獨闢蹊徑，在民國時期電影社會史，如民國電影檢查制度、民國時期的電影市場、上海電影與現代化進程等方面，有獨創性的研究，著有《民國影壇紀實》，《民國影壇》等書。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電影藝術》等重點權威期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名字由來
張治中(1895年–1969年)，字文白，安徽巢湖人，中國國民黨二級上將，曾主導參與多次國共和談，有”和平將軍”之稱。
1941年晥南事變後，張治中即代表國民黨與共產黨談判。之後國共雙方的談判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張治中多次代表國民黨。1945年日本抗降，毛澤東首次飛重慶與國民黨會談。張治中與美國特使一同飛到延安接毛澤東，在重慶代表國民黨參與會談九次。國共雙方簽署雙十協定後，張再隨機送毛澤東回延安。之後美國特使馬歇爾於1946年初來華。張治中、周恩來與他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國共的軍事整編。
與共產黨談判的同時，張治中亦負責談判統一新疆的工作。1944年到1946年6月，張任全權代表多次赴迪化，在蘇聯領使的調停下，談判解決新疆的問題。1948年下半年，國民黨在軍事、政治及經濟都遭受嚴重打擊。蔣介石於1949年初下野。李宗仁代總統，並立即展開與共產黨的和談。張治中任代表團長，於4月1日到北平進行和談。其後談判的結果未為南京接受，作為國民政府代表的張治中亦沒有回到南方，而是留下在北平，並於6月宣布脫離國民黨。
書籍內容
始終堅持和致力於國共合作
張治中自從服膺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後，一生堅持親蘇聯共的正確主張。因此，在國內問題上，他力主通過政治方式解決，並為此作出了種種努力，成為同中國共產黨有“長期歷史關係的親密朋友”。
張治中接見楊惠敏早在黃埔軍校期間，他即與周恩來、惲代英、高語罕、熊雄等人過從甚密，周恩來的為人、談吐、學養，都對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與“中共的骨幹人物的密切交往，以及和蘇聯顧問的眾多接觸”中，其“思想大受影響，並曾一度申請參加共產黨。”隨著校內國共兩黨鬥爭的展開，他的態度“是站在中間偏左”，到1925年夏，他“已經完全同情共產黨這一邊，”其“言論和態度，都大為右派所看不慣，”因此被右派視為“紅色教官”、“紅色團長”。此時張治中認為聯共是孫中山先生的政策，兩黨聯合革命是這一政策的體現，現在革命剛開始而雙方如此激烈鬥爭，對革命大局不利，因而他經常周鏇於兩派之間，力圖維護聯合革命。
北伐戰爭開始後，張治中為了能夠使國共兩黨合作如初，避免破裂，竭力向蔣介石建議由周恩來充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但最終沒有得到蔣介石的同意。每想及此事，張治中“始終認為北伐的統帥部沒有周參加，是一個大損失，”“也是促成國共兩黨破裂的主要因素之一”。當北伐軍到達衡陽後，張治中又一次提請蔣介石：會師武漢以後，“對兩黨問題要請你特別注意，我們一定要想辦法來保持兩黨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北伐到武漢，國共兩黨的鬥爭日趨激烈，分裂已不可避免。從主觀願望上來講，張治中是堅決主張實施聯共政策反對兩黨分裂的，而面對兩黨關係的日益惡化，自己又無力和無法挽救，其心情是極度苦悶的。在激烈的思想鬥爭後，張治中又未能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最終犧牲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屈從於感恩知遇、道義難忘的舊倫理觀念，追隨蔣介石而去。這是他政治上、思想上的一次大倒退。
1927年至1937年，是國共兩黨軍事鬥爭最激烈的時期，張治中在“既不願站在國民黨立場來**，也不願站在共產黨立場來反蔣”的錯誤思想指導下，為了避免參與**戰爭，他選擇了陸軍軍官學校作為逃避國共兩黨激烈鬥爭的避風港。儘管這種選擇過於消極，但不失為維護自己政治信念和中共友誼的最佳辦法。避免了理想與現實衝突時的尷尬和無所適從。
在擔任湖南省主席期間，張治中恢復了與中共隔絕了十年的友誼關係，堅持在湖南維護與中共的合作關係。鑒於各地**摩擦事件時有發生，1938年9月4日，張治中發電向蔣介石建議：“承認中共合法地位，允許中共公開活動，以減少無謂摩擦，加強兩黨團結必有利於抗戰大業”。蔣默不置答，卻招徠了黨內頑固分子的大肆攻訐。皖南事變前，張治中就曾表示反對，終因孤掌難鳴，未能挽回。事件發生後，他向何應欽陳述意見，認為“對共黨問題，應有冷靜之考慮，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見而好衝動者為無計畫無限制之發展”。在國民黨研究皖南事變善後處理辦法的會議上，他因反對撤消新四軍的番號，而遭到白崇禧的“你身為政治部長，如何能說此種話！”的指責。3月2日，他又向蔣介石上萬言書，痛陳對中共問題處理的失策，“為保持抗戰之有利形勢，應派定人員與共黨會談，以讓步求得解決”，“若猶是聽其拖延，其結果將對我無利而有害。”張治中的建議當時雖未被採納，但為他不久作為國民黨處理國共關係的主要角色而走到和談前台做了鋪墊。
為了加強國共兩黨的團結合作，促進國內和平，從1941年到1949年，張治中一本所信，抱著對祖國和中華民族高度負責的態度，數度擔任國民黨和談代表，不辭辛苦，來往斡鏇，折衝樽俎，始終堅持其國共合作的正確主張。留下了“三到延安”的歷史佳話及“和平將軍”的美譽。他雖是國民黨方面的主要代表，每次和談時也都離不開為國民黨著想，為維護蔣介石的反動統治著想，但他同時又是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不受國民黨頑固派的責難和阻撓，想方設法解決一些問題。但在蔣介石的頑固**態度下面，他又是無能為力的。對於他在談判中所持誠懇坦白和友好的態度，我黨是歡迎的，對於他的苦心和處境我黨也是非常理解的。這一時期，是張治中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黃金階段，也是他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最活躍的階段。儘管蔣介石把張治中的和談活動只作為他和戰兩手中的一手來使用，但張治中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國內的政治形勢，為推動國共合作，為中共通過和談來揭露蔣介石的陰謀，在客觀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於張治中對和談的誠意和所付出的努力，中國共產黨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1945年10月12日，毛澤東在送張治中回重慶的路上曾說：“你為和平奔走是有誠意的”，“你把《掃蕩報》改為《和平日報》就是一個例子。《掃蕩報》是（國民黨）在江西圍攻我們時辦的，你要改名字，一定很有些人不贊成的。”具有高度的愛國主義思想
張治中是一位有強烈民族觀念的愛國將領，他的愛國活動，貫穿於其一生的政治軍事生涯中。早在保定軍校求學時，張治中在日記中就寫道：“蓋今日之社會，無論何界，卑鄙污穢，達於極點”，中國軍隊“斷難與外國軍隊爭一日之短長”，“文明祖國，黃帝子孫，將任異族宰割奴隸已耳”，立志要擔起“萬鈞重任”，“報答國民於萬一”。一片愛國之情躍然紙上。軍校畢業後，雖有效仿張騫和班超想到邊疆為國效勞之宏願，但卻被派往倪嗣沖的安武軍當見習軍官。在這裡，他親眼目睹了北洋軍的腐敗、兇橫和野蠻。斷定這種軍隊根本不能擔當衛國衛民的重任。於是斷然離開了這隻舊軍隊，隻身去上海再尋救國道路。
1924年1月，孫中山先生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與此同時，張治中在思想上和行動上也成為新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和真誠實行國共合作的代表，並把新三民主義作為實現他富國富民崇高理想的銳利武器。在實踐上，張治中也為之奮鬥了一生。
在十年內戰期間，國共兩黨兵戎相見，軍事鬥爭更趨激烈。為了避免與中共作戰，不違背自己的救國宗旨，張治中主動請調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任教。鄧穎超對此曾稱讚說：“文白先生是一位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民黨軍人”這在國民黨將領中是絕無僅有的。但是，當中華民族遭到外敵入侵，處於民族危機的關頭，張治中將軍卻毫不猶豫地主動請戰，荷槍實彈，親赴疆場，保衛祖國神聖領土。在“一二八”和“八一三”兩次淞滬抗日戰爭中，張治中將軍都是獨當一面的指揮官，寫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頁。
“一二八”事變爆發後，十九路軍奮起抗擊。張治中目睹南京國民黨政府坐視十九路軍孤軍抗日，按兵不救，內心非常憂慮。於是他當面對蔣介石說：“我們中央的部隊必須參加淞滬戰鬥才好，如果現在沒有別的人可以去，我願意去。”蔣當即同意。出發前夜，張治中莊嚴地寫下了一封遺書：“當前正是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治中身為軍人，理應親赴疆場，荷戈奮戰，保衛我神聖領土，但求馬革裹屍，不願忍辱偷生，如不幸犧牲，望能以熱血頭顱喚起全民抗戰，前赴後繼，堅持戰鬥，抗擊強權，衛我國土。”顯示了一位愛國軍人的錚錚鐵骨。
張治中將軍自2月18日率第五軍進駐劉行鎮，接替十九路軍部分防地開始，直至5月5日上海停戰協定簽訂，經歷了數十次大小戰鬥，第五軍和十九路軍一樣，人人視死如歸，奮勇殺敵，其英勇壯烈的事跡，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張治中也親自上陣，不避槍林彈雨，指揮廣大官兵在廟行、瀏河和葛隆鎮等地浴血奮戰，屢挫強敵。尤其在廟行一役，由於張將軍指揮得當，並“親率教導總隊赴八十八師指揮策應”，結果將日軍第九師團和久留米混成旅團的精銳殲滅殆盡，廟行、江灣間，敵屍堆積如山，達三四千具之多。中外報紙，也一致認為此役是滬戰中我軍戰績的最高峰。
“一二八”戰役後，張治中一時一刻也沒有忘記日本滅亡中國的既定國策，認為必須及早準備再戰。1936年2月，張治中被任命為京滬警備司令長官，立即開始秘密籌劃隨時都可能爆發的對日淞滬會戰。1937年8月13日，日本發動了對上海的進攻，張治中出任第一戰區第九集團軍總司令，迅速率部進駐上海，擔任淞滬正面戰場的總指揮官。在四十天的浴血奮戰中，已年近五十的張治中將軍卻不顧個人安危，不顧身體虛弱，在敵機轟炸和炮火連天下，步行或騎腳踏車來往各陣地，無分日夜地帶病進行指揮策劃，艱苦備嘗，以至形容枯槁，鬚髮蓬鬆，最後不得不拖著極度疲乏的身軀調到後方休整。英勇的“八一三”抗戰，使敵人付出了6萬餘人的代價，粉碎了敵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迷夢。
兩次淞滬抗戰雖然最後都失敗了，但張治中及廣大愛國官兵的抗戰功績卻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伸張了正義，喚起了民眾，振奮了人心士氣，也打出了他個人的風格。在兩次戰役中，張治中都以“我死國生”的決心投入戰鬥的，無論是冒險犯難、奮不顧身的種種經過，抑或殫思極慮於帷幄之內，都表現了他抗日救國的耿耿丹心。
張治中的愛國思想還表現在致力於反對分裂、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的行動上。1944年11月，由於民族矛盾激化，伊寧、塔城、阿山三個專區發生了革命暴動，表示要實行民族獨立。日本投降後，新疆的局勢進一步惡化。蔣介石甚為焦慮，即派張治中為全權代表前往迪化。1945年11月14日，張治中第二次飛抵迪化，準備與三區代表談判，而三區代表已先兩天到達。當時他們都佩戴著“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證章，並聲言他們是代表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政府來和中國政府代表進行談判的。張治中在知道這一情況後，第二天就立即約請蘇聯駐迪化代總領事葉謝也夫談話，嚴正指出：自己只能以中央政府代表的地位接見三區代表，“不能接見所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代表。”並請葉領事把他的意思轉告給伊方。三區代表經葉領事勸告，最終放棄了他們原來的態度。這樣談判才得以開始舉行。這說明張治中的政治解決底線，就是必須以國家統一為前提條件。張治中將軍為了維護祖國的統一，從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曾三飛迪化，在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駐伊寧領事的調停下，歷時一年八個月，經過做工作，避免了分裂，伊寧事件終於獲得和平解決。1946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各民族聯合的新疆省政府，張治中兼任省政府主席。1947年5月19日，麥斯武德接任新疆省主席後，又逐漸執行**反蘇政策，新疆警備總司令宋希濂在暗中又對張治中的和平政策實行反對和抵制，新疆的局勢又趨於緊張，張治中“為了保障全省和平，維護國家統一，實行民主政治、加強民族團結的既定政策不致破壞”，在經過努力，徵得蔣介石同意後，斷然撤換了麥斯武德和宋希濂，而以包爾漢和陶峙岳分別繼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措施，因為，“如果不調走宋希濂，陶峙岳不能到新疆，則在頑固反動力量的控制下，策動起義是很困難的。如果不撤換麥斯武德，包爾漢就不能接任主席，麥也不會同意起義的。”歷史已經證明這一人事安排為扭轉新疆的分裂局面鋪平了道路，為1949年新疆的和平解放打下了基礎。
1949年9月8日，毛主席約見張治中，告訴他已經決定兵分兩路向新疆進軍，希望他致電新疆軍政負責人起義。並說，他從新疆得到的情況，只要你去電，陶峙岳、包爾漢是一定照辦的。張治中欣然同意，10日，立即致電陶、包：“今全局演進至此，大勢已定”，“兄等為革命大義，為新省和平計，亦即為全省人民及全體官兵利害計，亟應及時表明態度，”“當機立斷，排除一切困難與顧慮，採取嚴密部署、果敢行動，”“歸向人民民主陣營”“至對各軍師長或有關軍政幹部，如有必要，盼用治名義代擬文電，使皆了解接受。”經過幾次電報往來，9月25、26日，陶峙岳、包爾漢先後宣布起義。張治中看到起義通電後，心情十分愉快，因為他“一貫保全新疆、保障和平的目的直到今天算是如願以償了，對國家、對新疆人民在責任上、道義上也算是有所交代了。”為了表彰張治中將軍在新疆和平起義中的功績，1954年國慶節時，毛澤東主席授予他一級解放勳章。
以誠待友
張治中是一位性格豪爽之人，一生胸懷坦蕩、光明磊落。以誠待友不僅是他個人的高貴品質，而且也是他在與共產黨的長期合作中表現出來的政治道德。張治中一生堅持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力主用政治方式解決國內問題，這是他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基礎。因此，在他與中國共產黨交往過程中，無論政治形勢多么險惡，他都能一如既往地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和職權內，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做了許多有利於人民、有利於和平的好事，在客觀上為中國的民主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他的誠意自然也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讚許。
武漢淪陷後，國民黨由於正面戰場上的失利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誘降，以及它看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的不斷壯大，其政策重點便有初期的抗日逐漸轉移到**反人民方面。致使許多地方發生**事件，國共關係嚴重惡化，尤其是1941年1月國民黨反動派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使國共關係瀕於破裂。張治中對於國民黨頑固派所掀起的不利於團結抗戰的**惡浪“雖不贊成，但處在國民黨頑固勢力猖獗情況下，他也無能為力，”“但是在他職權內的事，他為國共合作事業是盡力而為的。”
1938年，張治中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當時徐特立先生是中共派在湖南的代表，此外，周恩來、葉劍英也常去長沙。在張治中在湖南任內期間，能夠與中共領導人相當融洽地相處，“即有小事故，我們也能開誠布公，求得公平合理的解決。”如瀏陽縣縣長捏造罪名將一名中共幹部槍決後，徐特立先生將此事通告了張治中，張治中在查明屬實後，馬上將該縣縣長撤職予以嚴懲。一天晚上，活動於湖南地區的一支中共抗日游擊部隊的負責人江渭清突然來見，要求接濟經費。他能撇開黨派分屬，果敢地當即密令撥付三千元現洋。1958年，毛澤東在去江蘇考察的火車上，當著張治中的面，還開玩笑地問前來迎接的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還了沒有？”談笑中表達了對張治中為國共合作所作貢獻的嘉許。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為了爭取時間和民心，三次電邀毛澤東主席到重慶共商國是。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張治中、赫爾利的陪同下飛抵重慶。毛澤東抵達重慶後，住所問題至關重要，周恩來在權衡比較後認為：張治中的官邸（上清寺桂圓）比較合適。周恩來一經提出，張治中慨然答應，全家搬到復興關中訓團內一所狹小破舊的平房裡，讓出自己的官邸供毛澤東作會客、工作、休息之所，並安排憲兵擔任警衛任務，保衛毛澤東的安全。“雙十協定”簽訂後，基於毛澤東回延安的空中安全，張治中又親自伴送毛澤東主席做專機回到延安。與此同時，張治中為和平奔走的誠意和以誠待友的高貴品德也得到了中共及其主要領導人的肯定和讚許。此後張治中每次到延安時，毛澤東都親往迎送，並為他舉辦盛大的歡迎晚會，就是明證。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被迫答應釋放在押的“政治犯”。中共非常珍惜這種稍縱即逝的機會，為了救出被盛世才關押在新疆的一百多名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1946年3月，在張治中第三次飛往迪化之前，周恩來和鄧穎超親自到其官邸上清寺桂圓，一再囑託他設法營救這批同志，張治中慨然允諾。張治中入疆後，一方面先後派屈武同志等到監獄裡去看望他們，並交代主管方面改善他們生活待遇：另一方面多次打電報給蔣，力爭道：“這是盛世才做的事，為了增進兩黨友好，表示和平遺願，應該全部釋放”這批人。幾經電報往返說明，蔣介石才勉強同意。為了確保這些被釋放同志的途中安全，張治中指定新疆警備總部交通處長劉亞哲負責武裝護送。臨行前，張治中叮囑劉亞哲說：“這個任務很重要，是一個政治任務，你要努力。新疆境內很複雜，要注意安全，對他們的生活要照顧好。”為了減少沿途的麻煩，他又先後分電甘肅省主席谷正倫和西安的胡宗南、祝紹周等人，要求他們給予放行。考慮出新疆後便不能使用新幣，張治中又改發給每人3萬元法幣，以應路途急需。從迪化到延安，國民黨反動派層層設卡，他始終是在關切注視著他們的行蹤。當胡宗南企圖截留這批人時，劉亞哲急電張治中，他又運用高超的智慧和膽略，逼蔣令胡放人。胡宗南無可奈何，只得在“準予放行”的文電上籤蓋自己的圖章。這才使得這批同志最終與7月11日平安抵達延安。全面內戰爆發後，我黨在川、貴陝等地的被捕人員，後來均遭國民黨特務殺害。相比之下，在新疆被捕的這批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如果沒有張治中的積極營救，其結果不言而喻。事後，朱總司令曾親自去信致謝。幾個月後，當張治中回到南京時，董必武又代表我黨再次特意登門拜謝。1961年12月12日，在“西安事變”25周年的晚宴上，周總理舊事重提，對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高登榜說：“文白先生是你們的救命恩人！當年釋放在新疆的共產黨人，是文白先生做的一件好事，這在國共關係史上是空前的，絕無僅有的。”兩次正式會議上的較量
4月13日晚9時，國共雙方的和談代表團於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談。第一次會議，首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對《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作一個詳細的說明。在明確戰爭歷史責任的問題上，周恩來指出：“戰爭的全部責任，應該由南京政府擔負。因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協定，是保證今後國內和平的一個檔案，所以必須在條款的前文明確這個責任。”關於懲辦戰爭罪犯。這個整個國民黨統治集團最敏感的問題，周恩來是這樣說的：這一條分兩款，一款是規定在這次戰爭中主要的戰犯必須懲辦。在懲辦原則之下，給予寬大待遇：第二條是關於日本戰犯。南京國民政府放走了日本侵華戰爭最大的戰犯岡村寧次及其以下260多名的日本戰犯。“對於這種措施全國人民異常震怒。所以我們一定要求在簽訂協定以後，由政府要回來重辦。”
隨後，南京國民政府首席代表張治中發言。他先是對中共方面給予南京政府代表團的周到接待表示感謝和敬意。然後對《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中不能接受的條款進行了陳述。主要分三個部分闡述：一是(草案的)“前文里有若干過於刺激的字句，我們希望在精神和內容能酌加刪節。”二是第四條關於軍隊改編機構整編委員會問題。張治中認為，中共提出整編委員會要在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下成立，我們認為軍隊改編的第二階段，應由聯合政府來辦理分區改編軍隊工作，聯合政府下自然有軍事機構來掌管這一事項。而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本來是中共的軍事機構，這點實應考慮。三是待民主聯合政府成立之後，南京國民政府即向民主聯合政府移交……而在第十九款中規定：南京國民政府要“向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負責，並接受其領導”，若是如此，“豈不是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變成了南京的太上政府?這點我要重申剛才所提同樣的理由，認為不相宜，請中共代表團諸位先生再加考慮。”發言最後。張治中十分感慨地說：“我今天固然代表我們政府和中共商談和平，同時個人一向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至少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反對者。這次中共在戰爭中勝利，可說已到了一個圓滿的地步，如果現在這個明智的和平政策能貫徹下去，那么中共就不僅是軍事的勝利者，而且是政治上的大大的成功者。”“目前則我們以至誠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從此領導國家，達到獨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標。並建設國家，臻於富強康樂之境。這就是我們代表團同人向中共代表團同人所想表示的一點小小意見和希望。”
在討論《國內和平協定草案》過程中，南京政府代表團提出了40餘條意見，中共接受了20餘條。4月14日。周恩來和張治中就協定草案全部內容要點再度具體交換了意見。4月15日晚7時，中共代表團將最後定稿的《國內和平協定》送達南京政府代表團。
張治中將軍4月15日晚9時，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二次正式會議。先由周恩來把《國內和平協定》的最後修正要點，亦即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團所提修正之點加以說明。周恩來強調指出，《國內和平協定》不僅吸收了各位大部分的意見。而且也採納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沈鈞儒、馬敘倫、黃炎培、譚平山、彭澤民、蔡廷鍇等人士的建設性意見，最後由中共代表團定案，是不可變動的定稿。“我們期待南京代表團同意這個協定，接受這個協定，簽字在協定上。”爾後，周恩來鄭重地宣布。談判以4月20日為限期，南京代表團是否願意於協定上籤字，須於4月20日以前表明態度，4月20日為簽字日期，“我們只能約束到本月二十日為止，到那時還不能獲得協定簽字，那我們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二十日以後了。”
在這次正式會議上。張治中也作了較長的發言，發言說：“在我們代表團的立場來說，這個《國內和平協定》既然是最後的檔案，我們對它如果認為是完全對的，就答應簽字：認為不能簽字就不簽字。不是說還有商量，還有字斟句酌的餘地。只是同意簽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最後檔案’是照這樣解釋的話，那么我們代表團同人現在就沒有再發表意見的理由，也沒有發表意見的必要了。當然，我們的政府正等待著我們代表團的報告，這次會議之後，我們還是繼續研究，準備把我們的意見報告政府，請示它作最後的決定，然後再來答覆中共代表團。”張治中還說：“對於這一個問題。我不能再有話說下去。不過我想提出一點個人的意見和感想。我要再說明：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團的意思和感想。”張治中看了一眼周恩來，繼續說下去：“中國有一句古話，也許恩來先生會覺得有封建意味。就是‘兄友弟恭’，我覺得其中有真理存焉。打個比方，國共兩黨之爭，好比兄弟之爭，同是中國人，同是一個民族，今天誰吃了虧，誰討了便宜不必太認真。大哥管家管不好，讓弟弟管，沒有關係，‘便宜不出外。’過去做哥哥的雖有錯誤，自己感到慚愧，但是自己的弟弟能夠擔當起來。把家當好，自己也實在感到光榮……做大哥的。不但對於弟弟的能幹。能擔當重大責任。表示敬重高興，而且要格外幫助他。使他做好……以上只是我個人的意見與感想，假使有不對的地方，希望恩來先生和諸位代表先生加以原諒”。
張治中發言時，周恩來耐心傾聽，聚精會神。周恩來和張治中不是初交，而是多年的摯友。黃埔軍校初辦時，張治中就進了黃埔，後任黃埔第四期軍官團團長，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從那時開始就與他共事。二十多年來，周恩來對張治中為人公正、厚道、剛直不阿的性格和為國家民族而奮鬥、為祖國的和平事業而奔走的精神，是熟知的，也是非常尊敬的。但即便如此。在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周恩來不迴避談出自己的意見。對張治中的發言以及“個人感想”。周恩來不能同意，他當場表明了態度。周恩來說：“剛才文白先生說的幾句話，我不能不辯白一下。就是對於‘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說雙方的關係等於兄弟一樣，是指兩個代表團的立場，那么我們都是為和平而努力的，我們很願意接受。過去大家雖有不對，今後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過去國民黨20多年來。尤其最近兩年又九個半月的蔣介石的朝廷來說。這就不是兄弟之爭。而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孫中山先生當年革命的時候，對清葉赫那拉氏進行的鬥爭，就不是兄弟之爭；對袁世凱的討伐，就不是兄弟之爭：對曹、吳的聲討，就不是兄弟之爭。都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如果說是兄弟之爭，孫中山先生是不會同意的。對於這一點，中國共產黨不能不表示它的嚴肅性。說是兄弟之爭，如果把蔣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進去，就失掉了它的嚴肅性。孫中山先生過去領導的多次革命的失敗，也是教訓之一，等到國共合作後，才補救過來了，但是以後蔣介石叛變了。我們今天願意與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合作。願意與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團結在一起。中國現在人口的90％1)~I-是勞動人民。這是最廣大的基礎，其他如地主階級的開明分子也可以合作。中小資產階級也可以合作。至於知識分子。當然更可以合作。這是最廣大的合作，可以達到與全國人口90％的人們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