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適合從事相關研究工作的人員參考、閱讀。1967
圖書封面作者簡介
顧彬，1945年出生於德國下薩克森州，是德國著名漢學家、詩人和翻譯家。顧彬於1966年起學習神學，之後又轉學漢學，兼修哲學、日耳曼學及日本學，並於1973年以《論杜牧的抒情詩》一書獲波鴻魯爾大學博士學位。1981年他在柏林自由大學以《空山——中國文人自然觀之發展》一書獲得教授資格。自1995年起，顧彬出任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教授至今。顧彬的研究領域以中國古典艾學、現當代文學“及中國思想史為主，著述、譯作頓豐。他以中文也版的著作有：《中國文人的自然觀》（1990）和《關於異的研究》（1997）他同時擔任《袖珍漢學》和《東方·方向》兩份重要德文漢學／亞洲學期刊的主編。目錄
前言第一章現代前夜的中國文學
一導論：語言和國家形成
二從傳統到現代：世紀之交的文學
第二章民國時期(1912-1949)文學
一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1915-1927)
(一)“五四”運動(1915-1925)
(二)救贖的文學：魯迅(1881-1936)和《吶喊》
(三)自我救贖的文學：郭沫若(18921978)和《女神》
(四)文學和自憐的激情：郁達夫(1896-一1945)
(五)新又學：先驅者和體裁，組織和形式
二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1928-1937)
(一)小說家
(二)海派作家1柏
(三)現代主義詩歌
(四)散文
(五)戲劇
三文學的激進化(1937-1949)
(一)戰爭，城市和後方
(二)延安：毛澤東文藝思想和文學實踐
(三)文人文學
第三章1949年後的中國文學：國家、個人和地域
引言
一從邊緣看中國文學：台灣、香港和澳門
二從中心看中國文學
三文學的組織形式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
(一)又學的軍事化
(二)人道王義的文學(19791989)
五展望：20世紀末巾國文學的商業化
參考文獻目錄
譯後記
精彩書摘
從中心看中國文學直到90年代，一些人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著重強調台灣和大陸之間的區別。這些人大多主張“反共就是民主”。但是我們看到，台灣島1987年之前的文學境遇和大陸1979年。之前相差無幾，在官方主導以及作家境遇方面甚至還有幾分相似：文學批評充滿道德評判，寫作通常模仿前人。我們甚至可以說，看上去不同的兩岸文學在外國文學的榜樣之下走到了一起：海峽兩岸都出版對方作家的作品，作家也經常在島內或者大陸見面。除卡夫卡、薩特等國外名家之外，80年代產生巨大影響的外來流派還有後現代主義、魔幻現實主義、女性文學等。至於兩岸的文學…無論是擺脫了簡單的反共套路、膚淺的社會批評的“鄉土文學”。作品，還是擺脫了黨派路線和道德說教的作品一究竟成就如何，大概還要討論很長一段時間。對於1987年或者1979年以前官方主導的藝術卻不存在這樣的爭論：目前，東西方對這類藝術都眾口一詞持否定態度。不過，王德威不久前著文為這類戰爭文學正名，其觀點很有討論的價值。王德威認為，這類文學具有社會學的意義：我們惟有通過這一類文學才能了解那個年代的人們所受的(心靈)創傷。它們可以說是後來“傷痕文學”的先驅，描寫了家國之殤以及國家浴火重生所付出的巨大犧牲。這類文學作品的題材是歷史小說，國家／民族話語、國家／民族主題則是歷史小說的必要組成部分，而歷史話語就無法迴避一個痛苦的問題：衰亡和崛起的根源何在?這種解讀方式無疑提前介入了文學價值並不高的“傷痕文學”階段，不符合歷史原則，但我們由此也在研究方法上回到了德國漢學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研究的起點。在70-80年代，德國的中國文學研究更多是從社會學視角展開，當時也是把社會主義文學僅視為了解中國社會結構的素材。社會主義文學是國家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是上令下達的“傳送帶”。此間，多數社會主義國家放棄了，社會主義，中國也進行了適當的調整，當年的社會主義文學作品雖然至今仍舊再版不斷，但顯得和時代多少有些脫節。難道我們因此就該不再研究大陸從1949到1979年間的文豈作品嗎?難道當年的文學作品果真沒有美學價值嗎?或者我們應該轉向邊緣地帶一比如香港?大陸或者台灣作家的活躍期一般只有數年，而香港有個梁秉鈞，從60年代以來作品不斷，活躍期要長久許多。為了化解這一窘境，上海的文學專家陳思和提出另一條思路，即研究“抽屜文學”。他認為，優秀的文學作品任何時代都有，但是很多作品在1-949年到1979年間無法出版。現在是在歷史語境下重新審視這些作品、將之拿出“抽屜”的時候了。
我認為，這個問題要從更深的層次尋找原因。當年的藝術家中，有些水平並不低，有些人直到今天仍然擁有觀眾。我們只需要想一下文革時期的樣板戲就能意識到這一點。一些作品也對西方產生了影響，比如在安迪·沃霍爾(AndyWarhol，1928-1987)的作品中就有跡可尋。此外從形式上看，當年中國的文藝美學和西方大眾文化的訴求相去不遠，後者要求取消精英和大眾之間的差別。那么，我們應該怎么辦呢?我們首先要放下人云亦云的觀點，即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從1t949到1979年是純粹的“封建”社會，直到1979年實行“四個現代化”運動才開始走上現代道路。這種觀點屬於官方宣傳的一部分，目的在於為新的市場化政策尋找不同於過去意識形態的依據。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從1949年10月1日建國開始就是一個現代國家，只是中國的現代概念有別於西方。中國要求一種集約性(totalitarl。stisch)的現代，而不是一個曖昧含混(ambivalent)的現代。從中國的角度看來，同1949年以前的藝術以及後來台灣一些作品中體現出來的西方現代派作鬥爭是建立新的國家制度的必要手段，而周家的需要高於一切。從歐洲的角度看來，現代不僅僅利於國家，而首先具有一種解放的功用：不是某個民族應該擺脫壓迫者，而是個人必須擺脫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個人實現解放的手段是同政治和宗教勢力作鬥爭。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1919年的“五四”運動首先理解為旨在西方意義上的現代。只不過運動開始階段提出的“獨立人格”等訴求沒能堅持下去，而是逐漸無條件讓位於民族的利益。這對文學創作產生了直接影響。“現代”本身的含混內涵讓位於清晰的思想觀念，而藉助先進技術，在對一切都可以科學規劃的堅信中，這種清晰的“現代”觀在中國取得了全面勝利。“文本”和“作者”這一對概念原本已經分家，也不應再被視為統一體，但是如今又統一了起來，甚至此前作家和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也不復存在。如今，作品內容就是世界觀，世界觀就是要和國家政治路線保持高度一致，政治路線的改變才能導致對世界觀評價的改變--或者過時或者超前。這種觀念的結果是，再沒有冷靜的敘述者，再沒有不可靠的敘述者，再沒有人嘗試不同的視角，再也不存在陰暗的心靈--如果有，那就站在了敵人一邊。
只有一種西方的現代觀似乎存留了下來，即自我指涉性。眾所周知，現代人在“上帝死了”，也就在曾經堅如磐石的規範失范之後，面對的只有同類或者自身。隨著個人化的深入，與同類以及自身相關逐漸具有自我指涉的色彩。無論是人、民族還是國家，都在圍繞自身打轉。雖說1949年之後的中國文化起初是一種“翻譯”進來的文化，啦是它很快就擺脫了自己強大的榜樣--蘇聯，而開始通過“大躍進”運動(1958)發展自己的美學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發展成為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理論，中國的現代性也由政治領域而擴展為一種美學上的宗教。黨的自我表述具有一種宗教般的自我崇高感。這後面隱藏著一種現代的考量。1840年到1949年之間，中國社會日漸分崩離析，究其原因是來自西方的衝擊。中國傳統的整體化思維受到質疑，在與新世界觀的碰撞中被相對化。也就是說，中國的傳統思維不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而只是意識形態眾多可能性之一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