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章律》所謂《九章律》，是指蕭何制定的“蕭何定律”，是漢政府治理社會的基本大法。但《九章律》不能涵蓋所有社會領域，故叔孫通又制《旁章》十八篇，張湯定《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作《朝律》六篇，作為補充法。另外，還有由皇帝和各級政府下達的具有法律效應的各種“令”，共同形成了漢代律令的法制體系，是漢帝國維護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其中以《九章律》最為重要，對後世影響也最大。
定律來源
高祖立漢，天下初定後，蕭何奉命改革秦政，制訂漢律。《漢書·刑法志》：“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戰國時期魏人李悝制訂了《法經》六篇（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秦商鞅改法為律。漢初有約法三章，蕭何取秦法六律，又補充了戶律（戶口管理、婚姻制度和賦稅徵收）、興律（主要規定徵發徭役、城防守備）和廄律（主要規定牛馬畜牧和驛傳方面），合為九篇，成《九章律》，即一般所說漢律。
《九章律》仍以約法省禁，蠲削煩苛為原則，對一些定罪、刑罰有所減緩，刪除了秦律中某些不合時宜的條文，至於秦律的法律原則、指導思想及其科罪定刑的標準，蕭何並未加以更改。被漢時視為秦之苛法的挾書、參夷、妖言誹謗、收孥相坐等律令，是在漢朝建立以後的高祖到文景時期逐漸廢除或修改的。
儘管如此，《九章律》的頒布仍有著重要意義，漢以後的歷代法律大多以《漢律》為藍本，它被譽為律令之宗，“百代不易之道”。
兩漢以《九章律》為主要法律，此外還有一些輔助性法律，也以“律”命名。這類“律”包括叔孫通《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共六十篇。
定律評價
作者蕭何蕭何的《九章律》是在《秦法經》的基礎上增補而成，而《秦法經》六篇又是在李悝《法經》六篇的基礎上改造而成。據《晉書·刑法志》記載，“(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逾制以為《雜律》。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按“盜”是指偷盜、強盜。“賊”指傷害、殺人。“囚”指拘禁、斷獄。“捕”即逮捕。“雜”包括詐欺、賭博、貪污、違反制度等各種犯罪行為。“具”是根據罪犯的表現或加刑或減刑，相當於現代的刑法總則，故曹魏改為《刑名》，列為篇首。商鞅繼承了李悝的《法經》，並用來治理秦國，但商鞅並不是照搬照用，而是有所改革。首先是改六法為六律，並創立了收司連坐、告奸匿奸、私鬥被刑、怠貧收孥等補助法。1975年在湖北雲夢縣發現的《睡虎地秦墓竹簡》，其中有秦律二十七種，有的可以包括在商鞅的六律之中，有的則不在商鞅六律範圍之內，可能是商鞅頒的補助法，或是商鞅之後頒布的追加法。總之，商鞅以六法治秦收到了顯著的功效。《新論·隨時》說：“行之三年，人富兵強，國以大治，威服諸侯。”但是，商鞅以後的秦統治者過於迷信法治，施行嚴刑峻法，特別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後，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為所欲為，橫徵暴斂，人民陷入了苦難的深淵。刑罰苛刻，人民稍有觸及，就遭到殘酷的鎮壓，一人犯法，罪及三族，一家違法，鄰里連坐，造成了如《史記·李斯列傳》所說的：“刑者相伴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的慘狀。人民忍無可忍，終於爆發了秦末農民大起義，並最終推翻了殘暴的秦政權。
在反秦戰爭中劉邦首先率軍攻入鹹陽，秦王子嬰投降，秦朝滅亡。劉邦軍進入鹹陽後，諸將皆爭奪金帛財物，惟獨蕭何“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對於蕭何此舉的作用，史書多強調劉邦因此得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史記·蕭相國世家》)，其實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就是為蕭何定律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在劉邦集團中，知道重視法制建設的惟有蕭何。劉邦入關後，在蕭何的幫助下制定了“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漢書·刑法志》)得到了人民的擁護，對穩定當時的混亂局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約法三章”是臨時性的“約法”，不可能保證漢政權的長治久安，有鑒於此，蕭何就在楚漢戰爭時，利用留守關中的機會，“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史記•蕭相國世家》)，這可以說是蕭何定律的準備工作。劉邦滅項羽，國家重新統一。蕭何為適應國家長期法制建設的需要，於是“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漢書·刑法志》)。《晉書·刑法志》說：“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法，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為九篇。”這段話的中心意思是說：蕭何定律是在秦六律的基礎上，增加《興》、《廄》、《戶》三律，形成漢的《九章律》。這就是保證社會穩定，使各項事業走上正常的基本大法。儘管在漢武帝及其以後又頒布了很多新的律令，但多數屬於補助法，或只適用於某種情況下的特定法，《九章律》基本大法的地位和作用，直到東漢也沒有改變。
以上是講蕭何的《九章律》通用於西漢東漢四百餘年，對兩漢的社會穩定，政治、經濟、文化的正常發展起到了保障作用。不僅如此，從中國法制史的角度講，蕭何定律還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所謂“承上”，即上承李悝的《法經》和《秦六經》；所謂“啟下”，就是下啟魏晉南北朝隋唐的法制建設，對中國律令法制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中間環節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津關令》在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新政權的建立，都要進行法制建設和改革，魏晉南北朝隋唐當然也不例外。如曹魏篡漢後，就命陳群、劉劭等“旁采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據《晉書·刑法志》記載，繼曹魏之後的西晉政權也進行了法制改革，“就漢九章，增十一篇”，合為二十篇。東晉沿用西晉律制，沒有什麼變動。其後劉宋、蕭齊王朝，除了頒布過一些補助律令外，沒有什麼大的舉措。至梁朝，武帝蕭衍曾“命沈約、范雲定律二十篇”(《隋書·刑法志》)。在陳朝，武帝陳霸先命范泉“參定律令”，“制律三十卷，令律四十卷”，“自余篇目綱，輕重繁簡，一用梁法”，說明陳律基本沿用梁律，兩者區別不大。在北方，北魏、北齊、北周都有法制建設。北魏以落後的鮮卑族入主中原，經過從無律到有律的過程，孝文帝以前法多而刑重。孝文改制，留心刑法，力主寬刑，然不見具體完整的律制建設，但《魏書·刑法志》記有《盜律》、《賊律》、《法例律》、《赦律》、《斗律》等律名，並依律斷獄，說明北魏已經建立起一套法律制度。北周“定大律凡二十五篇”，北齊“建新律十二篇”(《隋書·刑法志》)，說明北方政權的法制建設也沒有中斷。隋統一全國後，對法制建設尤為重視，先後三次頒布律法。楊堅建隋之初，頒律十篇，“多采後齊之制，頗有損益”，很顯然這是過渡性措施。不久就命蘇威、牛弘制定新律十二篇，“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至大業三年又定新律十八篇，總的精神是刑罰“並輕於舊”(《隋書·刑法志》)。由此可知,自秦漢至隋的法制建設和改革，都是以蕭何《九章律》為基礎進行的，故《舊唐書·刑法志》說：“自漢迄隋，世有損益。”這就充分說明蕭何《九章律》在中國法制發展史中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在唐代，《律》、《令》、《格》、《式》的新法制已經形成，中國的律令體系已進入發達的新階段，儘管如此，在唐律中仍保留了《九章律》的主要內容。然而《九章律》的影響不延及隋唐以後，宋代學者王應麟的《漢制考》，漢律就是其主要內容之一。在清末康有為變法前後，也曾一度掀起漢律研究熱潮，如杜貴墀的《漢律輯證》、程樹德的《漢律考》、沈家本的《漢律摭遺》等漢律研究專著，都是這次熱潮中的產物。清末漢律研究熱潮的出現，一方面說明漢律，主要是《九章律》，在中國法制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為清末變法製造輿論氛圍。在方興未艾的兩漢文化研究中，對以蕭何《九章律》為代表的漢代法律文化，確實不應忽視，有予以重視的必要。
作者簡介
蕭何蕭何（公元前257年6月15日-公元前193年7月8日），漢族，西漢初期政治家，漢初三傑之一，沛（今屬江蘇沛縣）人。漢代建立後，以他功最高封為“酇侯”，位次第一，食邑八千戶。蕭何採摭秦六法，重新制定律令制度，作為《就章律》（《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具律》，增加《戶律》、《興律》、《廄律》），在法律思想上，主張“無為”，喜好"黃老之術"。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又協助高祖消滅韓信、英布等異姓諸侯王，被拜為相國。而他未能象張良那樣及時地“假託神道明哲保身”，於是為了避免高祖的誅殺，他便以“自毀其名”的方法，以逃避被殺的危機。高祖死後，他輔佐惠帝。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卒，諡號“文終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