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
正文
由中國共產黨上海黨組織領導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輯、出版的刊物。刊物背景及始末 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陳翰笙（中國共產黨黨員）在以蔡元培 （1868～1940）為院長的中央研究院內,領導了一批革命青年從事農村調查，取得第一手材料，用以證明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不久陳翰笙受到國民黨頑固派的排擠，退出該研究院。他邀集了原來與他一起工作的錢俊瑞、王寅生、孫冶方、薛暮橋、張錫昌、劉端生等，又邀集了吳覺農、孫曉村、馮和法等，於1933年春在上海成立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繼續進行農村社會調查。
《中國農村》刊物目的與性質 《中國農村》誕生時,正是工農紅軍進行長征之際，當時國民黨頑固派配合軍事“圍剿”，開動宣傳機器,對中國共產党進行造謠誣衊,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進行歪曲攻擊。《中國農村》在白色恐怖瀰漫下，以學術團體的身份在國民黨統治區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合法鬥爭。《中國農村》在第一期《發刊詞》中明確表明了刊物的性質：“本會為民族獨立全世界和平,而從事中國農村經濟的研究”;“根據我們底目標來研究農村經濟，最根本的問題是要徹底地明了農村生產關係和這些生產關係在殖民地化過程中的種種變化。簡單的說，就是要找尋那些壓迫中國農民的主要因子。這些壓迫中國農民的主要因子一經剷除，非但農民可以活命，我們的民族也便有翻身獨立的一日。同時，中國民族的獨立,間接地可以促成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消滅,完成全世界的和平和全人類的自由。”
刊物內容及影響 《中國農村》第一卷側重理論探討和農村實況介紹。由於日本的侵略加緊，自第二捲起加強對抗日救亡運動的宣傳。自第三捲起，重心放在推動鄉村抗日統一戰線，鼓勵和指導鄉村青年進行抗日救亡工作。自改變為“中國農村戰時特刊”後，作為鄉村抗日統一戰線的刊物，發表了部分各派鄉村工作人士的文章。
《中國農村》各時期的文章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從理論上闡明中國共產黨的有關政策,具有強烈的針對性和戰鬥性。首先是對托派理論的批判，在繼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後，展開了長達一年多之久的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錢俊瑞、孫冶方、薛暮橋等發表文章，運用實地調查中所掌握的大量資料，雄辯地證明中國還是一個受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統治的半封建的國家，必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特別要反抗妄圖併吞全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有力地駁斥了托派提出的“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民主革命已經完成”等謬論。其次，批評以“鄉村建設派”為主的各種鄉村改良主義運動。當時，在日本軍隊步步入侵下，國勢垂危，不少地區的貧苦農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奮起反抗，而一批改良主義者卻在提倡封建道德，鼓吹鄉村改良，其中以山東鄒平鄉村建設學院最為著名，同時還有“平民教育運動”。1935年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和“十二月決議”發表後，《中國農村》的主要內容改變為號召鄉村工作者大團結，共同為抗日救亡而奮鬥。
《中國農村》還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批判資產階級學者各種庸俗經濟學、庸俗社會學的理論觀點。當時，這類學者推行的農村調查研究方法，是只注意農業經營和生產技術，往往摭拾一些表面現象，否定階級矛盾、階級剝削的存在。《中國農村》用客觀實際材料對這類學者的理論進行分析批判，指出只有進行土地革命，消滅封建剝削,中國農民才有出路。當時,一些學術團體如中國地政學會等和資產階級學者曾多次舉行有關農村問題的學術討論會，《中國農村》對於他們的討論和決議，進行了深入具體的分析批評，指出其正確之處和錯誤之處，文章具有強烈的說服力，對於被批評的團體的成員有很大影響。《中國農村》還辟有“農村通訊”一欄，報導各地農村經濟、農民生活情況，通過通訊聯繫，指導並團結廣大的農村青年讀者。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以《中國農村》為媒介，在各地發展學員達 800餘人。經常為《中國農村》撰稿和協助工作的，除前述諸人外，主要的還有徐雪寒、駱耕漠、狄超白、李紫翔、王漁村、瞿明宙、羅俊、鄭森禹、王易今、吳大琨等。《中國農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不僅在宣傳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方面作出了貢獻，而且也起到了團結廣大青年為革命事業進行鬥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