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總論》

《中國總論》

《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n)1848年初版,1887年作者重新作了一次修訂,兩卷)美國漢學的開山之作。美國第一部關於中國的百科全書。作者衛三畏在中國生活了43年,對近代中國有著全面深入的了解,作者寫書的目的是向美國人介紹中國,對在中國人中間推進基督教文明的事業起到幫助。

基本信息

介紹

《中國總論》中國總論

《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n)1848年初版,1887年作者重新作了一次修訂,兩卷)美國漢學的開山之作。美國第一部關於中國的百科全書。作者衛三畏在中國生活了43年,對近代中國有著全面深入的了解。全書分26章,前九章介紹中國的地理區劃人口法律教育與科舉。十至十七章介紹中國的文字文學工藝、科學、建築、服裝及歷史。18,19章介紹中國的宗教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20,21章論述中國的商業和對外交往。最後5章分析2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戰爭和19世紀7080年代中國的政治局勢。按序言所說,作者寫書的目的是向美國人介紹中國,對在中國人中間推進基督教文明的事業起到幫助作用。

作者簡介

(圖)衛三畏衛三畏

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美國人。衛三畏是近代中美關係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不僅是最早來華的美國傳教士之一,也是美國早期漢學研究的先驅者,是美國第一位漢學教授。他在中國生活了40年,編過報紙(《中國叢報》),當過翻譯(《中美天津條約》談判),還當過美國駐華公使代辦,對中國的情況十分了解,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資料,是美國第一位重要的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被稱為美國“漢學之父”,其名著《中國總論》把中國研究作為一種純粹的文化來進行綜合的研究,是標誌美國漢學開端的里程碑,該書與他所編《漢英拼音字典》過去一直是外國人研究中國的必備之書。

圖書簡介

(圖)衛三畏衛三畏《中國總論》

最能反映衛三畏在漢學領域成就的是其巨著《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中國總論》是建立在衛三畏此前大量有關中國研究的論文基礎上,並將他回國以後發表的許多演講學理化以後形成的。在此之前,已經有一些介紹中國的書,如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以及德庇時的《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論》等。衛三畏這部書出版之後,正是後來居上,無論在廣度還是在深度上,都全面超過了此前的同類著作。

《中國總論》是當時美國研究中國最早最具權威的著作,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總論》是美國第一部關於中國的百科全書。該書分上下兩卷,凡23章,對中華帝國的政治、經濟、外交、文化、歷史、地理、教育、藝術以及宗教等方面做了系統的論述。

衛三畏通過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充分認識到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中的重要地位,認識到儒家思想對中國人的心理和行為的巨大影響,他認為儒家思想的許多精華,如中國人倫理道德觀,人格品性等都是可以樂以稱道的。他在《中國總論》中首次“將孔子的儒家學說和佛教、基督教以及伊斯蘭教相提並論”,認為“他們同樣具有永恆的價值”(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 ,Vo1 Ⅱ,1882)。他認為中國需要基督教教義並不意味要摧毀中國傳統文明,而是要進一步完善它,使它更具有價值。他對中國儒家文化具有“信義”的價值內涵極為推崇,稱“世界上很少國家能與中國相比”(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Vo1.Ⅱ,1882)。他指出,中國的社會構成,關鍵在於確立一種恰當的關係,使人們找準自己的位置,從而使得教化成而天下治。儒家的哲學向內用功,也就是通過認識自己,進而認識和掌握整個世界,儒家的哲學又是一種實踐哲學,注重在實際生活中的認知,注重實踐層面的操作,而不把重點放在純理性的思辨上。

衛三畏確實認識到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因而對儒家經典不吝讚美之辭。不過,他的這些研究和論說,除了反映一種歷史主義的觀點之外,也還有另外的動機。儘管他指出了儒家思想影響下的不少長處,但仍然認為中華民族需要拯救。《中國總論》反覆強調的一個論點就是:“中國人不僅需要標誌西方文明的技術,而且還需要耶穌基督的教義”(J.K.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69,NO.3)。他站在傳教士立場上的西方文化本體論,希望建構出“孔子耶穌”的思想模式。“孔子加耶穌”的思想是1830年代以後,由於以耶代孔的方針受到阻礙,西方傳教士所著力提倡的一種在中國的文化策略。

(圖)衛三畏衛三畏

衛三畏在研究中華歷史文明時,試圖為西方文明在中國傳播找到適當的位置。所以他對中西文化衝突的論述多半採取折衷的方法。他強調宗教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的作用,認為“基督教文化也是中國近代文明的重要動力”,“基督教對中國的影響就像早期印度佛教對中國的影響一樣,都是來自外來文化”(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 ,Vo1 Ⅱ,1882)。

對於19世紀中國開始的近代化運動,衛三畏的看法與其他外國人相比具有獨到之處。他指出,中國的發展變化是以一種相當保守的形式出現的,按照中華文化特點,在中國進行政治、社會、宗教體制全面改革時,保守的做法有利於保持中國的統一和經濟發展。他指出,中國上層社會更加注重物質,而不是精神,所以對基督教文化不容易產生狂熱,吸收基督教思想只能在不削弱、瓦解、摧毀政權統治的基礎上去改革、教化和吸收。

《中國總論》對19世紀50年代中國爆發的太平天國農民運動,也有較為深刻的研究,衛三畏認為,“當時中國很多人狂熱地支持這一場政治革命是不符合邏輯的,因為太平天國革命的口號是片面的,中國的問題在於下層民眾,而不在於政府,改變統治者僅僅是改朝換代。”(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Vo1.Ⅱ,1882)。衛三畏的指導思想仍然是上帝主宰一切的天命思想,所以他得出的結論是,“如果基督思想在人們頭腦中紮根,那么政府權力性質自然會改變”(Edward D.Graham,Amercion Ideas of a Special Relation with China,1784—1900)。

圖書評價

從當時歷史文化的背景來看,《中國總論》中有些觀點還是比較公正的。如關於中英鴉片戰爭,衛三畏指出,“英國對中國的遠征,與其說是打開中國的大門,倒不如說是從中國獲得了極大的利益”( 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Vo1.Ⅱ,New York,1882)。

衛三畏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也有其片面性,如對於中國的神話,衛三畏認為,在西方人看來,中國神話中的這類創世活動都是“粗糙而古怪的”,因為這個故事不像希臘神話和埃及傳說那樣,形象令人賞心悅目,具有個性化。因而他認為,中國神話缺少趣味。

衛三畏《中國總論》在美國的出版發行並非一帆風順。最初,大多數紐約出版商都謝絕出版《中國總論》,認為這是項冒險事業,表明早期美國漢學研究的影響遠遠不及歐洲經典漢學研究。衛三畏所以能使這部歷史性著作出版,同當時他在廣州的活動分不開,因為《中國總論》是在一家廣州美國商行的資助下才得以出版的。衛三畏急於要出版而且後來又修訂《中國總論》,目的就是要消除西方人對中國人的不理解。

社會效應

(圖)《中國總論》《中國總論》

在1847年《中國總論》初版發行以前,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主要是通過英國漢學家,他們的許多著作在美國翻印發行,為美國人了解中國提供間接的渠道。比起歐洲來,美國的漢學研究起步較晚,但起點較高,發展也比較快,而且在不長的時間裡,即躍居國際漢學研究的前列。在這一過程中,衛三畏的影響不容低估。衛三畏關於中國的論述涉及面甚寬,關於某些中國特定文化術語的翻譯,對某些中國文化觀念的探討,對某些中國思想家的評價以及他的某些看法以其銳利的鋒芒,引起了積極的回響。他的《中國總論》,不僅堪稱“一門區域研究課程的教學大綱” (費正清:《70年代的任務:研究美國與東亞的關係》,陶文釗編選的《費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而且“成為數代美國人認識中國的英文模板”(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29)。馬森說得更為具體:“也許有關中國問題的最重要的一本作品是衛三畏(Wells Williams)的《中國總論》(Middle Kingdom,1848),它在西方廣為傳閱並受到好評”(馬森:《西方的中華帝國觀》)。如果說,裨治文主編的《中國叢報》是由英美在華商人資助創辦的,所以辦報的特色既有歐洲漢學研究中注重對中國歷史、文化、文學研究的特點,又有注意考察中國當時社會現實問題的一面,那么衛三畏的《中國總論》則被認為是體現美國漢學一開始就與美國專業化的歷史研究有著重要區別的典型,它體現了美國早期漢學研究的另外兩個特點:第一,把漢學研究作為“一種純粹的文化”,來進行“綜合的研究’,這一特點到20世紀40年代以後,受到特別的關注;第二,早期美國漢學還不得不受到歐洲學院派和學者型的漢學影響,這一影響在《中國總論》中得到充分的體現,這說明一方面由於美國漢學沒有英、法、德等國那樣悠遠的歷史根底,另一方面更在於這是使漢學成為專業化學科的必經階段。

1876年,在衛三畏的主持下,耶魯大學首先開設中文課程,建立第一個漢語教研室和東方圖書館。此後美國的加州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也相繼效法,一些著名的圖書館開始收藏研究漢學的圖書資料。此外一些漢學研究機構也陸續成立,如:美國現代語言學會(1883),美國歷史學會(1884),美國亞洲協會(1898)等,這些組織都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美國漢學的發展,使之走上職業化、專業化的軌道。《中國歷史》(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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