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內容提要
福柯認為“不正常的人”有三個源頭，他們由歷史上的三種人轉變而來：“畸形人”、“需要改造的個人”和“手淫的兒童”。這三種人本身出現的時間是不一樣的，畸形人的歷史最為悠久，在古羅馬的時候就已經出現。我們可以在疾病本身中尋找到某種原因。當然，福柯可以辯解說，他所堅持的方法就是外部分析，不理睬任何內部的邏輯。雖然如此，這么一個如此簡單就能找到的原因，被福柯有意地忽略，不能削弱其分析的說服力。
編輯推薦
這本書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福柯一以貫之的批判精神，對現存秩序和知識體系的質疑。實際上，不正常的人並沒有因為納粹的失敗而銷聲匿跡，他仍然是一系列權力技術和知識的對象。當精神病醫生出現在法庭上做鑑定時，在細緻入微的分析之中，歷史發展中的動力和各方面的戰略就逐漸清晰地還原在我們面前。
目錄
“不政黨的人”譜系——《不正常的人》述評
前言
1975年1月8日
1975年1月15日
1975年1月22日
1975年1月29日
1975年2月5日
1975年2月12日
1975年2月19日
1975年2月26日
1975年3月5日
1975年3月12日
1975年3月19日
概要
授課情況簡介
材料
手稿
文本編輯的標準
校勘的編輯標準
作者簡介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26日出生於法國維艾納省省會普瓦捷，這是法國西南部的一個寧靜小城。他父親是該城一位受人尊敬的外科醫生，母親也是外科醫生的女兒。福柯在普瓦捷完成了國小和中學教育，1945年，他離開家鄉前往巴黎參加法國高等師範學校入學考試，並於1946年順利進入高師學習哲學。1951年通過大中學教師資格會考後，他在梯也爾基金會資助下做了1年研究工作，1952年受聘為里爾大學助教。
早在高師期間，福柯即表現出對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的極大興趣，恰好他父母的一位世交雅克琳娜·維爾道（Jacqueline Verdeaus）就是心理學家，而雅克琳娜的丈夫喬治·維爾道則是法國精神分析學大師雅克·拉康的學生。因此，在維爾道夫婦的影響下，福柯對心理學和精神分析學進行了系統深入的學習，並與雅克琳娜一道翻譯了瑞士精神病學家賓斯萬格爾（Ludwig Binswanger）的著作《夢與存在》。書成之後，福柯應雅克琳娜之請為法文本做序，並在1953年復活節之前草就一篇長度超過正文的序言。在這篇長文中，他日後光彩奪目的寫作風格已經初露端倪。1954年，這本罕見的序言長過正文的譯作由德克雷·德·布魯沃出版社出版，收入《人類學著作和研究》叢書。同年，福柯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部專著《精神病與人格》，收入《哲學入門》叢書，由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福柯後來對這部著作加以否定，認為它不成熟，因此，1962年再版時這本書幾乎面目全非。
1955年8月，在著名神話學家喬治·杜梅澤爾（Georges Dumezil）的大力推薦下，福柯被瑞典烏普薩拉大學聘為法語教師。在瑞典期間，福柯還兼任法國外交部設立的“法國之家”主任，因此，教學之外，他花了大量時間用於組織各種文化交流活動。在瑞典的3年時間裡，福柯開始動手撰寫博士論文。得益於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一大批16世紀以來的醫學史檔案、書信和各種善本圖書，也得益於杜梅澤爾的不斷督促和幫助，當福柯離開瑞典時《瘋癲與非理智——古典時期的瘋癲史》已經基本完成。
1958年，由於感到教學和工作負擔過重對，福柯提出辭職，並於6月間回到巴黎。兩個月後，還是在杜梅澤爾的幫助下，同時也因為福柯在瑞典期間表現的出色組織能力，他被法國外交部任命為設在華沙大學內的法國文化中心主任。這年10月，福柯到達波蘭，不過他並沒有在那兒待太久，原因倒也富於戲劇性：他中了波蘭情報機關的美男記。福柯從很早時候起就是同性戀，對此他倒不加掩飾，就個人生活而言，這位老兄顯然夠得上“風流”的美名。然而50年代正是東西方冷戰正酣之時，兩方都在挖空心思的相互刺探。恰恰在1959年，法國駐波蘭大使館文化參贊告假，大使本已有心提拔福柯，便一面讓他代行參贊職務，一面行文報請正式任命。所以波蘭情治單位乘虛而入，風流成性的年輕哲學家合當中計。
離開波蘭後，福柯繼續他的海外之旅，這一次是目的地是漢堡，仍然是法國文化中心主任。1960年2月，福柯在德國最終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這是一本在厚度和深度上都同樣令人匝舌的大書：全書包括附錄和參考書目長達943頁，考察了自17世紀以來瘋癲和精神病觀念的流變，詳盡梳理了在造型藝術、文學和哲學中體現的瘋癲形象形成、轉變的過程及其對現代人的意義。按照慣例，申請國家博士學位的應該提交一篇主論文和一篇副論文，福柯因此決定翻譯康德的《實用人類學》並以一篇導言作為副論文，雖然這一導言從來沒有出版，但福柯研究者們發現，他後來成熟並反映於《詞與物》、《知識考古學》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思想，在這篇論文中其實已經形成。
應福柯之請，他以前在亨利四世中學的哲學老師，時任巴黎高師校長的讓·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欣然同意作副論文的“研究導師”，並推薦著名科學史家、時為巴黎大學哲學系主任的喬治·岡奎萊姆（Georges Conguilhem）擔任他的主論文導師。後者對《瘋癲史》讚譽有加，並為他寫了如下評語“人們會看到這項研究的價值所在，鑒於福柯先生一直關注自文藝復興時期至今精神病在造型藝術、文學和哲學中反映出來的向現代人提供的多種用途；鑒於他時而理順、時而又搞亂紛雜的阿莉阿德尼線團，他的論文融分析和綜合於一爐，它的嚴謹，雖然讀起來不那么輕鬆，但卻不失睿智之作……因此，我深信福柯先生的研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1] 1961年5月20日，福柯順利通過答辯，獲得文學博士學位。這篇論文也被評為當年哲學學科的最優秀論文，並頒發給作者一枚銅牌。
詞與物書影
福柯畫像
還在福柯通過博士論文答辯以前，克萊蒙－費朗大學哲學系新任系主任維也曼在讀完《瘋癲史》手稿後，即致函尚遠在漢堡的作者，希望延聘他為教授。福柯欣然接受，並於1960年10月就任代理教授，1962年5月1日，克萊蒙-費朗大學正式升任福柯為哲學系正教授。在整個60年代，福柯的知名度隨著他著作和評論文章的發表而急劇上升：1963年《雷蒙·魯塞爾》和《臨床醫學的誕生》，1964年《尼采、弗洛伊德、馬克思》以及1966年引起極大反響的《詞與物》。
這部著作力圖構建一種“人文科學考古學”，它“旨在測定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探索從何時開始，作為知識對象的人何時出現。” [1] 福柯使用“知識型”這一新術語指稱特定時期知識產生、運動以及表達的深層框架。通過對文藝復興以來知識型轉變流動的考察，福柯指出，在各個時期的知識型之間存在深層斷裂。此外，由於語言學具有解構流淌於所有人文學科中語言的特殊功能，因此在人文科學研究中，語言學都處於一個十分特殊的位置：透過對語言的研究，知識型從深藏之處顯現出來。這本書“妙語連珠，深奧晦澀，充滿智慧” [1]，然而就是這樣一本十足的學術論著，甫經出版即成為供不應求的暢銷書：第一版由法國最著名的伽利瑪出版社於1966年10月出版，印了3500冊，年底即告售磬，次年6月再版5000冊，7月：3000，9月：3500，11月：3500；67年3月：4000，11月：5000……，據說到80年代為止，《詞與物》僅在法國就印刷了逾10萬冊。對這本書的評價也同樣戲劇，評論意見幾乎截然二分，不是大加稱頌，就是憤然聲討，兩造的領軍人物也個個了得：被譽為“知識分子良心”的大哲學家薩特聲稱這本書“要建構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即資產階級所能修築的抵禦馬克思主義的最後一道堤壩”，法國共產黨的機關雜誌也連續發表批駁文章；不過更有意思的是，這一次，天主教派的知識分子們同似乎該不共戴天的共產黨人們站到了同一條戰線里：雖然進攻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在反對這一點上，兩派倒是心有期期。但福柯這一方的陣容也毫不遜色：岡奎萊姆拍案而起，他於1967年發表長文痛斥“薩特一夥”對《詞與物》的指責，並指出爭論的焦點其實並不在於意識形態，而在於福柯所開創的是一條嶄新的思想系譜之路，這恰恰又是固守“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的薩特等所不願意看到並樂意加以剷除的。
不管怎樣，《詞與物》為福柯帶來了巨大聲望。不久，福柯又一次離開了法國，前往突尼西亞大學就任哲學教授。福柯在突尼西亞度過了1968年5月運動的風潮。這是一個“革命”的口號和行動時期遍及歐洲乃至世界的時期，突尼西亞爆發了一系列學生運動，福柯投身於其中，發揮了相當的影響。此後，他的身影和名字也一再出現於法國國內一次又一次的遊行、抗議和請願書中。
68年5月事件促使法國教育行政當局反思舊大學制度的缺陷，並開始策劃改革之法。作為實驗，1968年10月間，新任教育部長艾德加·富爾決定在巴黎市郊的萬森森林興建一座新大學，它將擁有充分的自由來實驗各種有關大學教育體制改革的新想法。福柯被任命為新學校的哲學系主任。但是，萬森很快就陷入無休止的學生罷課、與警察的臨街對峙乃至火爆衝突中，福柯的哲學系也在極左派的吵嚷聲中成為動亂根源。在萬森兩年，是使福柯感到筋疲力盡的兩年。
1972年12月2日，對福柯來講是一個具有紀念意義的日子，這一天，他走上了法蘭西學院高高的講壇，正式就任法蘭西學院思想體系史教授。進入法蘭西學院意味著達學術地位的顛峰：這是法國大學機構的“聖殿中的聖殿”。
70年代的福柯積極致力於各種社會運動，他運用自己的聲望支持旨在改善犯人人權狀況的運動，並親自發起“監獄情報組”以收集整理監獄制度日常運做的詳細過程；他在維護移民和難民權益的請願書上籤名；與薩特一起出席聲援監獄暴動犯人的抗議遊行；冒著危險前往西班牙抗議獨裁者佛朗哥對政治犯的死刑判決……。所有這一切都促使他深入思考權力的深層結構及由此而來的監禁、懲戒過程的運作問題。這些思考構成了他70年代最重要一本著作的全部主題——《規訓與懲罰》。
福柯的最後一部著作《性史》的第一卷《求知意志》在1976年12月出版，這部作品的目的是要探究性觀念在歷史中的變遷和發展。福柯對這部性的觀念史寄予厚望，並以務求完美的態度加以雕琢，大綱和草稿改了一遍又一遍，以至最終文本與最初計畫相差甚大。這又是一部巨著，按照福柯最後的安排，全書分為四卷，分別為《求知遺志》、《快感的享用》、《自我的呵護》、《肉慾的告贖》。可惜的是，作者永遠也看不到它出齊了，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愛滋病在巴黎薩勒貝蒂爾醫院病逝，終年58歲。
福柯的死使法國上下震驚。共和國總理和教育部長稱“福柯之死奪走了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凡是想理解20世紀後期現代性的人，都需要考慮福柯。”《世界報》、《解放報》、《晨報》、《新觀察家》等報刊相繼刊發大量紀念文章。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也紛紛發表紀念文字：年鑑學派大師費爾南·布羅代爾稱“法國失去了一位當代最光彩奪目的思想家，一位最慷慨大度的知識分子”；喬治·杜梅澤爾的紀念文章感人肺腑，老人老淚縱橫的談到以前常說的話“我去世時，米歇爾會給我寫訃告。”然而，事實無情，顛倒的預言更加使人悲從心來：“米歇爾·福柯棄我而去，使我感到失去很多東西，不僅失去了生活的色彩也失去了生活的內容。”
米歇爾·福柯（1926-1984）
6月29日上午，福柯的師長和親友在醫院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儀式上，由福柯的學生，哲學家吉爾·德勒茲宣讀悼文，這段話選自福柯最後的著作《快感的享用》，恰足以概括福柯終身追求和奮鬥的歷程，我也就用這段話來結束這篇為紀念福柯逝世18周年而做的短文吧：
“至於說是什麼激發著我，這個問題很簡單。我希望在某些人看來這一簡單答案本身就足夠了。這個答案就是好奇心，這是指任何情況下都值得我們帶一點固執地聽從其驅使得好奇心：它不是那種竭力吸收供人認識的東西的好奇心，而是那種能使我們超越自我的好奇心。說穿了，對知識的熱情，如果僅僅導致某種程度的學識的增長，而不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儘可能使求知者偏離自我的話，那這種熱情還有什麼價值可言？在人生中：如果人們進一步觀察和思考，有些時候就絕對需要提出這樣的問題：了解人能否採取與自己原有的思維方式不同的方式思考，能否採取與自己原有的觀察方式不同的方式感知。……今天的哲學——我是指哲學活動——如果不是思想對自己的批判工作，那又是什麼呢？如果它不是致力於認識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以不同的方式思維，而是證明已經知道的東西，那么它有什麼意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