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我愛比爾》 作者簡介
王安憶 王安憶，1954年3月生於南京，1955年隨母到上海定居，1970年赴安徽五河插隊落戶，1972至1978年在江蘇徐州地區文工團任樂隊演奏員，1978年調入上海中國福利會《兒童時代》雜誌社任小說編輯，1980年入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學習，1983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1987年應聘上海作家協會任專業作家，文學一級。現為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
1977年發表作品，迄今出版《王安憶自選集》六卷、長篇小說《黃河故道人》、《69屆國中生》、《流水三十章》、《富萍》、《上種紅菱下種藕》、中短篇小說集《小鮑莊》、《尾聲》《我愛比爾》、《隱居的時代》、《憂傷的年代》、《三戀》、《妹頭》，短篇小說集《王安憶短篇小說集》、《剃度》，散文集《獨語》、《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我讀我看》、《尋找上海》，論著《故事和講故事》、《重建象牙塔》、《心靈世界》等共五百萬字，部分作品有英、德、荷、法、日、韓等譯本。其中《誰是未來的中隊長》獲第二屆全國優秀兒童文藝作品二等獎，《本次列車終點》獲第一屆全國短篇小說獎，《流逝》 、《小鮑莊》獲全國中篇小說獎，《叔叔的故事》獲首屆上海中長篇小說二等獎，《文革軼事》、《我愛比爾》分別獲得第二屆、第三屆上海中長篇小說三等獎，《長恨歌》獲第四屆上海文學藝術獎、第五屆茅盾文學獎。《富萍》獲台灣2002年度《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上種紅菱下種藕》獲台灣2002年度《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英文版《小鮑莊》獲美國洛杉磯時代書刊提名獎。
創作背景
《我愛比爾》 內容介紹
王安憶精選集 比爾，是她的初戀男友；阿三，是她畫畫的筆名。大學時，阿三不惜被開除也要和美國男友比爾在一起。因為，她說：“我愛比爾。”與比爾分手後，阿三在賓館或別的地方結交上法國人馬丁、陌生的美國老頭、美國專家、比利時人和更多的外國人，都只是想找和“比爾”在一起的異國情調。勞教農場的暗娼們給阿三取了個綽號“白做”。
關押上海女犯的白茅嶺 勞教農場，聚集著最有故事的女人。善寫女性的王安憶，在白茅嶺找到了自己要創造的阿三。在阿三身上，王安憶找到了中國的文化故事。
思想價值
王安憶小說 本文將對這篇小說第三世界/女性/知識分子的三重敘事一一予以分析。
以阿三進入勞教所為轉折，《我愛比爾》的敘述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是阿三與比爾、馬丁和其他外國人的交往史，後半部分則是阿三進入勞教所之後的事。敘述的前半部分是一個 回溯性的 閉鎖結構，後半部分則具有一個 開放式的結尾。王安憶的設計是有用意的：前半部分的生活於阿三具有夢一般的色彩，是阿三的夢境，但是王安憶殘酷的寫實指示了這個夢境的無路可走，敘述上不再具有發展的可能。後半部分的勞教所的生活雖然艱苦，於阿三卻有逐漸恢復身心“真實”的作用，結尾阿三無意中觸碰到那個處女蛋是個神來之筆，小母雞將它的處女蛋悄悄地掩埋起來，
“阿三的心被刺痛了，一些聯想湧上心頭。她將雞蛋握在掌心，埋頭哭了。”阿三想起了什麼？當阿三流下眼淚時，新的自我建構出現了隱約的前景。
一、比爾
比爾愛中國，喜歡阿三的“特別”。這裡的中國於他有著 風土化的含義，是和美國完全不同的，有著悠久歷史和文化的神秘的“他者”，至於這個他者是中國、 南美、 非洲，在他眼裡也許並不存在質的區別，“我都喜歡，因為它們都不相同，都是特別的。”阿三愛比爾，卻有著 獻祭般的壯烈。阿三以一個處女身，與比爾完成她的初夜，當她脫下層層疊疊，重褶重襉的衣服，剩下赤裸之身時，那象徵著古老文化的一層層蛻皮，阿三願意以一個全新的赤裸來承納她所嚮往的文化，與之融為一體。然而，矛盾的是，“阿三不希望比爾將她看作一個中國女孩，可是她所吸引比爾的，也就是因為她是一個中國女孩。”當阿三試圖以“脫去”與比爾袒裎相對，從兩個赤裸裸——沒有任何外在說明的人中找到一些共通的“人性”，這時候的阿三甚爾有著天真的純樸。但是，當兩人重新穿上衣服，（總是要穿的），所有的一切將自動恢復，國藉、身份、性別、種族，等等等等。說起來，阿三其實並不承望從比爾這裡獲得什麼，如果說有所求，那也是經由比爾，英語，外國人，阿三使得生活變得不真實（或者說，“任何不真實的事情在此都變得真實了。”），符合趣味：精美、高尚、文明，遠離了落後混亂的日常中國，有一種躋身世界的美妙感覺。文中有一段阿三和比爾從酒店出來，漫步街頭的描寫：“兩人都有著欲仙的感覺。比爾故作驚訝地說：這是什麼地方？ 曼哈頓， 曼谷， 吉隆坡， 梵蒂岡？阿三聽到這胡話，心裡歡喜得不得了，真有些忘了在哪裡似的，也跟著胡謅一些傳奇性的地名。比爾……說：我是 佐羅！阿三立即做出應……：
“我是 卡門！”佐羅和卡門都是西方文化的 代碼，這樣的對話里有著意味深長的悲哀：比爾也許真是佐羅，阿三卻絕不是卡門。
當阿三對比爾說：我愛比爾時，她其實是在做一次求證，求證她是否已被接納進“他們”的行列，但是，當比爾說：“作為我們國家的一名 外交官員，我們不允許和 共產主義國家的女孩子戀愛。”，現實開始露出了它堅硬甚爾猙獰的面目。“他們”所指定的位置，是一個獵奇的，神秘的，具觀賞價值的位置，而不是與他們同起同坐，享用同一片天空，同一道大餐的位置。國界線依然堅固地存在。在優雅、可親、彬彬有禮的面容背後，是冷冰凍的，不帶情感色彩的經濟利益與政治格局。新鮮刺激的差異美學最終臣屬於高低有序的 地緣政治。
這樣，比爾與阿三的故事上升為一個 寓言，一個第三世界的寓言。這個寓言的名字就是阿三的那幅畫：“阿三的夢境”。比爾說這幅畫是描寫性，當阿三否認時，他專斷地判定即使意識不是， 潛意識里卻一定是。阿三就笑了：你正好說反了，這畫意識里是性，潛意識裡卻不是。這幅畫是一個有待解釋的能指，比爾的解讀就是阿三展示給她的，一個與西方殊途同歸的性，而阿三的後面，卻隱藏著一個至關重要的他者——“世界”，這個“世界”才是她（他）真正的潛意識。而這個“世界”，在阿三與比爾的 隱喻性關係中，可以看到，是壁壘深嚴與利益分明的。
二、馬丁
在進入阿三與馬丁的敘述前，王安憶有一段關於阿三繪畫事業的描述。這一段描述幾乎可以看作是王安憶眼中的八、九十年代中國 繪畫史， 宣傳畫、 拼貼畫、 痕跡畫， 觀念藝術、 行為藝術，各種各樣的潮流斗轉星移，層出不窮，畫家們勤於學習與追趕，在十幾年裡走完了西方藝術上百年的歷史。對於現代藝術，王安憶抱持著一種疑慮與審慎的態度，當畫面上充滿思想的抽象，我們看畫，看的是什麼，抽象容易模仿與 複製，甚至於當觀念坐實為行動，變成一次性的消費，藝術試圖挽救稍縱即逝的美與夢想的使命正在消解，這時，藝術它要走向哪裡，藝術到底是什麼的問題再次尖銳地逼到面前，讓人變得迷茫與虛無。
毋庸諱言，王安憶是藝術觀念上的 古典主義者，她秉持和信守於藝術的崇高感，對現代藝術，她有太多的懷疑與不信任。且不論王安憶的看法有無偏頗之處，她至少提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藝術的誠實，如要進一步追根溯源，那就是與人的感情息息相關，血肉相聯的東西。正是在這一點上，馬丁的“本來”，摧毀了阿三這一階段辛辛苦苦的努力。馬丁以一個“鄉下人”的直覺，反倒接近了事情的核心。當他對阿三說：畫畫不是這樣的，阿三的心底深處，“隱隱的，她知道馬丁有一點對，正是這個，使她感到恐懼和打擊。”阿三問馬丁，什麼是本來的東西？馬丁回答說，就是手摸得著的。阿三問，如果摸著的是隔著的東西呢？馬丁說，那就要用我們的心。阿三又問，頭腦的想像呢？馬丁說，我們必須想像本來的東西。手摸得著的是我們人的本來，想像的則是 上帝的本來。在與馬丁的對話中，阿三漸近接觸到事物的端倪，橫亘而來的上帝，一下又遠遠地隔開了她與馬丁。阿三和馬丁其實是比和比爾有溝通的。阿三看比爾——“銅像”，比爾看阿三——“ 幽靈”，二者都似人非人：銅像高大，英俊，擬 神話；幽靈神秘，尖俏，歷史化；幻影幢幢是他們共同喜歡的。馬丁做為一個畫商，沒有相中阿三的畫，卻在一些基本的問題上，和阿三有誠懇的溝通。他們的交易沒有成功，但是，“這一天兩人卻都過得很滿意。他們已經是朋友了。”
相較於和比爾的來往，，阿三和馬丁的交往事實上更為深入，他們共同面對了一個“本來”的問題，達致了某種程度的理解，也唯其如此，隔膜也就顯得愈發的巨大與難以突破。“本來”涉及的是感情的原生態的問題，一種天真美好的想法是人同此心，世同此理，阿三和馬丁的人性難道不存在著本質上的一致嗎？然而“上帝”的光輝並沒有普照世人，即使阿三努力，她也未見得能夠想像出“上帝的本來”。如果說比爾代表著政治上的西方，馬丁則象徵了文化意義上的西方，很顯然，“接近它的道路更為曲折。”在努力又一次失敗以後，阿三滑向了危險的境地。她開始試圖以與男性 聯姻的方式來獲致自已想要的東西。在與馬丁分離之際，她一不做二不休，抓住馬丁的手：馬丁，帶我走，我也要去你的家鄉，因為我愛它，因為我愛你。請注意這裡的排序是：我愛它，然後我愛你，不是愛情的邏輯：愛一個人，因此愛生它養它的家鄉。由此，分析必須在種族之上再疊加一個性別的範疇，因為通過身體希望能以命運的聯姻介入，這是女性特別容易出現的心態。（當然，這種心態絕不只限於女性。是典型的 弱勢族群的心態。當一個男性投身於這樣的行為，譬如阿三在酒店大堂遇到的那位上海男士，我們應該說，只要雙方的關係不平等，類似的思維模式照樣會復現。）以身體謀取生活或改變命運，是女性千百年來處於弱勢之下重要的生存努力方式之一，所謂“長期飯票”“批發”“零賣”這些民間鄙俗性的說法，揭示出的正是某一部分男女婚姻、性愛關係的真像。這一男性與女性的關係所賜予女性的位置，注定是屈辱與喪失尊嚴的，即使在現實中某些關係組合達致了和睦，仍然不能解除女性在這一關係中所呈現的真正處境。當阿三滑向類似的思維時，雖然她自認她的理想、抱負和眼界當然是遠高於普通婦女的，但是事情的實質並沒有因此改變。阿三不知不覺步向了深淵的邊緣。“她的細帶細跟鏤空鞋有一隻伸下了街沿，好象一個準備涉水的人在試著水的流速和涼熱。忽然間她的身體躍然一動，她跨下了人行道，向馬路對面的賓館走去。”水沒於頂的結局在前方等侯著。
三、陽春麵
阿三從不以為她與其他的大堂女孩是一類人，她更不屑於與“陽春麵”這樣的女性為伍。然而事實就如上面所分析，她們屈辱的處境是一模一樣的。阿三先是以尋找機會這樣的理由來鼓勵自已，在發現大堂邂逅的真象，“她以為這些卑俗的念頭是不該裝在這樣 希臘神輪廓的頭腦里的。”她甚至不願意承認與面對。她變本加厲地自溺在酒店的大堂里，“外國人，外國語，燈光，燭光，玻璃器皿，瓶里的玫瑰花，積起一道帷幕，遮住了她自已。”阿三遺失了自己，委身於在大堂遇見的各種西方男性，在身體的結合中滿足著一種幻覺。嚴格說來，阿三與陽春麵們確實存在著階層的差別，即使同劃歸為社會學分類上的“妓女”，她們仍然有所謂的貴賤之分。阿三的世界，遠不是陽春麵能了解的，而阿三的目光，也很少能投注到陽春麵身上。她們之間多多少少有著知識者與底層的 隔膜。這之間的裂隙，並不見得比與西方的差距大，更何況後者是 知識分子在努力追趕彌合的，而對於前者，八十年代的知識者少有自覺，能有意識地走向民間，去真實看取民間的精華與糟粕。好了，現在同處一室，外在的勞教環境將阿三和陽春麵這兩個平時幾乎不會有交通的人強行扭接在一起，王安憶的敘述開始轉向一個新的方向。
勞教的工作是辛苦的，枯燥的勞動反而將阿三從酒店大堂空洞虛幻的時空感中拯救出來，“這勞動使一切都變得簡單了。它填滿了時間，使之不再是難捱的。有時候，她猛一抬頭，發現窗外已經漆黑一片，而窗里卻明亮如晝，機器聲盈耳，心裡竟是有些溫馨的感動。”緊張的體力勞動具有一種簡化的效果，它使阿三暫時從想像的鏡像中脫身而出，重返人生的初級階段，體會人生的質樸意味，然而這樣的解決終歸不是長久之道，對於走叉了路的知識者來說，質樸的人生觀具有拉回起點的作用，但是新的道路要怎樣選擇或開拓，仍然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小說的前半部分展開的是阿三與西方男性的故事，現在故事出現了新的要素：阿三與本國女性的關係。或者說，知識者與民眾的關係。阿三是不屑於理睬陽春麵她們的，她心比天高，對於陽春麵粗鄙委瑣的舉止頗為厭惡，而陽春麵則對阿三有著莫名的 景仰，當她向阿三 尋釁時，其實是在試圖引起阿三的注意，看能不能與阿三做朋友，“這種心情既是複雜的，又是天真的，甚至帶有幾分淳樸。”王安憶的這一句話描述飽含著辛酸的意味，阿三和西方男性能夠迅速地熟稔，和本國姐妹之間卻隔著巨大的鴻溝。陽春麵對阿三的心情是真誠懇切的，然而她直露淺浮的行為卻令阿三排斥。阿三根本無意於知道陽春麵在想什麼，她只是感到不勝其擾，終於在陽春麵用穢褻的口氣談到勞教所春天的發病時，阿三厭惡地掉頭而去，激怒與刺傷了陽春麵。兩人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鬥，最後阿三以 絕食的高姿態在精神上又一次戰勝了她。
不容否認陽春麵的粗俗與低級，同樣不容否認的是，陽春麵對阿三的真情。相對阿三於西方男性的“瞬間”，陽春麵的感情毋寧說是更為真心真意、實實在在的。陽春麵雖然與阿三的精神世界有殊遠的距離，但是她對阿三卻有一種出自底層的真正的關心與愛護，她對阿三的理解，不是在語言思想的層次上進行，而是通過感同身受與實際的幫助來表示。在最後的時刻，“她們的眼睛相遇了，有那么一剎那，彼此都沒有躲閃，生髮出心領神會的表情。”她們終於達成了難得的諒解與融洽。有了這樣的開端，阿三的視界與生活也許將會發生一個大的變化。
自我認同是在與他者的關係中定位的。通過比爾，馬丁，陽春麵，王安憶講述了一個第三世界的女性自我認同的故事。這篇小說涉及的層面頗多，單就本文的分析來說，這裡至少就有種族、性別、階層這三個範疇，而這些範疇可以交匯，但並不重疊。顯然，王安憶在這篇小說絕不只是想描述一位女性的故事，篇名叫“我愛比爾”而不叫“阿三”就是一個提示。小說的開頭就出現了比爾，在阿三去往監獄的路上：“阿三看著窗柵欄後面的柏樹，心想，其實一切都是從愛比爾開始的。”小說的結尾，在阿三越獄的路上又出現了比爾：“想起比爾，阿三心裡忽有些悲憫般的歡喜，想著：比爾，你知道我現在在哪裡嗎？她用比爾鼓舞著自己的信心，使自己相信，這一切都是不平凡的，決不會落入平凡的結局。”由此可以看出，比爾是這篇小說中最為重要的他者（無論是已經失敗的過去，還是有待探索的未來，比爾都是無法迴避的“在場”），王安憶這篇小說的重心實質上是第三世界，不是女性；全球化時代的自我身份認同，才是這篇小說的首要主題。因此，當王安憶試圖用一種全知全能的權威敘述，一個承擔了三種隱喻功能的人物（阿三）來闡述這個問題時，這個敘事框架就顯得過於簡明，有可能遮蔽了問題的複雜性和探索的開放性。譬如說，在馬丁離開阿三之後，阿三隻有向下滑行的道路，而沒有可能在“本來”的觀念上繼續向前開拓，創造出她（他）自已的，第三世界的“本來”？在與西方的關係中，第三世界誠然處於弱勢與守勢，但這並不意味著第三世界只存在著繳械收編或負隅頑抗這兩種命運，對於中國的知識者，追求現代性和反思現代性，啟蒙和反抗，“盜火”和“理水”，始終是近代中國捲入全球化以來交相糾纏的難題，
特別是對於目前正在進行著一場偉大試驗處於混亂無名之境的中國，有沒有可能在一種全球資本主義的歷史語境之下，開拓出別樣的“現代”想像的前景，這一切，都有待於中國的知識者和民眾不懈的探索，有待於現實和歷史的檢驗。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的立場經常顯得游移曖昧，就是因為面對的問題過於複雜，需要變換不同的視角加以考察。王安憶在這篇小說中質疑了八十年代以降有關全球化的樂觀想像，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還有沒有其他的，更微妙更複雜的情況？當阿三的故事從第三世界轉向女性時，多樣的探索可能在這個敘事框架之內被忽略，或者說被壓抑了。對於王安憶來說，這是一個為了敘事的完整性不得不然的過渡，但是對於她要描寫的主題，這個敘事的轉折顯然過渡得太順利了，雖然篇末阿三再次出現了自我認同的前景，但是這個敘事上出現問題，確實影響了這篇力圖對我們時代的重大命題——全球化時代的自我認同作出深刻回應的小說，原本可能達致的更精微廣厚的程度。
寫作特色
王安憶特彆強調小說的邏輯推理性，並身體力行地實踐在她的小說里。中篇小說《我愛比爾》顯得尤為明顯。她要演繹一個清白的女孩如何走上犯罪道路。她給自己出了一道題，類似數學或者物理題，需要一系列的解題步驟，要一步不缺地推演出最後的結果。她也憑著簡單的工具、材料、加上基本針法,她的小說也雜樹生花、萬樹千樹起來。
王安憶溫文爾雅的敘述從不會將人逼入絕境，她的人物都是同現實好商量的，在商量中合理地走來的。就是她著名的“四不要”理論中的：不要典型環境的典型人物，不要獨特性。
相關評價
王安憶一貫以她冷靜的思考，活躍的精神狀態來反映世界本質，她能夠通過本質的力量來表達自我內心的感受。如《我愛比爾》就再一次證明了王安憶的這種敘述力量，她用她優雅、冷峻的文字和女性作家特有的細膩、敏銳描述了一個讓人由衷感到悲哀的“阿三”。(宋煒煊)
王安憶的《我愛比爾》寫的非常好，很出色。（上海傳媒大獎獲獎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