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
這一長達36年的歷史公案，至此總算有了一個公正的了結。以下是粟裕1979年寫的申訴報告全文。
華主席，葉、鄧、李、陳副主席：
在黨的三中全會方針鼓舞下，我對1958年彭德懷同志利用軍委擴大會議對我進行批判提出申訴。
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是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關懷下召開的。會議的任務是檢查總結建國以來的軍事工作。全國解放和抗美援朝勝利後，我軍面臨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由戰爭時期到和平時期這兩個歷史性的轉變，軍事工作出現了一系列的新情況，大家缺乏經驗，工作中存在不少問題，各方面意見較多。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研究總結八年來的軍事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會議上，毛主席對軍隊建設形勢作了正確的估價，指出：“同志們大多數都說，八年來基本上搞的好，有些缺點、錯誤。”
“基本方針是沒有錯的，但工作有很大缺點。”毛主席還為我們承擔了領導責任。但是，彭德懷同志背離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當時的實際情況，把工作上的某些缺點和錯誤，以及正確的東西，上綱為“建軍新階段中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把蕭克同志打成這條軍事路線的代表人物，實際上是批了劉伯承同志;同時又把我做為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拿來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壞七大以來黨內民主和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把會議引向了歧路，在軍內開了很壞的先例。
在這次會議上，彭德懷同志對我搞突然襲擊，實際上把我一棍子打死。在總參工作期間，彭德懷同志對我專橫跋扈、訓斥謾罵，使我實在難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也有一些爭論。他抓住我在工作上和處理問題上的某些缺點和我性格上的弱點，牽強聯繫，混淆是非，給我扣上“反黨反領導”、“向黨爭權”、“陰險卑鄙”、“告洋狀”等等莫須有的罪名，企圖把我打成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份子而置於死地。為了把我的問題搞到外部去，還組織地方幹部參觀大字報。在當時的形勢下，我無法為自己做實事求是的申明。而且，為了不致被打成敵我矛盾，只得違心地做檢討。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檢討，(粟裕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突然遭到猛烈批判深感意外，對被強加的種種罪名困惑莫名，在家中連續七天閉門反省，百思不得其解。高度緊張的思慮，引發血壓升高頭昏腦脹，無奈中由夫人楚青代寫了這份檢討。)完全是違心的，不符實際的，把強加給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來，把自己說得簡直不成樣子。就是這樣，彭德懷同志還不放我過關，以後他竟在中央說我“裡通外國”。
我向中央申訴：我在總參工作期間，由於我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又沒有在首腦機關工作的經驗，工作沒有搞好，對我進行批評是應該的。但是，彭德懷同志發動對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錯誤的;強加給我的罪名是莫須有的，目的是要把我打下去。我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包括我在總參工作期間，儘管在工作上、思想上有過這樣那樣的缺點甚至錯誤，但是我對黨對人民一直是忠誠的，任何時候沒有反黨反領導，沒有向黨爭權，沒有在背後搞過任何同志的鬼，沒有任何兩面行為。我深信，我參加革命五十多年的實踐是足以證明自己的，(註：1959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先後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粟裕出席了8月2日至16日的八屆八中全會。會後他回到北京家裡已是深夜，我正熟睡。往常他見我睡熟總是輕輕進來以免影響我，這次卻推醒我，“快醒醒!快醒醒!”廬山出了大事了，彭德懷挨批了。”“有個下午，少奇同志對我說，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說說嘛。還有位老戰友也建議我乘此機會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我沒有發言。我不願在彭德懷受批判的時候提自己的問題。我決不利用黨內政治風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幾十年的革命實踐足夠說明自己。”——楚青)也是經得起組織上審查的。
在這裡，我還要向中央報告，聽說現在還有人說，1943年饒漱石趕走陳毅同志，我是支持饒漱石的。這完全是莫須有的。我想這是1958年對我的批判所造成的惡劣影響。1943年華中抗日根據地還處於被敵人分割和多層封鎖的狀態，軍部在淮南地區盱胎縣黃花塘，一師師部活動於蘇中海安、東台地區。當時我們對軍部的情況很不了解。對饒漱石製造的“黃花塘事件”我們根本不知道，事後也沒有聽到傳達。我是後來才從長期在黃花塘軍部養病的一師政委劉炎同志(已故)處聽到一些傳聞。解放戰爭期間，我經常在前方，幾乎全部精力集中於打仗。我對於饒漱石的陰謀活動完全不知道，這一點即使在1958年的高壓下，我也是堅持了的。我對陳毅同志一貫是尊敬的，而且認為華東部隊必須由陳毅同志來統率。1947年，軍委要我帶六縱(王必成縱)到魯西南，同已在魯西南的陳(士榘)、唐(亮)部隊會合，統一指揮這六個縱隊。我當即請求，這六個縱隊是華東的主力，必須由陳毅同志親臨指揮。中央同意了我的請求，我是隨陳毅同志一起去的魯西南。1948年5月初我隨朱德同志(註：這是筆誤。粟裕同陳毅於1948年4月25日從濮陽出發前往西柏坡，5月中旬朱德總司令在陳毅、粟裕陪同下親臨華野指揮機關和部隊駐地濮陽)、陳毅同志一起到西柏坡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作戰方案。匯報結束後，毛主席對我說，以後華野就由你來搞，陳毅同志要到中原去。我立即請求說，陳毅同志無論如何不能離開華野，毛主席說，那邊必須陳毅同志去。我又請求說，如果陳毅同志必須去中原，華野也仍然要由陳毅同志兼。當時毛主席同意了我的請求。如果我有排斥陳毅同志的思想，那不正是機會嗎?這些歷史事實是有案可查的。
我記得1958年批判我，硬說我一貫反領導，我曾說了這件事。我還舉了另一件事來說明：1946年，中央任命我為華中軍區司令，張鼎丞同志為副司令。我認為張鼎丞同志是黨內很有資望的老同志，新四軍二支隊時他是司令，我是副司令，華中軍區司令應該由他任才好，我壓下了這個任命，向中央做了報告。後來，中央同意了我的報告，下達了新的任命。但是，當我講了這些情況以後，彭德懷同志竟然說，“這正說明你陰險”，壓我對此做出檢查。僅此一例就足以說明當時對我的批判是如何不實事求是。
1958年對我的批判，雖未形成正式決定，但曾經傳達到團一級，我還看到一個中央檔案上把我做為軍內的壞人點了名，影響及於全黨全軍。而且那些不符事實的發言、簡報，我的違心的檢討等等，均已做為歷史檔案存檔。二十多年來，它已成為壓在我身上的沉重負擔，使我內心深為痛苦。但是，由於近二十多年來，黨內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沒有提過申訴。現在，我們黨已經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幫”的偉大勝利。在黨的三中全會方針指引下，歷史上許多冤假錯案已經陸續糾正。中央對彭德懷同志的功過是非也已做出評價。我迫切懇求中央能將彭德懷同志對我製造的冤案予以甄別，撤銷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我的錯誤批判。請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訴，使我在今後有限的餘年終於能放下這個沉重的包袱，更好地為革命貢獻全部力量。
(1979年10月9日)
彭德懷 粟裕 陳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