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3月11日，南宋朝廷正式設立“行在會子務”發行官方紙幣——“會子”，面額分別為壹貫、貳貫、叄貫，後又增加貳佰文、叄佰文、伍佰文，在南宋控制下的東南各路流通，由戶部侍郎錢端禮負責具體事務。有意思的是，造幣原料取自徽州、池州，在成都府和臨安府續造。之所以有成都，是因為這裡曾誕生世界最早的紙幣——“交子”。
宋高宗趙構劇照
在北宋之前，中國乃至世界流通的貨幣都是“硬貨”——從貝殼、銅錢、鐵錢到金銀。到經濟空前繁榮的北宋，成都出現了專為商人保管現錢的“交子鋪戶”。由於這些商鋪講究信用，所發行的“交子”有數種防偽措施，因此商人可憑此直接交易或兌換為現錢進行支付，免去了大額交易中最令人頭疼的運輸貨幣環節，唯一代價僅是向“交子鋪戶”交3%的保管費。
經過長期使用，“交子”的影響力日益擴大，具有了信用貨幣的功能，但本質只是存款和取款憑據。在經營過程中，交子鋪戶發現如果只動用部分存款，並不會影響日常的匯兌業務，於是各家商鋪都開始印刷有一定面額和樣式的“交子”投放市場，但票面圖案和面額尚未統一。到這時，“交子”總算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紙幣，但由於其並未獲得北宋官方承認，因此只是民間私人行為。
北宋成都府周邊地圖
然而，並非所有的“交子鋪戶”都是守法經營且有能力兌付的。一些鋪戶利用存款做買賣卻不幸折本，結果無法兌現所發“交子”;更有甚者，在嘗到發行“交子”的甜頭後，大肆濫發“交子”以換為銅錢，然後閉門不出或逃之夭夭。這樣一來，商人與鋪戶時常有訴訟發生，逐漸引發了官府的重視。景德年間，益州知州張泳對“交子鋪戶”予以嚴格篩查，只允許恪守信用的十六戶專營，至此“交子”發行取得政府認可。
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十六戶商家聯合用楮樹皮紙印刷“交子”，其上繪有圖案、密碼、畫押和圖章等防偽印記，其信譽度大大提高，影響範圍也空前擴大。天聖元年(公元1023年)，北宋政府將交子發行業務收歸國有，在益州設立專營機構“交子務”，並設定“抄紙院”以私人防偽造，同時還規定以鐵錢作為後備金。
北宋交子拓版
一開始，“官交子”的形制基本是參照民間“私交”進行製作，面額分為一貫至十貫不等，並加蓋本州州印，流通範圍起初僅限於四川境內，後來又陸續擴大至陝西、河東等地。宋仁宗時，面額改為五貫和十貫兩種，到宋神宗時又改為一貫和五百文兩種。一開始，發行數額也有限制，規定每三年發行一次新交子。首次發行交子總計1256340貫，備本錢36萬貫，相當於發行量的28%。
不得不說，在早期官方對於發行“交子”還是比較審慎的，同時也說明北宋政府此時已經認識到紙幣易於偽造且依賴於政府信用的特點，嚴格的監管措施保證了“交子”得以順利流通。然而當面臨巨額開支時，封建朝廷就很難保持冷靜，便利用手中權力大肆濫發紙幣。按《宋史·食貨志》記載，紹聖年間為籌措陝西地區軍費，發行六十萬貫“交子”卻無任何準備金，這必然導致通貨膨脹。
《宋史食貨志譯註》
於是朝廷利用每三年更換版本的時候以障眼法遮掩“通貨膨脹”的事實，比如元符年間就規定舊版“交子”應按5:1的比例兌換新版“交子”。這樣一來，不僅沒有改變紙幣貶值的現狀，還從民間掠奪了大量財富，最終造成百姓紙幣失去民眾的認可，形同廢紙。
大觀元年(公元1107年)，徽宗下令將因超發而嚴重貶值的“交子”改為“錢引”，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廣等地沿用“交子”外，其餘諸路均改用“錢引”，兩年後則全國統一使用“錢引”。與“交子”不同，“錢引”以“緡”為單位，票面製作更加精良，但“錢引”卻不設鈔本，也不能兌換為銅錢，而且朝廷依舊不改濫發的惡習，因此紙券價值大跌，最後跌到每緡(值一千文)只值現錢十文。
南宋“會子”青銅印版
南宋建立後，朝廷又發行“會子”，票面上還新增了發行機關名稱和對偽造、使用假幣者的懸賞。抓到偽造“會子”者可直接去票面對應的發行機關領賞，若不願領賞也可獲得一定品級的官職。然而南宋朝廷並未吸取北宋“交子”的教訓，很快又故伎重演，本就脆弱的貨幣體系剛建立不久便宣告崩潰。對後世歷代朝廷乃至現代，這一教訓仍具有強烈的借鑑意義。
南宋 貨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