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在一夜之間，變成腥風血雨、哀嚎遍野的人間地獄!短短几十天裡，30萬中國同胞被屠殺，日本人手段之殘忍，“六界”之內無出其右者!人神共憤!天誅地滅!
由於南京陷落前，國民政府和南京市政府先後撤離，致使公權力在保護和救濟難民方面缺位。在危急時刻，南京市的慈善團體和一些宗教組織從人道主義出發，承擔起拯救難民、掩胔埋骼的重任，譜寫了一曲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壯歌。
南京大屠殺紀念
據統計，自日軍攻占南京至翌年5月底南京國際安全區收容所關閉，期間至少有18個組織直接參與了救災，分別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世界紅卍字會八卦洲分會、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南京國際紅十字會、崇善堂、同善堂、代葬局、順安善堂、明德慈善堂、金陵大學救濟國際委員會、南京基督教徒戰爭救濟國際委員會、全國基督教戰爭救濟國際委員會南京分會、國際扶輪社南京分社、基督教男青年會、南京婦幼救濟國際委員會、佛教棲霞山寺院、長生慈善會;另有美國紅十字會、德國紅十字會、英國市長基金會、黃金律基金會、國際扶輪社上海分社、上海救援南京國際委員會、上海基督教全國總會等慈善宗教組織，間接參與救濟。
那么，這些慈善組織究竟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一)設立安全區和收容所，收容難民
在南京尚未交戰之前，市內已經出現收容所，收容來自上海、蘇州等地難民，主要集中在下關一帶。比如，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派救濟隊到南京的車站和碼頭接護收容逃來難民，兩個月共收容滬、錫、常等市難民15.5萬餘名。當時，滬寧沿線的平民大批逃往南京目的，是希望得到中央政府的保護，有的是把南京作為一處向內地遷徙的中轉站。然而，殘酷的現實很快使他們陷於更大的危險。
隨著戰火日益臨近南京，外國人幾乎都陸續撤離，留下的僅數十人。這些留下來的外國人為了拯救恐慌而又無力自救的難民，著手建立南京難民安全區。安全區是在特定的戰爭環境中，為保護難民生命和保障難民生活，經過交戰雙方認可的中立區。
安全區最早出現於淞滬抗戰後，在上海國際紅十字會難民委員會主席法籍傳教士饒家駒的發起下，設立上海南市難民區，收容了十餘萬難民。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即仿照上海南市難民區作法，經中國政府同意，劃定南至漢中路、東至中山北路、北至山西路、西至西康路約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區。杭立武博士和喬治·菲奇擔任安全區正副主任。安全區範圍劃定後，乃委託饒家駒神父向侵華日軍通報，日方聲明：“只要與日方必要的軍事措施不相衝突，日本當局將努力尊重安全區區域。”
這說明安全區是曾經得到日軍承認的，但日軍後來違背諾言，肆無忌憚地闖進安全區，製造了一幕幕慘劇。
1937年12月8日，國際委員會發表《告南京市民書》，宣布安全區正式開放，並豎起國際紅十字旗幟以示安全區的中立與人道。安全區成為南京難民主要避難所，安全區內設立了25所收容所。每個收容所安置人數從數百上千到幾萬人不等，在最恐怖的一段時間，最大的一個收容所收容了7萬難民。
許多人找不到合適的住處，露宿街頭，在院子裡、在石路上、在露天，到處是席地而臥的難民。比住宿更艱難的是日軍違背諾言，先是以安全區內有中國軍事設施為藉口，肆意闖進安全區搜捕;後以搜捕“便衣隊”為名，經常不斷地對安全區進行劫掠，男性難民被帶出去後了無生還希望，婦女則被日軍發泄獸慾，“有的收容所百分之七十的婦女被強姦過”。一位美國人甚至憤恨地說：“安全區變成了日本人的妓院。”
(二)施米施粥
在安全區開放後的最初幾周，多數難民自帶食糧為生，貧困無糧者則到粥廠領粥充飢，食糧問題並不突出。但隨著時間推移，難民自帶食糧所剩無幾，對於國際委員會等慈善組織來說，每日為難民提供食物便需米1600袋。
根據國際委員會的報告，糧食及資金來源主要有四條途徑：一是政府捐贈;二是一些企業的捐助;三是一些慈善團體的捐贈;四是從上海及南京本地購入。
由於糧食短缺，米的發放量少甚至空倉。在1937年底至1938年1月的一份檢查報告中，國際委員會從各收容所得到的數字是：每日每人可以免費得到米一杯或兩杯，兒童減半，有的收容所竟無米可放，分得米的難民也不足以充飢。
食物的單調和營養不良，許多難民患上腳氣病，而可以消減此病的蠶豆由於日軍的阻撓無法運送到安全區。即使這樣，日軍還經常把這些飢腸轆轆的難民抓去從事繁重的勞役，很多難民從此杳無音信，生死不明。
施粥則是臨時救濟中一種最有效的方法。國際委員會在設立收容所的同時也籌劃設立了幾處粥廠，由紅十字會和紅卍字會負責經營。粥廠設在五台山、金陵大學附近，以及山西路交叉路口。
粥廠放粥分有償和無償兩種方式進行。對手中尚有餘錢的難民，粥廠有償放粥，每杯稀粥3個銅板。粥廠之所以對部分難民有償放粥並非不盡情理，而是因為它們資金極為有限。(據史邁士記錄，蔣介石在漢口也提供了10萬元難民救濟金，通過秘密渠道送交安全區國際國際委員會)
施粥一般每天兩次，紅十字會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收容所的粥廠規定每天上午8點至10點、下午3點至5點為施粥時間。該粥廠每日領粥人數，最多時曾達8000人。
(三)施醫施藥
失陷後的南京，衛生條件惡劣，到處是散亂的垃圾和屍體，許多難民幾個月以粥為生，營養狀況極為惡化。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難民疾苦，各善團在難民中有組織地進行衛生防疫、施診施藥。
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在下關設立施診送藥所一處，內分內科及外科兩項。每日就診內科以腸胃病具多，外科則十分之九為皮膚病。紅卍字會在安全區內設立2處診所，專治內外各科，施醫給藥，每所逐日施贈醫藥，總在二三百人，在歷時8個月救濟行動中，共治癒6萬餘人。這些工作，減少和扼制了傳染病的流行。
為了安全區的衛生，國際委員會雇用了4000名員夫，在收容所和安全區人口稠密的街道上，清掃垃圾，連續工作數周，將垃圾清理出去，並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建造廁所，以重清潔。對於急需治療的病人，國際委員會儘可能把他們送到醫院進行治療，對於無力付費的難民則由它代付。
金陵大學醫院是當時收治難民的主要醫院，其經費靠治病收入和各方捐贈。
春天萬物復甦，也是疫病最易流行季節。1938年春末，各慈善組織與醫院合作，總計為16265兒童種牛痘，為7580多人打了預防針，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收容所為1000多人接種霍亂和傷寒疫苗。
難民中有不少婦女有孕在身，一些收容所安排房間，供孕婦分娩，如兵庫署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兩處收容所，就幫助18位婦女順利分娩，其中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誕生了14名新生嬰兒。
(四)施材掩埋
日本攻占南京後的血腥屠殺，使得南京城內外屍體遍布，一向繁華的六朝古都頓成人間地獄。掩胔埋骼使逝者入土為安，也是當時衛生環境的迫切要求。根據目前研究，至少有8個慈善團體直接參與施材掩埋，分別是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世界紅卍字會八卦洲分會、崇善堂、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同善堂、代葬局、順安善堂和明德慈善堂，長生慈善會間接參與掩埋，總共收埋屍體19萬多具。
在南京淪陷前，由於日機的轟炸，南京已經出現軍民傷亡，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在中華門外望江磯及下關山卍字會義地掩埋了遭日軍轟炸而死的747具遺體。
南京淪陷後，南京城內外屍體如山，慈善組織理應及早投入掩埋工作，事實上這項工作的開始要比預料的晚，原因是日軍激戰正酣，慈善組織擔心埋屍招致不測，因而除安全區內的死者由紅卍字會及時安葬外，安全區外的屍體收斂並沒有及時進行。在日軍進入南京10天后，慈善組織才得到日軍同意，陸續開始收埋體屍。南京秩序逐漸恢復後，日軍許可更多慈善組織和社會團體組成掩埋隊，開始大規模地清理和掩埋屍體。國際委員會沒有直接參與屍體掩埋工作，它向負責掩埋的世界紅卍字會支付了30000具屍體埋葬費，其他埋葬團體所需經費，由南京自治委員會支付。
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在安全區首先成立掩埋隊，自1937年12月22日起，開始收埋屍體。在得到日軍許可及其他團體資助後，紅卍字會掩埋隊後進行擴充，計有600名員夫組成多個掩埋隊，分配在南京城郊各處。至1938年4月14日，該會掩埋隊逐日工作，總計掩埋屍體4.1萬多具。
該會為掩埋屍體，曾準備棺木千具，但很快用罄，乃改用蘆席包裹，灑以石灰，漂粉消毒，分區叢葬，共設義冢70個。在埋葬過程中，紅卍字會與日本山妙法寺所屬的僧侶們攜手合作，掩埋隊把腐爛的屍體裝上卡車，日本山妙法寺僧侶口念“南無妙法蓮花經”，將屍體掩埋。
在這場兇狠與殘暴的大屠殺中，慈善組織發揮了積極而巨大的作用：
首先，大批難民免遭殺戮，尤其是許多婦女免遭奸掠。
當安全區行將結束使命時，數百名婦女苦苦哀求金陵神學院的索恩牧師：“我們與其回家後被強姦、被掠奪、被殺害，還不如死在收容所里。”
其次，救濟行動組織者以影像、照片、書信、報導等形式向世界披露了日軍的殘暴罪行，為日後對戰犯審判提供了有力佐證。
《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貝德士文獻》、史邁士的《南京戰禍寫真》及約翰·馬吉拍攝的日軍暴行膠片，這些珍貴的資料是南京大屠殺的真實記錄，是日軍製造這場人間慘劇的鐵證。貝德士還在東京國際戰爭法庭作證，以無可辯駁的確鑿證據把南京大屠殺罪魁禍首推上絞刑架。
再次，弘揚了人道主義精神。
拉貝說：“人們可能覺得我們愚蠢的要命，因為我們開展大規模救助活動卻什麼也不圖。”貝德士說：“給全球以和平，給人類以慈悲。”這些話也許是對他們勇敢行為的最好注釋，支撐他們留在“屠城”的信念是對生命權利的保護。
最後，慈善組織彌補了政府在民生方面的空缺。
因為國民政府和南京市政府都已撤離，於是，留在南京的一個小小的外國人群體所組織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不得不處理應由市政府處理的市政管理工作和問題。這樣，作為國際委員會主席的拉貝像一名“執行市長”，事關難民的收容、安置、管理、救濟、治安等方面工作，主要都有國際委員會和一些慈善組織在運作。
南京大屠殺 慈善組織 拉貝日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