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組織
慈善組織是指:富於同情心。
(alms offering●almsgiving●benefaction●beneficence●benevolence)
目錄
1.慈善解釋
2.慈善文化
3.中華慈善總會
4.慈善機構
5.《慈善》雜誌
6.美國慈善文化
7.中美慈善比較
8.熱門連結
慈善解釋
中國現有的《辭源》、《辭海》、《現代漢語辭典》中都沒有“慈善家”的詞條。前些年出版的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有相關的“慈善事業”的詞條，釋義是：“從同情、憐憫或宗教信仰出發對貧弱者以金錢或物品相助，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實際援助的社會事業……帶有濃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為了做好事求善報；慈善者通常把慈善事業看作是一種施捨……它只是對少數人的一種暫時的、消極的救濟……它的社會效果存有爭議。” 而《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慈善基金會”條目的釋義是：“ 一種民間非營利性組織，由捐贈人提供財產 文字並由它自己的職員進行管理，以其收入服務於對社會有益的目的 。”《大美百科全書》“慈善事業”條目的釋義是：“ 最悠久的社會傳統之一 ，它藉由金錢的捐助和其他服務，來提升人類的福祉 。” 關於“慈善事業”的理念，褒貶相差如此之大！事實上，我國已有了“中華慈善總會” 之類組織，所以，看來很有必要重新定義“慈善事業”、“慈善家”等詞語。
世界史述寫著從古希臘、羅馬時代起社會救助的傳統；美國史述說著這種傳統隨移民帶到美洲的史實。美國的慈善事業於獨立戰爭後空前興盛，如組織美國反奴協會，提供紐約勞工受教育的機會，創立兒童救助協會，成立全美收容所、醫院、文化組織等；二戰後，個人捐贈免稅入法，富豪紛紛熱心於慈善事業。如洛克菲勒家族四代連續捐款超10億美元； 比爾·蓋茨為慈善事業已投入 260 億美元，占全部財產的 54% ，甚至早早立下遺囑：死後 99% 的財富捐獻給慈善事業。
中國的慈善事業，同樣有著自己悠久的傳統。漢唐寺院濟貧、賑災、醫療、戒殘殺的長盛不衰；宋代養老扶幼事業的勃興；元醫療救助的興起；明清民間慈善群體在中國慈善史上首屈一指 。更有當今國門開放以來，湧現出一批批社會賢達、名流、企業家、離退休幹部為水災、為貧困大中國小生、為愛滋病、白內障的貧困患者，默默從事的慈善救助。統計表明，至少一半的富豪要求對其捐款事實及數額“保密”。
只是眼下先富起來的人們對社會的回報難如人意。中華慈善總會公布的數據顯示，其獲捐贈的 70% 都是來自國外和港台，國內富豪的捐贈 15% 還不到。 去年被選入各種“慈善家排行榜”的 135 名個人，共捐款 9.85 億元人民幣，約合 1 億多美元，資產總額超過千萬美元的中國企業有過捐贈行為的比例卻不到 1% 。而 2000 至 2004 年美國 50 名最大的慈善家捐款總額 650 億美元，平均每年約 130 億美元。兩國雖無多大可比性，但是否也反映出其社會責任感與公益心方面的差距呢？眼下國內慈善組織數量的缺少，動員社會資源能力的有限，政府稅收鼓勵政策的滯後，慈善法律法規的不健全，慈善組織的公信力的缺乏， 已成為制約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的障礙，這些問題是否與《中國大百科全書》中所反映的“慈善觀”，有著某種關聯呢？
慈善事業既是經濟事業發展的晴雨表，也是調節貧富差別的平衡器。通過市場實現收入的第一次分配；通過政府調節實行收入的第二次分配；在習慣與道德的影響下，個人出於自願將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贈社會，乃是不可小覷的第三次收入分配。它有助於縮小兩極分化，減弱“仇富”心理，有利於社會的和諧。
慈善組織 我們是否應當像看重勞模、看重各類專家一樣看重“慈善家”？
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情仁愛，樂善好施的民族，關於慈善的概念，古已有之。在中國傳統文化典籍中，“慈”是“愛”的意思。孔穎達疏《左傳》有云：“慈者愛，出於心，恩被於業”；又曰：“慈為愛之深也”。許慎的《說文解字》中也有解釋道：“慈，愛也”。它尤指長輩對晚輩的愛撫，即所謂“上愛下曰慈”。《國語·吳》中“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的“慈”即為此意。“善”的本義是“吉祥，美好”，即《說文解字》中所解釋的＂善，吉＂，後引申為和善、親善、友好，如《管子．心術下》中所說的：“善氣”二字合用，則是“仁善”，“善良”，“富於同情心”的意思，如《北史．崔光傳》中所講：“光寬和慈善”。
中國的慈善思想源遠流長，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對此都曾有過精闢的論述。譬如：老子在《道德經》中說：“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孔子和孟子也曾說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以及人之幼；出入為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對於什麼是慈善，中華慈善總會創始人崔乃夫有極為精闢的概括：什麼叫慈呢？父母對子女的愛為慈。講的是縱向關係。如“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什麼是善呢？人與人之間的關愛為善。講的是橫向的關係。什麼是慈善呢？慈善是有同情心的人們之間的互助行為。崔乃夫會長以縱橫的關係，深刻地勾畫出了慈善事業的全部活動和真諦。
慈善一詞翻譯成英文為“FHILANTHROPY”,源於古希臘語，本意為“人的愛”，大約從公元十八世紀開始使用。還有一詞“CHARITY”也是慈善的意思，該詞出現的歷史較為久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其本意為“愛”的意思。
也有近代人給慈善下了如此的定義：懷有仁愛之心謂之慈；廣行濟困之舉為之善，慈善是仁德與善行的統一。
在老舍筆下濟南的冬天中,慈善"通常是只人的神態,慈祥,謙遜.在這裡,用於形容濟南的冬天.表現了濟南的冬天給人的感受,洋溢著人們對濟南的冬天的喜愛和感激之情.使人感到親切,真實.
慈善文化
慈善組織 【慈善文化的理念】
1、平等互助的理念；
2、依法行善的理念；
3、企業公民的理念；
4、慈善無界的理念；
5、開拓創新的理念。
【慈善文化價值觀】
實踐告訴我們：慈善文化的核心是利他主義價值觀。弘揚慈善文化所要達到的境界就是要在全社會造成濃郁的“人文關懷”的氛圍，減少衝突，調和矛盾，使社會呈現一種穩定和諧的狀態。
基於慈善事業的宗旨，弘揚利他主義價值觀，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進程中，慈善事業起著十分重要的推動和支撐作用。國內外的經驗告訴我們，發展慈善事業必須有良好的“人文關懷”的社會環境，這種環境的形成，需要有文化的承載和激勵。於是，在經歷了初創時期的“熱鬧”過後，在行政動員缺乏對慈善事業持久影響力的狀況下，我們又如何去面對可持續發展的命題呢？答案只有一個：建構慈善文化，發展慈善文化。
一、關於慈善文化核心價值觀的思考
基於慈善事業的宗旨，弘揚利他主義價值觀，就要確立如下理念：
1、平等互助的理念。政府組織為第一部門，企業組織為第二部門，非營利組織為第三部門。三個部門具有各自社會職能，建立起社會的組織架構，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夥伴關係。我國現代慈善事業作為公益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已超越了施捨恩賜的含義，而具有建立在人格平等基礎上的互助互愛、共同進步的新內涵，幫助了弱者就等於幫助了自己，幫助了社會，實現了自身的生活理念和價值目標。
2、依法行善的理念。我國慈善事業經過十年的發展，已經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尤其在98’抗洪以後，慈善事業衝破種種“左”的觀念的束縛，全面走向前台，改變了曾經有過的“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尷尬局面。隨著慈善事業的快速發展，也給積極扶持和規範管理提出了許多新課題，慈善事業的發展越來越需要建立健全法規政策的制度環境。依法治國同樣需要依法行善。
3、企業公民的理念。“企業家”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標誌，“慈善家”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必然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慈善家。現代社會的“企業公民”理念告訴我們，企業是國家的法定公民，企業有權利也有責任為建設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作出貢獻。評價一個企業的成功，不單是實現超額的利潤，理所當然還要包括企業對社會的貢獻。宣傳“企業公民”的理念，就要為建立“慈善家”隊伍開闢道路，推動慈善事業的發展。
4、慈善無界的理念。慈善事業的重要標誌在於高度的開放性和社會化。“慈善”是我們的共同的“機構品牌”和共有的“精神家園”。要克服由於行政管理體制形成的狹隘地域觀念，因為這背離了現代慈善事業發展的理念；要克服由於“行政力”影響形成的地方封閉式援助機制，因為這背離了現代慈善事業發展的價值觀。要創新工作機制，構築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互助協作平台，強化“大慈善”的社會觀念，擴大慈善事業的社會化程度。
5、開拓創新的理念。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正在大踏步前進，在這個每天都在發展變化的時代里，中國的慈善事業必將大有可為。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已把慈善事業擺上了社會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對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必將起重要的推動作用。必須看到，由於體制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我們學習和借鑑已開發國家和地區發展慈善事業的先進經驗的同時，結合本土實踐，開創符合我國國情和文化背景的現代慈善事業的新局面顯得尤為重要。
二、建設慈善文化要做好幾個結合
慈善組織我們在建構慈善文化價值理念的同時，要從社會發展的大視野中把準自己的角色定位，在與各種文化的碰撞與磨合中凝聚共識，整合資源，提高公信力，推動慈善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1、慈善文化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相結合。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以德治國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任務，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舉措。弘揚慈善文化發展慈善事業理應成為兩者的重要載體。實踐“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也為我們建設慈善文化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慈善文化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慈善文化應該為塑造人性德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出貢獻。營造“以人為本”“助人為樂”的人文關懷的社會環境是慈善文化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當前的緊迫任務。
2、慈善文化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相結合。中國五千年文明史，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澱，其中許多優秀的成分，至今影響著我們的言行舉止，成為我們的行為準則。在當今市場經濟的環境中，如何應對這把“雙刃劍”，是我們應該深刻思考的問題。舊的道德傳統已不適應新的環境，新的道德體系尚未成型，這中間的“斷層”如何銜接？慈善文化應該為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構建新的道德體系做更多的事情。“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等，已經給了我們足夠的啟迪，我們要做的實在太多。
3、慈善文化與企業文化相結合。我國現代慈善事業離開了企業的參與是不可想像的。企業的成功得益於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種核心競爭力離開了質量和品牌也是不可想像的。慈善機構的準市場化策略告訴我們，慈善文化必須積極主動地溶入企業文化，慈善機構要與企業建立平等合作的“夥伴關係”，強化服務意識，努力為企業參與慈善事業創造各種有利條件。要積極倡導“公益行銷”，利用公益平台，推動企業“品牌”的發展。要當好企業的“公益”顧問，使企業參與慈善事業視為一項有良好經濟效益的社會投資。使企業為善不僅是“最樂”，並且是“好生意經”。要通過慈善文化與企業文化的結合，培養企業的慈善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使慈善機構與企業達到雙贏，並逐步培育一支慈善家隊伍。
4、慈善文化與社區文化相結合。要加快發展慈善事業，光靠幾個機構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人文關懷的重心在基層。隨著我國城市化建設的推進，使慈善事業在社區建設中的作用凸現。社區的原則是以人為本、互助互利、奉獻愛心，民主自治。社區文化的核心是“志願和奉獻”，慈善文化與社區文化的結合，對於改善社區環境，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可以這樣說，建設一個現代新型社區離不開慈善公益事業，慈善公益事業在基層社區建設中大有可為。
5、慈善文化與消費文化相結合。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人民的生活質量有了明顯提高。加入WTO，全方位開放市場，國外知名品牌大舉湧入，在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中產階層和高消費群體。當我們看到一些人花千元、萬元買盒化裝品買款新衣的時候，慈善機構也在為籌募百元千元去救助一個失學的學生，一個殘疾人，而四處奔走。這中間難道沒有我們應該感悟的東西嗎？消費時尚和公益時尚這原本是社會發展的表現，我們應該在消費時代到來的時候，使慈善文化滲透到這個廣闊的領域中去，推動慈善文化與消費文化的結合，使富人更多關注窮人，使人的外在美與內在美得到和諧的統一，使公益時尚與消費時尚一齊引領時尚的潮流。
慈善組織6、慈善文化與傳播文化相結合。我們已經進入了信息化時代，現代傳媒的作用比任何時候都顯得重要。它改變著我們的觀念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慈善事業的發展同樣離不開媒體的推波助瀾。慈善機構與媒體合作開展慈善事業的宣傳報導，策劃和組織各種形式的救助活動，呼喚社會公平營造“人文關懷”輿論環境等，都對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樣，慈善事業的宣傳報導對於豐富傳播文化，提升媒體品牌也起了積極的作用。近年來，慈善公益類的報刊雜誌逐年增多就是一個例證，慈善文化與傳播文化的結合已顯得越來越緊密。
7、慈善文化與宗教文化相結合。慈善不是宗教，慈善文化也不是宗教文化。但是，不論何種宗教，都有棄惡揚善，救苦救難的思想內容。在中國，不少佛教機構扶貧濟困“普渡眾生”的善心義舉，為配合政府的社會保障工作，構建和諧社會，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台灣佛教慈濟會多年來在內地開展賑災救助工作，廈門南普陀寺慈善事業基金會開展的各項扶貧濟困活動，浙江普陀山佛教協會創辦的孤兒學校等都彰顯“慈悲濟世”的情懷，佛教機構參與慈善事業已經成為一種趨勢。當我們看到大批善男信女燒香拜佛，無私捐獻的時候，他們祈求的是平安幸福，健康長壽。他們得到的回報除了精神的撫慰和對未來希冀，是不是應該引導他們更多地溶入現實生活，把“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佛教精神化為愛心行動，使慈善文化與佛教文化有機結合，把慈愛的光和熱奉獻給社會。
8、慈善文化與博彩文化相結合。博彩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博彩對中國人生活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屬於現代社會的博彩業並由此而產生的博彩文化在中國內地的歷史並不長，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正式發行的只有福利彩票、體育彩票，除此以外，有的企業行銷和競技評獎中多少帶有點博彩的成份。事實上，在已開發國家和地區，博彩業是籌集慈善資金的重要來源，它對於開發利用社會資源，幫助弱勢群體，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們不能把博彩業與賭博簡單地混為一談，從而制約了博彩業的發展，導致大量慈善資源的流失。我們應該對博彩業進行理性的思考和分析，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利和弊兩方面做出科學的評估，從疏導、發展、規範入手，推動博彩業的發展，為我國的慈善事業籌募更多的善款。
9、慈善文化與精英文化相結合。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競爭導致優勝劣汰，競爭導致人才輩出。科、教、文、衛、體是精英薈萃之地。精英人物尤其是文藝界的精英人物是公眾人物，人們在敬佩精英們驕人業績的同時，也更多地關注他們的人格魅力和公益形象，這是公眾人物所必須肩負的社會責任。正因為公眾人物的社會感召力，所以慈善事業離不開精英人物的參與。精英人物也應該成為慈善事業的形象大使回報社會。在中國，精英人物參與慈善公益事業尚未形成濃郁的氛圍，除了媒體經常可以看到的濮存昕、蔣雯麗作為“預防愛滋病形象大使”時有亮相外，其它的乏善可陳。而不時聽到的演藝界精英人物參與慈善義演拿高額報酬卻成為“爆料”而遭公眾唾罵。在中國，慈善文化與精英文化的結合做得很不夠，精英人物要增強社會責任感和公益意識，慈善機構要發揮積極性和主動性，這兩者都要付出不懈的努力。中國的精英文化應該為創建和諧社會做更多的事情。
慈善組織10、慈善文化與公職人員從業文化相結合。我國的公職人員隊伍龐大，人才匯聚。一方面公職人員依法行使公權，為社會服務，是他們應盡的職責。同時，公職人員的責任感和純潔性，對社會風氣又有著直接的影響。公職人員不僅要“以人為本”，善待納稅人。公職人員更要率先垂範，積極參與慈善公益事業，做扶貧濟困的帶頭人。我國慈善事業十年的發展證明：一個地方的慈善事業發展的快不快，與政府的推動和公職人員的垂範有著密切的關係。假設一個地方管理混亂，腐敗案件不斷，社會環境惡劣，要去發展慈善事業，那是不可想像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慈善文化應該成為構建公職人員職業道德的重要內容，溶貫於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去影響和帶動社會。
綜上所述，慈善文化不是一種孤立的文化現象，它滲透在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各項事業中，需要我們去潛心研究、發現和領悟。但是作為一個慈善機構來說，它的生存與發展首要的是抓矛盾的主要方面，高效地調動社會資源，樹立“品牌”形象，這就要優先考慮做好慈善文化與企業文化、傳播文化結合這篇大文章，建立互動機制和夥伴關係，形成競爭和參與的能力。
三、推進慈善文化建設，我們怎么做
慈善文化包涵著十分豐富的內容，形成慈善文化的環境歸根到底有賴於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就當前來說，慈善機構必須把握時代發展的脈搏，將全社會和整個市場環境當作我們的工作平台，銳意進取，開拓創新，把慈善事業的發展與建設和諧社會密切結合起來，提高全社會的慈善意識，為慈善事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文化氛圍。
1、要積極推進“依法行善”的制度建設。我們要樹立“依法行善”的觀念，積極向政府建議獻策，配合政府完善公益事業的法制環境，研究解決捐贈、救助、投資、監督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尤其要統一捐贈優惠政策和解決發展成本。要通過建立法制環境，使慈善事業發展的各個環節更趨規範，使“玻璃瓶”事業真正成為大眾的事業，社會的事業。
2、要主動與企業建立互相合作的“夥伴關係”。我們要倡導慈善文化與企業文化的結合。在企業文化建設中宣傳慈善意識，提升企業品牌的“公益價值”，在開發企業的市場價值中塑造企業的公益形象，引導和協助企業成為慈善事業的生力軍。要貫徹《基金會管理條例》，推動非公募基金的發展，互助合作，共同成長。
3、要運用“行銷文化”推動準市場化籌款。我們要推廣服務就要學會“公益行銷”，實現商業利益與社會公益的有機結合。當然“公益行銷”有別於企業的“產品行銷”，我們銷售的是自己，是慈善的“品牌”，是慈善機構的服務態度。如果我們的行銷成功了，社會主體接受了我們的理念，慈善機構與企業才能達成一種“默契”和“雙贏”的局面。
4、要培育“人脈”構建慈善工作的公共關係網。我們要積極拓展慈善工作的社會網路，利用各種信息渠道宣傳自身的理念，培育捐贈人隊伍。要強化慈善事業的社會化觀念，建立廣泛的社會協作關係，充分利用專業化的社會力量和義工隊伍，開發和整合社會資源，不斷拓展慈善機構的社會活動領域，擴大慈善事業的社會影響力。
5、要精心策劃組織各種形式的慈善文化活動。我們做慈善工作，不僅是物質的救濟，更多的是弘揚慈善的觀念，塑造人人樂善好施的社會環境。要通過策劃舉辦義演、義拍、義賣、義診等各種形式的慈善活動，擴大慈善事業的社會影響。要通過評選“慈善之星”、“慈善人物”、“慈善大使”，舉辦“慈善活動周”、“慈善音樂會”、“慈善書畫展拍”、“慈善一日”徵文，表彰優秀義工、“慈善大使”、“慈善家”等，倡導慈心義舉，營造慈善氛圍，促進道德文明建設。
6、要切實做好慈善事業的宣傳工作。我們要與新聞媒體密切配合，進一步加強對慈善事業的宣傳報導，並通過合作開展各種形式的活動，使慈善宣傳成為媒體的“熱門版塊”和“焦點話題”，形成慈善公益的輿論氛圍。要積極開展慈善事業的理論研究，總結推廣先進經驗，辦好慈善機構的宣傳刊物，組織國內外的考察交流，積極探索我國現代慈善事業的發展規律，把慈善文化建設不斷推向前進。
中華慈善總會的發展歷史
慈善組織中華慈善總會是經中國政府批准依法註冊登記，由熱心慈善事業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社會組織志願參加的全國性非營利公益社會團體，正式成立於1994年，其宗旨是：發揚人道主義精神，弘揚中華民族扶貧濟困的傳統美德，幫助社會上不幸的個人和困難群體，開展多種形式的社會救助工作。原民政部部長崔乃夫先生、原民政部副部長閻明復先生分別擔任了中華慈善總會第一、二任會長，中華慈善總會現任會長為全國政協常委、原民政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范寶俊先生。
中華慈善總會自成立至今，始終堅持恪守總會宗旨，積極倡導慈善意識，努力開拓慈善工作的服務領域，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多方籌措慈善資金，配合政府有關部門在緊急救援、扶貧濟困、安老助孤、支教助學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特別是在1998年的抗洪賑災中，中華慈善總會全體工作人員急災區民眾之所急，想災區民眾之所想，及時採取各種手段，開展大規模的賑災募捐活動，從海內外爭取了大量的善款善物，並夜以繼日的送往災區，有效地幫助了災區人民戰勝災害，恢復生產，重建家園，受到了國務院的通報表彰和人民民眾的廣泛好評，還被國務院授予“民族團結先進單位”榮譽稱號。
幾年來，中華慈善總會特別注意發揮其本身所特有的涵蓋面較為寬泛的特點，嘗試性地開展了多種籌募活動。截止目前，中華慈善總會直接募集慈善款物共折合人民幣11多億元，數以千萬計的困難民眾得到了不同形式的救助。總會開展了災害救助、扶貧救濟、助醫助殘、助孤(幼)安老、助學助教等5大方面33個慈善項目。遍布全國的慈善援助項目逐步形成了規模。
中華慈善總會實行嚴格的財務制度和審計制度，聘請了國際知名的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年度財務審計，重大募捐活動接受國家審計署的審計，並隨時接受社會監督。由於慈善總會始終堅持了公開、公正、依法、自律的財務工作原則，使得自己的公信度不斷提高。
慈善總會不斷加強對外聯絡工作，與港澳台和海外的許多公益慈善機構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並共同實施了多項合作項目，得到了國際慈善組織的普遍認同。1998年，慈善總會加入了國際聯合勸募協會，成為該組織中唯一的中國會員。可以說，中華慈善總會作為中國慈善組織的代表，已經開始成為聯繫海內外華人和國際友人，共同促進我國慈善事業穩步發展的一條新的紐帶。
【慈善事業需要慈善文化的感染】
近日有關國內企業“為富不捐”的話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據11月22日《中國青年報》報導，在11月21日召開的中華慈善大會專題論壇會上，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徐永光透露說：我國國內工商註冊登記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但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0萬家，99%的企業從未參加過捐贈。2002年，中國私人捐贈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幣，不到當年人均GDP的萬分之一。而2003年美國人均私人捐款828.7美元，中國和美國人均收入相比為1：38，人均慈善捐款相比為1：7300。
1000多萬家企業中，99%的企業從未參加過任何捐贈，這是一個頗為令人尷尬的現象。而中美人均慈善捐款1：7300，更是一個令人難以啟齒的事情。國內企業和公眾，參與慈善事業的熱情不高，不僅反映出我國慈善事業所面臨的困局，而且反映出我們的企業及公眾慈善文化的極度匱乏。
慈善文化體現出的是一個國家慈善事業是否發達，是否具有鮮明的社會感染力和引導力，同時也體現出企業用發展的成就回報社會的一種精神，體現出和諧社會讓財富第三次分配從而惠及更多窮人的一種境界。
市場經濟既需要企業發展，當然更需要企業文化的延伸和發展。慈善文化作為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檢驗企業是否具有善心、愛心及博大情懷的職能，但凡具有良好文化氛圍的企業都具有一定的慈善文化內涵，都會通過支持慈善事業的發展來回報我們的社會。支持慈善事業的目的，是讓財富進入第三次分配，推動公益事業的發展，幫助更多的窮人擺脫暫時的困境。目前我國慈善機構的規模還比較小，而且全國100多家慈善機構大多為官辦性質，其掌握的資金僅占國內GDP的0.1%。而美國通過第三次分配的財富，已經占到了9%，目前僅美國的富裕階層——企業和個人通過各類基金會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就達6700多億美元。
慈善組織儘管國情不同，但是慈善事業的目標卻是一致的。美國之所以那么多人、那么多富豪熱衷慈善事業，樂善好施，關鍵在於具有良好的慈善文化氛圍，而且他們均以參與慈善事業為榮，具有很多的慈善典範。比如班傑明·富蘭克林是美國開國元勛，著名的政治家、科學家。他將絕大部分財富捐出，建設了著名的賓州大學，為美國後世的富豪們留下光輝的典範，影響一代又一代美國人。像洛克菲勒在18世紀末捐資3000萬美元（相當於現在的10多億美元）開辦芝加哥大學、卡耐基捐建卡耐基大學等。世界首富比爾·蓋茨2000年和夫人開辦了蓋茨慈善基金會，一口氣投入270億美元，使基金會成為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會。他表示，在他身後，他的幾乎所有財產都將留給這個基金會。金融大鱷索羅斯，儘管財富沒有人想像那么多，但也已捐贈23億美元。在美國，企業捐贈已形成濃郁的氛圍，富豪們如果不捐贈或捐贈少都是會被看不起的，公司也會因此而蒙羞。
反觀國內1000多萬家企業，99%的企業從未參加過任何捐贈，不能不令人大為遺憾，而國內人均慈善捐款不足1元人民幣，則更是讓助人為樂、扶貧幫困的傳統美德所蒙羞。筆者以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內富裕起來的群體正在迅速“擴大”，尤其是僅每年上榜的富豪就難以統計，他們雖然完成了財富的積累，但是在慈善榜上卻鮮有他們的名字，顯示出我們的企業、我們的富豪對慈善事業還存有各種“戒心”，還沒有將慈善文化融入企業文化之中，讓慈善文化伴隨企業健康成長。
當今倡導和諧發展的大環境下，作為依託社會的支持富裕起來的企業和富豪們，理應承擔推動社會和諧發展更多的責任。他們理應走在推進慈善事業發展的前列。而大力弘揚慈善文化則是推動社會和諧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
當然，光鼓勵企業及富豪們參與慈善事業還不夠，作為國家也應當大力倡導慈善文化，積極營造濃郁的慈善文化氛圍，不僅是企業及富豪，從現在起就應當將慈善文化納入道德教育體系之中，從中國小生就開始培養他們對慈善事業的情感，引導他們加深對慈善事業的理解，增強投身慈善事業的責任感。此外，對慈善事業的發展，我們也應當給予更多的政策支持，比如減免稅款、鼓勵創辦民間慈善機構，嚴格監督慈善捐款的去向及使用等，讓機制靈活起來，讓民間慈善機構多起來，活躍起來，這樣才能在全社會營造人人關注慈善事業的濃厚氛圍，豐富慈善文化的內涵，從而推動我國的慈善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中國十大慈善機構
慈善組織 中華慈善總會
中國殘疾人聯合會
中國青少年基金會
中國扶貧基金
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
中國紅十字會
中華環保基金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
見義勇為基金會
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
《慈善》雜誌：
刊 名：慈善
刊 期：雙月刊
主辦單位：中華慈善總會
天津市慈善協會
和平文聯
協辦單位：天津市天士力集團
社 長：陸煥生
主 編：航鷹 李玉林（執行）
文字編輯：陸科慧
美術編輯：許韻彤 張權 姜俊嫣
編輯出版：慈善雜誌社
地 址：天津市和平區成都道文星里10號
郵發代號：6-126
國外代號：4738M
國際標準刊號：ISSN 1008-0376
國內統一刊號：CN 12-1273/GO
美國慈善文化的淵源
最近，世界第一富豪蓋茨決定兩年內淡出微軟公司的業務，專力從事慈善事業。世界第二富豪、“股神”巴菲特決定向慈善基金會捐資３７０億美元，其中大部分交由蓋茨夫妻的基金會管理。這兩件事都引起全世界的關注。蓋茨和巴菲特均為美國人。在美國，慈善文化有相當長的歷史（與美國國家的歷史相比而言），有其獨特的理念和做法。據說，美國慈善文化主要基於一種新教理念，即富人只是財富的社會管理人。這也就是說，在法律上，財富是私有的，但在道德和價值層面，超過生活需要的財富就是社會的。
19世紀的美國富豪卡內基寫了“論財富”一文，被稱為“財富福音書”，簡明而直率地闡明與此相關的理念。
卡內基認為，把多餘財富作為遺產讓親屬繼承，雖是人之常情，卻往往給接受人帶來利少弊多的影響。“我給兒子留下了萬能的美元，無異於給他留下了一個詛咒。”他對國家徵收累進遺產稅的做法表示歡迎，認為“國家通過徵收遺產重稅表明，它譴責自私的百萬富翁的毫無價值的生活”。卡內基畢竟是白手起家的財富擁有者，因而具有超越金錢的生活體驗和價值意識。
卡內基認為，處置多餘財富，讓其真正有益於社會是一種本領。“賺錢需要多大本領，花錢也需要多大本領。”他不大主張把財富零零碎碎地分給老百姓，而是採取辦企業的方式管理，其目的卻是為了公眾利益。卡內基本人辦了有名的基金會，向貧困人群、教育和文化事業提供資助。當前，蓋茨的慈善活動也是通過基金會方式進行。卡內基認為，不分對象地大發善心是人類進步的障礙，濟世救人之舉主要應考慮如何幫助那些能自助者。
卡內基認為，富人的責任是“成為生活簡樸無華的典範”，將多餘收入視為由其管理的信託資金，讓有思想而且認真的人精心籌謀運用。富人行為是否得當應由“明達的公眾情緒”判斷。富人應在生前處置好自己的財富，使之有利於公益，“死時越有錢，死得越丟臉”。
馬克思稱美國是一個“既無時間概念，又無暇去清除舊世界意識的特殊的新世界”。卡內基就生活於這樣一個進行著“朝氣蓬勃而又狂熱的物質生產運動”的“新世界”里。面對工業化進程中產生的貧富差距和摩擦，他產生了上述理念，即“恰當地管理財富，以使同胞手足之情能維繫貧富之間的和諧關係”。從歷史上看，他的思想對維繫美國社會起了相當積極的作用，影響力迄今仍在，所以值得一述。
中美慈善文化比較
〖美國人何以慈善〗“在美國，你可以隨心所欲地聚斂財富。你可以擁有極多的財產。只有一個條件。你必須有所回饋，而且必須有人注意到你這樣做。而且你必須這樣做，否則你就永遠不會成為真正的大人物。”這是美國著名經濟時評人理察·蘭伯特在英國《泰晤士報》上曾經放出的高論。
慈善組織根據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非營利性機構比較研究計畫的統計數據，在美國各地和社會各階層，人們捐出的善款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多得多。2001年，個人捐款的數額高達1610億美元，來自遺贈、基金會和企業的捐款達到了2120億美元。這個數字表明，捐款數額在過去10年裡增長了50%。在除去宗教捐款之後，捐款數額也達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1%左右，是英國相應比率的2倍，法國的3倍。
美國私人慈善業如此之發達，慈善家如此之慷慨，的確讓人感慨:美國人何以仁慈？
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曾說過，行為是由制度決定，而制度又由正式約束與非正式約束共同構成，其中，正式約束是國家的憲法法律等，而非正式約束是指一個國家和宗教、文化、傳統、習俗等方面。儘管正式約束非常重要，但決定製度特徵的更主要是非正式約束。將這一原理用來分析美國人何以如此鍾情私人慈善事業，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是美國特有的慈善文化造就了眾多的富人慈善家。
美國特有的慈善文化主要體現在三方面，我稱之為“罪富文化”、“互濟文化”以及“個人主義文化”。
美國的“罪富文化”，不同於中國人通常所說的“仇富文化”，而是源於基督教傳統中對“富人原罪”的說法。早期基督教譴責、憤恨和否定整個世俗世界的財富、富人和人的情慾，對商業活動基督教會更是持極端否定的態度，認為商人賤買貴賣，其罪惡甚至超過盜竊;商業貿易會助長人的貪婪而放棄對上帝的追隨;“基督徒絕不應該做商人”。因此，在基督教的傳統中，認為富人天生就是“罪惡之人”，並以下地獄和“上帝”的震怒作為對罪惡之人的威懾。而富人要想進入天堂，唯一的途徑就只能是將自己的全部財富都捐贈給窮人。
儘管後來隨著資本統治的發展，商品經濟的繁榮，使得基督教關於富人原罪的觀念與整個社會經濟環境性發生激烈的衝突，迫使基督教教會不得不重新以上帝的名義解釋商品經濟。但整體上講，基督教義中關於富人原罪的說法卻早已深入西方人的骨子裡頭，潛存在其文化血脈之中。美國鋼鐵巨頭安德魯·卡耐基被公認為美國私人慈善事業的偉大奠基者之一，他於1889年發表的題為《財富的福音》一文已成為美國現代慈善事業的經典之作，而恰從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基督教關於“富人原罪”的教義深深紮根於卡耐基人生哲學之中:他寫道，“過不了多久，那些遺留下巨額財富（而不在有生之年將之捐贈出去）的人們就會受到公眾的唾棄。人死富有，死而蒙羞。”而另外一位美國現代私人慈善事業的奠基者石油巨子約翰·D·洛克菲勒，從小篤信基督教。儘管他發了財，但他生平多次公開宣稱他對財富的厭惡。而且他一直踐行著基督教義所倡導的最艱苦樸素的生活方式，並在去世前將其絕大多數財富捐贈出來。可以說，正是“富人生而有罪”的潛意識不停地提醒著那些信仰基督教的富豪們:要想進入天堂，先將你的財富捐贈出去才行。
美國人熱衷於私人慈善事業的另外一個文化背景是“互濟文化”。眾所周知，美國在英國殖民統治期間，美國人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後來儘管美國立國，但一直到聯邦憲法通過之前，政府都沒有被賦予任何稅收的功能，因而也沒有辦法給予公民任何社會保障。這種狀況迫使人們不得不組織起來實行自治，彼此互助互濟，以社區為單位的互濟活動因而十分普遍。比如美國早期慈善家班傑明·富蘭克林，就是通過大量的個人捐款以改善其所在的社區，創立了地方公民組織（如志願者救火隊）以及其他公益設施與機構。這也形成了傳統。正如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一書所言:“在法國，凡是創辦新的事業，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國，則由當地的權貴帶頭;在美國，你會看到人們一定組織社團。”
美國私人慈善業的所謂“個人主義文化”，並非中國人通常理解的“自私自利”。其內含是強調“個人優先於政府”。這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對政府的本能的不信任感。因為按他們的說法，“人性本惡”，因而那些由“性本惡”的人組成的政府並不會首先考慮公眾的利益。在慈善事業上也如此。美國人懷疑政府的公共慈善事業廣泛存在低效率及官員中飽私囊現象，因此，更願意投身私人慈善事業。二是個人責任感。他們認為，提供慈善捐贈是優秀公民的義務。
〖中國慈善事業的富豪缺位〗
慈善組織相反，許多企業曾經鼓吹的善舉最後都以拖欠善款而告終。他們在對自己的善舉進行廣泛宣傳之後，卻一直拖欠基金會的款項。如某知名奶業集團，向一家基金會捐贈時，提出各類宣傳條件，並且最好有國家領導人接見的要求。但要求一一滿足後，該企業報出的100萬元捐贈僅到賬20萬元，餘下的80萬元，演變成“收賬”馬拉松。
據一份慈善公益組織的調查顯示，國內工商註冊登記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0萬家，即99%的企業從來沒有參與過捐贈。當前中華慈善總會和中國青基會，在政府背景、品牌效應等因素作用下，已經是國內目前規模最大的兩家慈善公益組織，但其一年運作的公益善款分別只有8000萬元、6000萬元。另一家去年經過改革而新崛起的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籌款規模從過去的每年1000多萬元上升到6000萬元。而這些機構收到的善款，平均70%以上來自於國際捐助以及香港、台灣地區。而在非官辦的草根公益組織中，這一比例可以達到100%。
根據中華慈善總會的統計，比較美國120萬家免稅慈善基金組織，分配6700億美元、占到GDP9%的資金規模，國內現有的大大小小100多家慈善公益組織所掌握的資金總計，僅占到國內GDP的0.1%。
〖是什麼擋住了富豪捐贈〗
清華大學NGO研究中心的鄧國勝教授認為，中國企業捐贈不積極，很多是制度上的原因。一是稅收，目前國內法律不像歐美等國家，對慈善捐助並無免稅待遇，善款仍然上稅;二是國內慈善公益組織影響力不夠，必須要發展民間組織。
范寶俊、徐永光身為最大官辦慈善機構的領導人，自然深諳體制之痛。他們表示，我國絕大多數慈善公益機構為“官辦”性質，並不能真正發揮作用。不發展民間公益組織，就沒有中國第三次分配的發展。
但中國民辦公益組織的註冊登記，又是難乎其難。根據鄧國勝的研究，目前為數不多的草根公益組織，相當多的是工商註冊登記，像廖曉義女士的地球村，其每年仍要像營利性企業一樣交稅。
今年3月19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了第400號國務院令，頒布《基金會管理條例》，將從6月1日起施行。該條例首次規定，在成立全國性勸募基金會之外，企業和企業家個人可以成立自己的非公募型私立基金會。這意味著中國先富起來的階層，可以通過設立基金會的形式為社會公益事業捐款捐物，從而拓寬了捐助渠道。
一位參與了《基金會管理條例》討論的學者表示，新的條例已經減弱了政府在慈善事業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本來準備寫入條例的“私募基金”最後還是改成了“非公募基金”，民政部門和主管部門對於基金會的雙重領導體系也沒有得到改變。他坦承，只有隨著政府規制能力提高和基金會公信度的提高，才能再適時對該《條例》進行修訂。
當然，據專家介紹，其中的內容還是有著相當的進步。比如，對基金會行政開支的規定，解決了歷年來的許多問題。過去的管理規定要求，慈善組織行政經費只能靠善款的銀行利息，但國內的善款很少是長期性基金，多數為一次性捐贈、臨時存放的“待撥”善款，而銀行利息也在逐年降低，依照這樣規定，越大的慈善機構虧損越厲害。
NGO信息諮詢中心的商玉生先生說，這次即將公布的《條例》，遵循了國際慣例，規定今後的基金會，可以在當年支出善款的總額中提取不超出10%比例的行政經費，這是此次立法的最大突破。
〖富裕孕育奢侈而非慈善〗
去年，美國《時代》周刊關於中國富豪們的生活方式的報導，曾在國內引起極大反響。該報導指出，中國富豪大多窮奢極欲，揮金如土。文中說，“很多富庶階層不負責任的揮霍行為應該歸咎於他們的低素質。”“或許正是因為很多中國富豪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迅速地發家致富，他們的財富給他們帶來的僅僅是盲從和眩暈。很多時候他們所做的已經不僅僅是無度的揮霍，更是愚蠢的攀比”。文中還援引了中國大陸一些學者與官員們的話，認為這些富豪們的生活方式“已經對中國社會造成不好的影響”。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很多。比如，已經有人指出，政府未能為中國富豪成為慈善家提供一個好的制度框架。但我以為，中國本土的慈善文化未能健康發展是中國富豪未能成為慈善家的主要原因。
客觀地說，儘管有人爭辯說“基督罪富文化”未必對富人真正公平，但無論如何，它構成了對富人的一種有效的心理制約，使他們不致於濫用財富。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也不是沒有“罪富文化”的一面。眾所周知，中國“重農抑商”以及“重義輕利”的傳統延續了數千年，而且在這種傳統下，中國古代富人樂施好善的事跡與歷史也相當久遠，但為何到了今天，這種文化傳統反而對中國發跡富人失去了作用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罪富文化”已經受到了徹底的摧毀;整個民族心理由“罪富”變成了“崇富”與“罪窮”:富人成了人人仰慕的對象，而窮人反而被認為天生該窮，身負原罪;而在基督教義中，窮人才是清潔的。
慈善組織為了使中國富人成為慈善家，我還是主張適度的“罪富文化”，只要不是“劫富文化”是有好處的。相反，如果中國社會仍然一味朝著“嫌貧愛富”方向走，對富人沒有約束，在當前中國貧富差距已經十分驚人的背景下，最後，社會可能會因斷裂而走向對富人的清算。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巨觀戰略部部長越曉所說的:“市場經濟只有建立在健全的道德或者說財富倫理與市場倫理的基礎上，才如同建立在磐石之上。否則，我們不知道，哪一天誠信的大廈會倒塌;我們也不知道，哪一天仇富的心理會演變成另一場暴民政治;我們同樣不知道市場經濟的自發秩序會不會遭到破壞，從而出現舊體制復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