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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國民幸福總值。簡介
2004年，中國人均GDP已經是1270美元。1980年以來，中國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長，在東亞創造了新的經濟奇蹟。經濟成就舉世矚目，而整體的人文發展情況卻呈現出與GDP增長不協調的逆態勢。2003年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占當年GDP的15%，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係數超過0.4的社會失衡臨界點。
根據荷蘭Erasmus大學的RuutVeenhoven教授對中國3次幸福指數的調查，中國1990年國民幸福指數為6.64(1-10標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卻下降到6.60。數據表明，即使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也並不能保證國民幸福的持續增加。
去年12月，美國密西根大學社會研究所公布最新幸福指數調查，顯示東亞國家幸福指數普遍低於西歐及美洲國家，最快樂的亞洲國家新加坡也只排名第25位，中國則排第48位。而在各種對全球各國國民快樂水平的比較研究中，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快樂指數總在後列。
這一切，應該能讓我們稍事停頓，來反思一些基本面的問題了，比如：經濟成長而人們並不幸福的原因何在?富起來的人追求的是什麼?
國富是為了民樂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當前全國人均財產性收入增長速度已經是勞動收入（城鎮工薪收入和農村經營性收入）增長速度的兩倍。也就是說，當一部分人還在努力出賣勞動力換取報酬時，另一部分人已經可以坐享財產帶來的收益了，而且前者增長的速度遠不及後者。
這樣的形態，概括起來體現為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階層之間的“受益水平”很不平衡；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夠協調，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相對滯後；經濟長期處於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益的外延式粗放型增長，受資源和能源的制約越來越大等等。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央及時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這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第一次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由經濟、政治、文化的三位一體，擴展為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四位一體。”中國科學院程國棟院士評價道。
不久前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目前，政府已經掌握了社會剩餘產品總價值的87.5%，留給社會的只有12.5%。這說明，過往的發展模式距離“惠及廣大人民民眾的福祉”還有一段距離。國富是為了民樂，是為了“創造我們的幸福生活”(十六大報告結束語)。英國哲學家休謨說過：“一切人類努力的偉大目標在於獲得幸福。”1999年，蓋洛普公司進行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民意調查，60個國家的5.7萬名成人參加。調查的題目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麼?結果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認為，身體健康和家庭幸福比其他任何東西更為寶貴。發展的終極目標應該是人民的幸福，經濟成長是為了人民的幸福，政治善治也是為了人民的幸福，文化發展還是為了人民的幸福，而社會和諧更是為了人民的幸福。
從總體上說，經濟成長確實能夠提高人民幸福，但是，近年來國際學術界的多項研究表明，二者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決不是簡單的“正相關”關係。在經濟發展水平很低的情況下，收入增加能相應帶來一定的快樂。但是，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3000美元到5000美元)後，快樂效應就開始遞減。同時，學術上的研究證明，人的幸福受到基因、文化、教育、環保、人權保障、工作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影響。“有錢能使鬼推磨”，但有錢卻不能保證人的幸福快樂。
“人民的幸福是全方位的，人的需求是多層次的，財富越多未必幸福就越多。以人民的幸福為目標，就要求用較少的資源和環境犧牲來使人民接受一種更加科學、合理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從而得到更多的幸福。”程國棟院士這樣理解財富與幸福之間的關係。
這就是為什麼某些國家和地區的GDP在增長、但賺了錢的人並不快樂，精神上沒有歸宿；更有甚者，GDP在增長，但由於沒有兼顧社會公平，人民的痛苦指數也在增長、最後竟會導致社會動盪。經濟發展的同時，如果我們不考慮良性增長和協調發展，那么，我們不僅將收穫不了快樂，還可能收穫痛苦。
從GDP到GNH
2005年2月，美國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提醒說，中國需要調整以GDP為中心的片面追求經濟高速增長改變的發展模式，走以人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道路，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
如果說GDP（國內生產總值）、GNP（國民生產總值）是衡量國富、民富的標準，那么我們應該還需要一個衡量人的幸福快樂的標準。在國際社會，這個剛剛出現的標準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國民幸福總值。
GNH最早是由南亞的不丹王國的國王提出的，他認為政策應該關注幸福，並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他提出，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在這種執政理念的指導下，不丹創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經濟成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級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GNH）指標。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無上的發展目標。實踐的結果是在人均GDP僅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1970年代不丹提出GNH時並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實踐已經引起全世界矚目，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經濟學家把目光投向這個南亞小國，開始認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國的世界價值研究機構開始了“幸福指數”研究，英國則創設了“國民發展指數”（MDP），考慮了社會、環境成本和自然資本。日本也開始採用另一種形式的國民幸福總值（GNC），更強調了文化方面的因素。獲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心理學教授卡爾曼和經濟學家聯手正致力於“國民幸福總值”的研究。
當下中國，綠色GDP的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但是，中國發展觀念的轉變，不能滿足於僅在技術層面上給GDP塗點“淺綠”色，要從發展的觀念、生活方式的轉變中探尋發展引起問題的病因，崇尚人類文明的創新和變革，從發展的機制上預防問題的發生，引導人民邁向幸福。
無論每個人在追求什麼，例如財富和聲望；無論人類在追求什麼，例如和平與自由；其終極的目的，都是幸福快樂。國家的前進方向亦如此，“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曾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的羅伯特•萊恩教授提出，金錢、財富、自由、民主，不過是實現幸福這個終極目標的手段而已。
世界銀行主管南亞地區的副總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對不丹的這一創舉給予了高度評價。她說：“世界上存在著唯一以物質和精神的富有作為國家經濟發展政策之源，並取得成功的國家。這就是不丹王國，該國所謳歌的‘國民幸福總值’遠遠比國民生產總值重要得多。”
核算國民幸福指數
“對我們所有人來說，創造最高質量的生活必須超越經濟成長的‘一葉障目’。”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在作英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時說。
布萊爾的話對中國不無啟發，高速的經濟成長不僅給中國帶來了環境壓力、資源壓力，也帶來了諸多社會壓力。
2005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國科學院院士程國棟向會議提交了一份題為《落實“以人為本”，核算“國民幸福指數”》的提案。程院士認為，只要人們理解幸福與消費之間沒有直接聯繫的觀點，就能改變人們對真正是什麼增加或提高了幸福程度的認識，從而創造一個可持續的社會。
程國棟院士建議，從國家層面上構造由政治自由、經濟機會、社會機會、安全保障、文化價值觀、環境保護六類構成要素組成我國的國民幸福核算指標體系。“測定人民的幸福程度不僅是為了追蹤幸福程度的變化，也是為了幫助開發促進提高人民幸福程度的政策。”程院士說。
薩摩斯島人伊壁鳩魯是快樂哲學的先哲，他說：“快樂是幸福生活的起點和目標……如果我把口腹之樂、性愛之歡、悅耳之娛、見窈窕倩影而柔情蕩漾一概擯棄，那我將無法構想善為何物。”他用富人們贊助的錢建了一所哲學學校，學習快樂之道，他開列的“快樂需求清單”包括三樣東西：友誼、自由和思想。
各種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時候，收入與快樂之間關聯度更為緊密。儘管如此，在影響個人快樂的所有變數當中，收入決定快樂的比重仍不超過2%。在同一個國家裡，錢多快樂多這種正比關係會逐漸地消失。比如，從1940年到1998年，美國的人均收入翻了近4倍，然而感覺到快樂的人占總人口的比率平均都維持在30%上下，且沒有表現出任何上升的趨勢；在日本，1958-1988年間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還多，可是平均快樂人口比率是59%，也沒有上升趨勢。近來的研究還提示，一個人如果太執著於身外的追求比如聲譽、財富和形象等，而相對忽視了個人內在的修養比如修身、為人、交際，就比較不容易快樂起來。
“我們需要新的財富觀和幸福觀。物質財富和幸福之間絕對不能畫等號。”復旦大學哲學系張汝倫教授向《新民周刊》舉了一個反例，“一個病入膏肓的億萬富翁，如果你讓他拿出所有的財富來換一個健康的身體，他絕對會毫不思索地答應。”
張汝倫教授認為，幸福是一個關乎主觀感受的名詞，在一個物質主義成為人們普遍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時代里，我們需要從上到國家政府官員的執政思想，下到普通國民的日常言行，對於財富觀和幸福觀進行維新：《福布斯》或《財富》之類雜誌的富人排行榜，使人覺得財富就是金錢的代名詞，其實這是對財富絕對的片面的理解。鼓盆而歌的莊子是幸福的，因為他懂得人貴適志。“天子呼來不上船”的李白是幸福的，因為他不願“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當代大哲維根斯坦，晚年身患喉癌，彌留之際，還讓身邊守候的人告訴世人：“我度過了多么美好的一生。”幸福不在於外在物質的占有，而在於一種心態。
“幸福是人最難擁有，也最希望擁有的財富。世上任何財富都是手段，唯獨幸福這種財富，是我們生命的目的。”張汝倫教授說。
程國棟院士說：“希望在不遠的將來，‘國民幸福指數’（GNH）與GDP一樣重要，監控國家經濟社會運行態勢，了解人民的生活滿意度，同時成為科學的政績考核標準的組成部分。”（感謝程國棟院士對本文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