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經過
12·7亞美尼亞地震四分鐘之後又發了規模5.8級的餘震。斯皮塔克鎮被完全夷平，全鎮2萬居民大多數罹難。造成如此嚴重破壞的地震實屬少見。在離震中48千米的亞美尼亞最大城市列寧納坎（現名居姆里，亞美尼亞第二大城市－－譯註），4/5的建築物被摧毀；在附近的基洛瓦坎城，幾乎每幢建築物都倒塌了。地震發生時，人們正在辦公室或車間工作，學生們正在課堂上學習，他們中許多人未能幸免於難。從列寧納坎市的一所國小校的廢墟中一次就運出了50多具兒童的屍體，痛不欲生的家長們在這裡哭泣著尋找著自己的孩子，一些還活著的人們在瓦礫中呻吟著呼救。
災害影響
人員傷亡
地震造成的嚴懲破壞遍及約1.03萬平方千米內的鄉村地區。官方公布的死亡總人數為5.5萬，而據其他方面估計，死亡人數接近10萬，50萬人無家可歸。亞美尼亞對這次災難毫無準備，建築物像紙板搭的一樣都倒塌了，也沒有合適的求援設備。在從其他地方運來器械之前，人們只能徒手進行搶救工作。
全市有80%的建築物被毀，50多個村莊被摧毀殆盡，造成經濟損失100億盧布，超過車諾比核電站事故的損失。蘇聯為救災出動民航飛機3752架，軍用飛機2426架次，救助人員8.2萬人。短期內收到全國捐助救災款12億盧布。外國亦捐款1億多美元，並出動286架飛機緊急運送救災物資和救援人員。在這場大災難中，已確信的死亡人數多達100，000人。98%的屍體是從廢墟下挖出來的。傷殘1.9萬人，受災人數多達100萬人。大災難的倖存者不得不在已成斷垣殘壁的家園外擠成一堆。斯皮塔克體育館外的棺材堆積成山，至少有好幾千具。
前蘇聯政府和有關方面最初估計死亡人數可能達5萬或7萬，甚至10萬。但據前蘇聯《政府通報))1989年第3期公布的材料表明，人員傷亡比初步估計的要少，地震共造成24972人死亡，傷殘者為1.9萬人。從廢墟中挖出39792人，其中生者15254人，死者24538人。1988年12月7日至1989年1月31日住院治療的12082人中，治癒出院的9844人，繼續住院治療的1804人，在醫院裡死去的434人。從災區轉移出118425人，其中轉移到其他共和國的有78857人。據報導，地震還在土耳其造成4人死亡，22人受傷。
政治衝突
這場災難發生在已麻煩不斷的一年的最後階段。2月，蘇聯南部的亞美尼亞共和國和亞塞拜然亞共和國均被和平時期最嚴重的民族暴亂折磨。在此之前，曾有人號召亞美尼亞人占多數的納戈爾拉—卡拉巴赫地區應重歸亞美尼亞控制，亞塞拜然拒絕這一要求。亞美尼亞人口占3/4的卡拉巴赫地區在1921年以後一直是亞塞拜然的一部分。亞美尼亞首都葉里溫和整個有爭議的地區都出現了大規模示威遊行。另外，在亞塞拜然的蘇姆蓋特市，雙方發生暴力衝突。
災民心態
綜述
1988年1月，由於種族屠殺事件，約有二十萬居住在Azerbaijan共和國的亞美尼亞裔難民湧入亞美尼亞，大部分的難民住在地震發生區域，地震使得狀況更雪上加霜。震後雖然蘇聯中央承諾在兩年內完成重建，但在事發一年半後，僅完成原先計畫15%的房屋與7%的託兒所，絕大部分居民仍住在臨時搭建的房舍內。氣後不佳、無家可歸、失業、家庭破碎、缺少精神衛生專業人員（1989年該國僅有四位合格的臨床心理師），使得心理復健更加困難，以美國為主的專家組成“美西亞美尼亞救援組織”，在地震後不久至該國進行地震倖存者心理復健計畫，並對災區內民眾的心理狀況作持續性的追蹤調查。
老年人與成人的心理狀態
在地震發生一年半後，對災區內18至87歲的成人抽樣調查中顯示，其中有67%的受訪者達到創傷後壓力疾患(PTSD)診斷標準；比較受創嚴重度不同地區災民的症狀程度，發現受災越嚴重的地區，災民的症狀困擾也越多；家人去世越多的倖存者，其PTSD症狀越嚴重。
在受災嚴重度相同地區，65歲以上老人較65歲以下成人有較多的“過度喚起”(hyperarousal)症狀，反之成人較老人有更多的“重複體驗”。研究者認為，由於年輕人大多參與救援行動，接觸許多引發痛苦的情境，故出現較多重複體驗症狀，老年人除了較少參與救援外，因為認知功能退化，故創傷感受的形成機會減少，所以相較於成年人，出現重複體驗症狀機會較少；另一方面，研究者認為，就生理角度觀之，老人的腦幹對驚嚇反應的調節能力較年輕人差，所以比成年人出現較多的過度喚起症狀。
曾經過歷種族屠殺創傷的難民，比未遭遇過者在地震後出現更嚴重的創傷。研究者認為，先前的創傷，可能會增加生理與心理的易感性(vulnerability)，而被日後的創傷經驗引發出來，或者可能是因為前次未完成創傷歷程，轉移到新的創傷反應上，加重下次創傷的嚴重性。
除了地震的破壞，以及人員死傷對倖存者造成心理創傷，餘震、家庭破碎、缺乏基本生活設施、失業、社區組織瓦解、缺乏精神醫療服務等，對於災民的精神狀況都有負面影響。
青少年與兒童的心理狀態
在地震發生一年半後，對8至16的兒童及青少年抽樣調查顯示，約有70%的受訪者達到創傷後壓力疾患的診斷標準；受災越嚴重地區的孩童罹患PTSD的比例越高，在受災最嚴重的Spitak與Gumri，受訪者罹患PTSD比例各高達到91.4%與90.9%，受災較輕微的城市Yerevan，PTSD罹患率僅有37.2%，此外倖存者中有極高的比例伴隨罹患PTSD與憂鬱症，遭受破壞越嚴重的城市，患分離焦慮疾患SeparationAnxietyDisorder,SAD)的比例越高，此外家人去世的孩童，其症狀比沒有家人逝世者嚴重。
青少年與兒童的PTSD症狀，多以經驗闖入（intrusion)性的痛苦影像、聲音與氣味為主，其次是存活下來與無能為力的罪惡感；女孩比男孩出現更多惡夢、預期性的害怕與情緒沮喪，但不同年齡的孩子，在症狀嚴重度方面，並未有顯著差別。
地震發生兩年半後，兒童倖存者約有30%具有PTSD症狀，未經歷的對照組僅有4%，比較震災後遷往他處安置與繼續留在家園孩子的心理狀況，雖然安置他處的孩子大都喪失家人，但兩者出現PTSD的比例(32%vs.28%)沒有顯著差異，研究者認為，雖然接受安置的孩子大多經歷喪親之痛，又要面對新的生活，但新環境可以提供較佳的生活照顧，對於心理復健有正向的幫助。
地震發生六年半至七年半後，調查兒童的道德發展，以及心理病理對良知功能影響。研究發現受災嚴重地區的孩童，其道德發展層次較受災輕微地區的孩童高，反之PTSD卻對其良知功能造成負面影響。研究者認為，受災嚴重地區的孩童，必須負擔起較多的責任，可能面臨較多的道德決策情境，並促發孩子思考；但災難同時也會使孩童對世界與他人持負面觀點，由其震後惡劣的環境、社會家庭關係的解組，使得孩童對於“對”與“錯”變得不在乎。而這樣的矛盾，可能會造成孩子的焦慮，並影響他們的人際關係與學業表現。
總之，除了地震威脅外，家庭破碎、親人死亡，震後缺乏教育、基本生活設施的惡劣環境，對於青少年與兒童的心理狀況造成不良影響。
各方反應
國內救援
12·7亞美尼亞地震全國各地以各種方式援助災區，僅莫斯科市政府就火速撥出500萬盧布的救災款，15000噸馬鈴薯和其他蔬菜，以及大批起重機等救災器械。每天都有數百架大型飛機，上百列火車和無數汽車裝載著藥品、衣物、食品、帳篷等大批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往災區。各地救災隊伍也紛紛趕往災區，數千名醫務人員組成的幾十個醫療隊在現場搶救。在災區參加救災的軍隊、民防部隊和其他從事恢復工作的人員共有8.18萬人；救災出動民航機3752架次，軍用運輸機2426架次。各地居民還紛紛捐款、獻血，蘇聯社會發展銀行收到各地寄來的救災款就達12.08億盧布，12月8日一天，莫斯科就有3000人無償獻血600升。震後10天從廢墟中扒出23700人，救活15300人；疏散婦孺老弱5萬餘人；醫院接受10380名受難者。
國際救援
這次地震災難得到了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的援助。大地震發生後，蘇聯宣傳媒介及時、充分、持續地向國內外介紹地震災情和救災情況。從震後第二天起，各大報紙和電台、電視台都以最重要的位置大量報導地震訊息；外交部幾乎天天舉行記者招待會，向國外記者介紹災區情況。從震後第四天起，外國可以自由進入災區採訪，不受限制。截至1989年1月上旬，僅西方四大通訊社從災區發出的有關地震的報導就有好幾十萬字。這種“讓外國人幫助宣傳”的做法，對贏得國際上的同情和支持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與此同時，原蘇聯駐美國和歐洲各國的外交機構在地震後也都分別舉行記者招待會，向駐在各國政府和公眾通報災情，主動要求幫助。美國政府和個人在地震後5天就向蘇聯提供了660萬美元的援助。在倫敦募捐到180萬美元，歐洲共同體及其成員國提供了3780萬美元的援助。原蘇聯政府做法也比較靈活，對援助拋開政治歧見，採取來者不拒的態度。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和巴林同蘇聯沒有外交關係，但都提供了援助。以色列派遣了約50名援救人員，還派飛機運去了一批醫藥用品。沙特和巴林提供了50萬美元的援助。南韓還派飛機運去救災物資。
據統計，有近80個國家向蘇聯提供了1億多美元的援助；此外，數十個國家向蘇聯災區派出了包括醫生、搶險隊和地震專家在內的各類救災人員2000餘人；世界各國政府、紅十字會和其他民間組織向災區提供了大量急需的醫療器械、藥品及活動醫院，各種救災車輛、推土機、起重機、衣物、食品、帳篷等物資，提供援助的外國飛機共286架次。中國政府和人民對這次地震造成的巨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表示極大的關注和同情。國務院總理李鵬凌晨致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問，中國紅十字會先後運送了兩批總重23噸的食品、禦寒衣服等救災物資支援災區。這場被西方宣傳媒介稱為“史無前例的國際大援助”，對搶救災民、消除地震後果發揮了比較重要的作用。
教訓反思
綜述
這次地震不僅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而且也引起國際地學界的普遍重視。歐洲地震中心、美國、日本和法國等國先後派出了地震學家、抗震工程學家到地震現場考察。美國派出了由16名著名科學家和工程師組成的地震專家組，法國也派出專家組並在災區安裝了1.6噸重的包括20台地震儀器的設備，日本也派去了8人專家組，約有150位專家在地震現場從事地震觀測，進行地震構造區劃以及評定規劃新建築的可能性；有30個外國地震台站和大體相同數量的前蘇聯台站在亞美尼亞境內工作過。可以說是首次在廣闊區域內組織起了大規模的國際性地震考察。從這次地震可歸納出以下幾點經驗教訓：
建築物質量標準
這次地震中，60年代建造的低層建築物沒有倒塌，而過去20年來建造的高層建築物卻倒塌了許多，原因是這些新建築物質量太差。據報導，在建造中偷工減料，鋼筋混凝土柱強度不高，用的鋼筋不足或根本不用鋼筋，再加上混凝土中水泥少而沙多，水泥質量也不過關，地震時混凝築件本身就先被震成粉碎狀，致使建築物倒塌。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在災區視察時斥責不法建築者，並指示政府成立一個委員會調查此事，追究無視建築抗震設計的不法建築者的責任。另外，該地區的建築物大半根據PC工程法即用預製件現場裝配的方法。這種結構的抗震性能差，地板和天花板在縱向搖晃中呈浮起狀態，而後在橫向力作用時一下子就倒塌了。
制定防災措施
這次地震災區在地質構造上屬地震活動帶。蘇聯地震學界一直預料今後6年的某個時候，那個地區會發生一次地震。由蘇聯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單位共同合作完成的地震危險性地圖上明確記載著該地區有發生“M6.1～7.0，震源深度10～20公里”的地震的危險。但是，1985年，當這張地震危險性地圖交給亞美尼亞和毗鄰的喬治亞的有關人員時，卻一直無人問津和採取行動。當局對地震缺乏準備，人們在災害面前驚慌失措，甚至處於危險地帶的城市領導人都“不知道”地震學家的預測。備震防災意識淡薄，更沒有制定抗震防災措施，這也是導致災害嚴重的原因之一。
設立常設機構
一有災難，前蘇聯的傳統做法是，中央立即成立救災委員會，各主管部門才開始動起來。震後一二小時共和國總部對地震災情還一無所知。當亞美尼亞第一書記阿魯秋尼揚乘坐直升飛機巡視災區並向莫斯科報告完畢後已經失去了不少時間。
發展救災器材
儘管在這次救災中使用了經過特殊訓練的警犬和紅外攝像儀等先進儀器，但從總體上看，救災工具和技術還比較落後。在救災中沒有開挖機械，更沒有先進的科學開挖方法。這次救災仍是赤手空拳挖瓦礫堆，搶救的速度緩慢。即使在現場有上千台推土機，但由於道路被破壞，到達災區很晚，而且災民在推土機前不讓推，推的人也怕廢墟中有人，這也耽誤了救災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