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福建莆田秀嶼區東莊鎮鳳岡書院
鳳岡書院坐落於莆田秀嶼區東莊鎮前雲村境內的鳳山（古稱醴泉里鰲城境）。它始建於明代，重修於清嘉慶三年（1795）孟冬。據傳，清代邑人郭尚先進士曾在此讀書過。廟宇由文山祠、文昌宮（即鳳岡書院）和山門組成。殿宇坐北朝南，依山而築，高低錯落。面仰秀嶼港區，風光旖旎，環境優美。書院建成後，學風鼎盛，人才輩出。據石碑上記載，清嘉慶三年重建時，鄉里就有賜進士劉寒松（吏部候選同知州）、敕勒授儒林郎布政司理問劉謙、敕贈儒林郎劉家侯、敕贈儒林郎劉一經、敕贈儒林郎劉漁伯、敕授登仕郎劉爝以及眾多的太學生、歲貢等捐款。
1950年，鳳岡書院被改為學校，1995年重建書院。90年代末，新秀公路拓寬改造時，其山門被拆毀。現在只有鳳岡書院及背後的文山祠兩殿。鳳岡書院奉祀文昌帝君及朱子等神像，文山祠奉祀三一教先生、卓真人、張三峰以及觀音等金身坐像。
鳳岡書院裡有許多妙語聯珠佳句刻於石門石柱上，或含禪語，或含哲理，也有概括這裡獨特自然風光的，如：“滄海納百川不溢，尺鏡含萬泉有餘”、“奎宿光融丹鳳穴、文峰秀聳巨鰲頭”。鳳岡書院現存有原始的石碑三塊，抱石鼓一對，龍盤子若干和“鯉魚跳龍門”石雕等文物，都是不可多得的歷史珍品。
2、香港新界鳳岡書院
鳳岡書院 位於香港新界。清嘉慶六年(1801)新安知縣孫樹新建於寶安城南和陽街。院舍四進，前座為大門，二座為講堂，兼有露台，三座為先賢堂，后座是魁星樓，左右列書舍8間，兩廂有東、西二齋，經費由政府撥租谷、置田產。南海馮斯偉、番禺何彭年曾在此掌教。鳳岡書院與《新安縣誌》
新安縣舊有文崗書院，建於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嘉慶年間已廢圮多時。嘉慶七年（１８０２年）知縣孫樹新、王延錦、朱麟征、許浚等先後倡議捐俸，眾紳士合力捐輸，將縣城南頭和陽街被裁汰的舊東莞場署購買下來，改建成鳳岡書院。深圳市檔案館藏有嘉慶本《新安縣誌》殘卷，該書封面有“嘉慶己卯（１８１９年）鐫”、“鳳岡書院藏板”字樣，這就令人想到鳳岡書院是否與《新安縣誌》有層特殊關係？清朝有各府州縣每６０年重修志書的定規。嘉慶二十二年（１８１７年），有“三朝閣老、文壇泰斗”之譽的阮元調任兩廣總督，上一部《廣東通志》成書已在他蒞任前百數年。阮元蒞任不久因調補海疆要缺知縣折獲咎，鬱鬱寡歡，適逢朝廷詔令編修《大清一統志》這一國家工程級大型圖書，他在進呈方誌的同時，索性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領，羅織學人開局重修《廣東通志》，飭令各府州縣修志進呈，以備選錄。１８１６年，賜進士出身的舒懋官出任新安知縣，曾有重修縣誌之議，但因調離未果，１８１８年再蒞斯土，他重提舊議並趕上而且抓住了修志的絕佳時機。
舒懋官於１８１９年春組織了一個修志班子，正式啟動修志工程，三閱月而書稿告竣，進呈兩廣總督阮元、廣東按察使盧元偉，以備採選，並於同年雕版印刷發行，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無人能望其項背。嘉慶本《新安縣誌》綴有阮元、盧元偉、舒懋官、王崇熙的序文，此外還詳列修志者的姓名，照今天的話說這些人就是“新安縣誌編委會”成員。編委會各成員中，除了主修舒懋官、總纂王崇熙列明功名、官職和籍貫，分纂人員包括恩貢生曾省，廩生廖鴻、黃大醇、陳棠、鄧培泰，附生陳藻新，參校人員增生鄭震川，附生陳登元、黃鳳鳴、黃其熀、杜道周諸人，均未列明籍貫。這些未列明籍貫的分纂、參校人員，是否均為肄業於鳳岡書院的生員或教習？然而查《新安縣誌》“選舉志”，並未列出以上諸人姓名、籍貫，由此似可證以上諸人系聘來的“外腦”。“選舉表”倒是開列了“嘉慶二十四年己卯贊修邑《志》”的鄭振勛（福源人，增生）、吳懋修（南頭人，解元）、鄧大雄（錦田人）、黃聖贊（梅林人）、鄧英華（錦田人，附生）、曾鄂（新橋人，附生）等人的姓名，這樣一來似乎可以推斷，王崇熙受聘總纂縣誌後，先是經舒懋官首肯在血地江西南城匆匆組織了個修志班底（藉助“外腦”），抵達新安後吸納本地才彥廣泛參與（發動“內腦”），內腦外腦聯網互動，共襄修志盛舉。
那么，修志人員辦公的地方究竟設在何處？當時還沒有賓館酒店之類的設施，也就不存在同局諸人入住賓館封閉性集體寫作的可能。舒懋官的府邸“雙柳軒”大約也不是什麼豪宅別墅，容納不了那么多纂修、贊修、參校人員。縣衙本來就狹窄不堪，更是騰不出幾間房子掛塊“修志辦”的牌子。這么一來，新安縣最高學府鳳岡書院自然就成了修志人員最好的辦公場地。鳳岡書院當時已開辦了１３個年頭，潮水都流了幾個來回，學生一撥撥肄業，博取功名之士大有人在，兼之書院裡藏有康熙本甚或更早的萬曆本、崇禎本《新安縣誌》作修志藍本，參與修志的本地增生、附生完全勝任“贊修”之責。總之，鳳岡書院的師生具體參與了清代最後一部《新安縣誌》的編修、參校等各項工作。阮元對該書的評價是八個大字：“酌古征今，繁簡有法”。王崇熙更是說阮元、盧元偉的序文不僅為《新安縣誌》增光添重，而且他們的序文可與縣誌“並傳不朽”。這當然是十分到家的恭維話。阮元是早已名列“三不朽”的大人物，被人愛戴推崇至今，他那篇不足５００字的序文和矜上的兩枚朱印，誠如王崇熙所言“此又不獨邑人士之歡忻而鼓舞者也”。盧元偉生前刻過的集子早已失傳，如果沒有這篇序文，今天的深圳人恐怕很少知道這位嘉慶年間的廣東按察使，而他的大名現在卻要仰靠這本縣誌“並傳不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