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德里亞於1929年出生於法國東北部蘭斯，與大多數法國知識分子比較，他的成長生涯和心靈歷程都具有特殊性。他並沒有在知識環境裡長大，而生長在祖父母是農民、父母是公務員的法國傳統家庭。在高中階段後，他與父母決裂，這種“決裂的模式”，平行位移式的深刻影響了他此後的整個生活。作為一位有天分的學生，他沒有沿襲傳統的受教育路線，而逃離了大學預備班。這樣做的直接後果是，他不得不在教授了許多年的語言課程後，為得到一份大學的工作而艱苦努力。
從60年代末開始，他在楠泰爾學院社會學系繼續自己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但正如鮑德里亞自己的回顧所言：“在20世紀60年代我進入大學，但那是從一條迂迴進入的路。總之，就正常的職業生涯來說，我總是沒有命中目標，其中包括我從來沒有升到教授”，然而，“這就是我所要的。這是我自己的遊戲，我想說，我要的是某種程度的自由。”由此足見他在體制內“反體制”的革命態度，儘管他曾千方百計地要擠進學術體制之中，而且始終生活在其中，並在這個“學術共同體”中得到了基本的認同。
鮑德里亞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在於根據消費、媒介、信息和技術社會的發展，重新思考激進的社會和政治理論。鮑德里亞早期的著作關注消費社會的建構以及它如何提供一個新的價值、意義和活動的世界，並由此紮根於馬克思主義和政治經濟學領域。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對政治經濟學和消費社會的反思幾乎完全從他的文本中消失了。隨之，模擬（simulations）和擬像（simulacra）、媒介和信息、科學和新技術、內爆和超現實構成了一個新的後現代世界——在他的理論建構中——當它創建新的社會組織形式、思想和經驗時，消除了以往的工業社會模式中所有的邊界、分類以及價值。
鮑德里亞對於媒介在構成後現代社會中的作用的反思是他的爭議最多的觀點之一，他提供了媒介（作為萬能和自發的社會力量產生著廣泛的影響）的範式模型。他是於1972年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Toward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媒介的輓歌》（Requiem for the Media）的文章，抨擊馬克思的所謂經濟還原論或“生產力論”，開始發展他的媒介理論的。這個題目有點諷刺意味，因為鮑德里亞實際上剛剛開始完善一種社會理論，其中，媒介將在一個新的後現代性的建構中起關鍵性的作用。而在這篇文章里鮑德里亞其實是在為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媒介理論”寫輓歌，並認為：“麥克盧漢曾以他那慣有的加拿大－德克薩斯人的蠻橫說過，馬克思，這位蒸汽機和鐵路的精神上的同時代人，在他的有生之年隨著電報的出現已經過時了。他以坦率的方式說，馬克思在他對於生產的唯物主義的分析中，幾乎將生產力定義為一個被授予特權的領域，其中語言、符號和交流通常都被排除在外了。”（CPES，第164頁）鮑德里亞對馬克思的批評在這裡發出了一個激進的質問——在《生產之鏡》（The Mirror of Production）（1973）中達到頂點，並最終與馬克思主義絕交。
作為馬克思主義範疇不能提供一種適當的媒介理論之例證，鮑德里亞批評了德國活動家和作家漢斯·馬格努斯·恩森斯伯格的媒介理論以及他想要發展一種社會主義媒介策略的企圖。鮑德里亞將此種努力作為一種典型的馬克思主義的嘗試加以擯棄，即企圖把生產力從生產關係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而沒有看到大眾傳播媒介本質上“是反調解和不及物的。它們製造了非傳播——如果一個人同意將傳播定義為交流，定義為說和答的交互空間，因而是一種責任（不是一種心理上的或道義上的責任，而是一種個人的、相互交流關係）——就可以用這個詞來刻畫它們。它們總是在阻礙反應，使所有的交換過程成為不可能（除了各種形式的模擬反應，它們自身併入傳播過程，因而使傳播的單方面性原封不動）。這是媒介的真正的抽象化，社會控制和權力的系統就植根於此”（CPES，169～170頁）。
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另一研究中，鮑德里亞指出“電視對象”如何成為家庭的中心，並對主人是消費社會的一個名副其實的成員起著重要的“證明作用”（CPES，53頁以下）。在鮑德里亞看來，媒介在當代社會中的加速作用，相當於從現代生產領域墮落到後現代模擬社會。因而，對鮑德里亞來說，現代性是以工業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霸權上升為特徵的生產的時代，而後現代則是一個由符號、代碼和模型控制的模擬的時代。現代性集中於物品——商品和產品——的生產，而後現代性則以激進的類製作和符號的激增為特徵。此外，追隨麥克盧漢，鮑德里亞將現代性闡釋為一個商品化、機械化、技術和市場關係爆炸過程，而將後現代社會看做一個內爆的場所，涉及高級文化與低級文化、現象與實在、傳統哲學和社會理論所主張的每一種二元對立之間所有的邊界、範圍和差別。此外，現代性可以被描述為一個生活領域日益分化的過程（正如哈貝馬斯所闡釋的馬克斯·韋伯），而後現代性可以被看做是一個消除分化及伴隨的內爆的過程。在鮑德里亞看來，伴隨著符號和擬像在社會和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的快速傳播，廣播媒介，特別是電視的蓬勃發展，成為後現代性的一個構成要素。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為止，鮑德里亞將媒介闡釋為主要的模擬機器。這台機器大量產生出形象、符號、代碼，而這些構成了（超）現實的獨立領域並最終在日常生活和社會性的消除中起著重要作用。鮑德里亞對於模擬和超現實的分析也許構成了他對社會理論和媒介批評的最重要的貢獻。在一個電影演員模擬政治生活和騙子模擬電視表演的時代，“模擬”這一範疇為激進的社會批判提供了一個重要工具，而“超現實”這一概念也是對媒介、控制論和信息社會進行社會分析的一個極其有用的工具。
鮑德里亞的分析指出表征與現實關係的重要的倒置。以前，人們相信媒介是再現、反映和表征現實的，而現在，媒介正在構成（超）現實，一個新的媒介現實——“比現實更現實”——其中現實已經從屬於表征——導致現實的最終消融。另外，在《媒介意義的內爆》（The implosion of Meaning in the Media）中，鮑德里亞宣稱媒介中符號和信息的激增通過抵消和分解所有的內容消除了意義——這是一個引向意義的瓦解以及媒介與現實之間差別消除的過程。在一個媒介信息社會中，信息和意義“內爆”，瓦解為無意義的“噪音”、沒有內容或意義的純粹外觀。因此，鮑德里亞認為：“信息對意義和內涵具有直接的破壞性，或消除它。意義的喪失直接關聯於信息、傳媒、大眾媒介的分解和勸阻作用……信息吞噬了它自己的內容；它吞噬了交流和社會……信息把意義和社會融為一種模糊不清的狀態，這種狀態根本不會導致新事物的過量出現，而是恰恰相反，導致整體的平均信息量。”鮑德里亞在這裡把媒介看做一個符號和信息的黑洞，而黑洞將所有的內容吸入控制論的噪音。在所有的內容都“內爆”為形式的過程中，噪音不再傳達有意義的信息。我們由此可以看到鮑德里亞是如何最終將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為己所有，並認為：“媒介即訊息，指代的不僅是訊息的終結，而且也是媒介的終結。不再有實際意義上的媒介（我以上所談的是關於電子大眾媒介）——也就是說，不再有一種力量，用來調解一種現實和另一種現實、現實的一種狀態和另一種狀態——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嚴格地說，這就是‘內爆’的含義：一極併入另外一極，每一個不同意義體系的兩極短路，明顯的對立與界限消失，因而媒介與現實之間的界限也消失了。因此，任何調解、任何兩者之間或從一方到另一方的辯證的調解都成為不可能，而產生了所有媒介影響的環形性。因此，從一極導向另一極的單向的本義上來講，意義（含義）也成為不可能。我們必須認真思考這種批判的——但又是最初的——情況，這是我們惟一的選擇。夢想通過內容或通過形式進行一場革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媒介和現實現在已經處於一種模糊不清的狀態，其真相已經難以辨清了。”實際上，鮑德里亞是在暗示，發展一種激進的媒介理論的真正方案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公共機構和文化機器調解主流的政治和經濟力量與人口之間關係的意義上，沒有真正的“媒介”。他宣布媒介與“現實”內爆，這樣一來，就導致不可能區分媒介表征及其表征的現實。鮑德里亞還認為媒介通過生產成批的觀眾以及思想和經驗的大眾化加劇了大眾化。大眾吸走了所有媒介內容，抵消甚至對抗意義，並要求和獲得了更多的奇觀和娛樂，因而進一步侵蝕媒介與“現實”的界限。在這個意義上，媒介在某種程度上內爆為大眾，以至於媒介對大眾有何影響以及大眾如何加工處理媒介是不得而知。
所以，按這種觀點，媒介迎合大眾，批量生產出他們的口味，他們對奇觀和娛樂的興趣，他們的幻想和生活方式；產生出大眾意識和媒介幻覺效應的內爆。用這種方法，鮑德里亞簡化了控制理論，這種控制理論從以上所說的產生大眾意識這個角度上來看待強制性的媒介的控制，而他似乎也和一般控制理論一樣輕視大眾，認為他們只想要奇觀、消遣、娛樂和逃避，既不能也不願生產意義。總之，由於媒介和大眾取消意義，所以對媒介訊息進行意識形態上的批判就是毫無意義的。
主要著作有《消費社會》、《生產之鏡》、《完美的罪行》、《物的體系》、《幻覺的終結》、《擬像於模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