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生
1965—1966年在北京大學進修，1961、1970年先後獲副博士、博士學位，並先後升任該所高級研究員和首席研究員，1987年12月23日當選為科學院通訊院士。是俄國漢學界文學領域學銜最高的人士。李福清先生迄今已用俄、中、日、韓、英、德、越等語言發表作品200餘種。他的研究範圍相當廣泛，特別是在中國民間文學、中國古典小說、中國年畫、中俄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近年來，李福清先生經常在世界各國知名學府講壇上宣傳中國文化，介紹他的研究成果。他還是南開大學客座教授，被中國教育部授予“中國語言文化友誼獎”。
生平回顧
李福清在其中文版《古典小說與傳說：李福清漢學論集》的自序中對自己的學術研究生涯作了詳盡的回顧：（以下引自《古典小說與傳說：李福清漢學論集》“我的中國文學研究五十年（代自序）”，李明濱編譯，中華書局，2003年6月）
1950年我進入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開始學習中文。那時沒有中國老師，沒有會話課，主要是讀書，天天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一天，我在中文教研室看到一個人，像漢族人，但又有些異樣，我低聲問老師，這是什麼人，老師回答：“東乾人。”原來他們是居住在蘇聯中亞地區的吉爾吉斯和哈薩克兩個加盟共和國的中國甘肅、陝西回族移民的後代，他們的祖先是19世紀70年代遷居到這裡的，甘肅來的說甘肅話，陝西來的說陝西話。我馬上產生一個念頭：我可以利用暑假去學甘肅話，雖然不是北京話，但還是比完全不會說好。有的老師勸我不要去，說甘肅話可能影響我將來學北京話，但我還是去了。
我來到一個甘肅回族人居住的集體農莊，叫米糧川。我很快意識到一定要與農民一起勞動才能學會他們的話。農莊主席派我到建築隊，給泥水匠當幫手。人們對我非常好。在這裡，我第一次聽到各種中國的民間傳說、民間故事和民歌，如姜太公賣面、孟姜女哭長城、韓信傳說、男學生與女學生（即梁山伯與祝英台）等等。由此，我對中國民間文學發生了興趣。我把他們告訴我的傳說、故事和民歌記錄下來，因為寫漢字有困難，所以我用俄文字母記錄語音。回到列寧格勒大學，我開始在圖書館找材料，但所獲不多。1953和1954年，我又去了中亞，繼續學習甘肅話、陝西話，並且專心蒐集民間文學的口頭資料，作記錄既用拼音，又用漢字。大學的年級論文和畢業論文，我用上了蒐集的這些材料，比如四年級的論文題目是《東乾傳統民歌初探》（1956年在《蘇聯東方學》發表）。五年級寫畢業論文，題目是《中國成語、諺語和歇後語》，既參考中國出版的書籍，也用了我自己蒐集的材料。1958年我在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簡報》發表的《韓信傳說——東乾人中流行的中國歷史傳說之一》，把我在米糧川記錄的傳說與書面材料作了比較研究。在此之前，除了廣州1929年《民俗》周刊66期第6—8頁，發表過張冠英《傳說與史實——關於蕭何、韓信的傳說》之外，沒有關於韓信傳說的記錄，我的記錄可以說是最早的。當然，現在已有許多關於韓信的傳說的記錄，如《韓信活埋母》、《三折壽》、《殺霸王》等等。1977年，我與兩位東乾學者合作，選編了《東乾民間故事傳說集》，由莫斯科科學出版社出版。我為每一篇故事傳說寫了詳細的附言，拿其中的故事與相關的文學作品（小說、戲曲）作比較研究。如我用我記錄的《白袍薛仁貴》與平話《薛仁貴征遼事略》、章回小說《薛仁貴征東》及薛仁貴戲作比較，探討了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發現一些故事情節由平話演變為小說，從小說演變為說書，又從專業的說書返回到民間流行的故事這樣一個有趣的循環發展過程。
大學畢業以後，我被分派到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從1955年起，在民間文學研究組擔任初級研究員，開始寫一本書，題為《萬里長城的傳說與中國民間文學的體裁問題》（即孟姜女故事研究）。在這本書中，我主要提出兩個問題：1．一個故事情節在口頭傳說中可以存活多長時間；2．一個故事情節在各種體裁中的不同表述。第一個問題用俄羅斯或其他西方民族的材料無法解決，因為沒有像中國那么久遠的記錄。我把敦煌孟姜女變文的情節與現代流行的民間孟姜女故事加以比較，發現該故事至少存活了一千多年。
第二個問題也很值得研究，因為中國漢族民間文學有一個特點：同一個情節在各種體裁中反覆出現，如孟姜女故事，有民歌，有鼓詞，有彈詞，有寶卷，還有地方戲等等，可以研究這個題材在各種體裁中情節如何變化，如在傳說中孟姜女到長城的行程敘說得很簡略，而在戲曲里則很詳細，因為在戲曲里，可以用各種唱腔表達人物的感情。後來我了解到，廟裡常演孟姜女戲，因為她走路與死人去陰間相似。這本書1961年由莫斯科東方文學出版社出版之後，蘇聯三家雜誌和義大利、捷克、以色列刊物都發表了書評。1984年，馬昌儀在《孟姜女故事論文集》里發表了本書的概述。1988年，由她編選的我的論文集《中國神話故事論集》又發表了她撰寫的本書的譯述。1961年，我以這本書作我的副博士論文，在東方研究所通過了答辯。
第一本書出版之後，我馬上開始寫第二本專著《歷史演義與中國民間傳統——口頭與書面的〈三國〉》。我提出一個重要問題：作家文學與民間文學的關係。這個問題不少人研究過，但一般只研究一個方面：民間文學對作家文學的影響。我發現在中國情況有所不同，可以看到小說家怎么用民間文學材料寫書本作品，然後這個作品又下到民間。我以《三國演義》為例。我的書標題用了“民間傳統”這個概念，比民間文學的概念要寬泛得多，它既包括中國各種曲藝，如說書、鼓詞、彈詞等民間藝人的口頭作品，也包括俗文學作品，如唐代變文、宋元平話、明清時期的各種民間刊本，甚至還包括民間藝術，如地方戲、年畫等等。我本想研究以三國故事為題材的各種民間作品，但這類作品數量太多，一個人一生也研究不完，所以我研究書面的俗文學作品，如《三國志平話》及現代流行的傳統說書，包括北京的評書、揚州評話、蘇州評彈及一些民間傳說。1970年，這部專著在莫斯科由科學出版社出版。1970年前，人們蒐集發表的三國人物傳說只有幾篇（就我所知不過五六個），七、八十年代中國的民間文學工作大發展，編印了三套民間文學集成，各地蒐集的三國人物傳說超過了500篇，所以1997年這本書的中譯本出版時，我也補充了不少新的材料，寫了不少新文章。
該書研究《三國志平話》特別仔細。我以為對敘事文學作品作系統研究可分三個主要層次：一是作家的思想（這與形式主義完全無關）；二是人物描寫，分外貌描寫、情感描寫、動作描寫、思想活動描寫及人物對白等；三是作品的敘事問題（如藝術時間、評話的影響）和情節結構、行為形式以及敘事中其他文獻的引用穿插等等。
因為我研究小說與民間文學的關係，所以提出另一個新的問題：三國題材作品（《三國志平話》、《三國演義》、三國戲曲、三國傳說）中敘事詩的母題問題。20世紀70年代口傳的記錄還不多，所以到20世紀90年代，我重寫了一篇長文，題為《三國故事與民間敘事詩》，這次列入了這本論文集。值得高興的是，現在中國也有人繼續我的小說母題研究，遼寧大學王立先生2001年出版了《宗教民俗文獻與小說母題》一書。該書出版以後，蘇聯《亞非人民》雜誌發表了書評。1973年，在美國Chinoperl(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中國演唱文藝研究會上，一位加拿大教授用兩個小時詳細介紹了這本書，1974年《中國演唱文藝研究會論集》又發表了書評。20世紀90年代，這部書譯為中文，1997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藉此機會，我對全書進行了補充、改寫，並作了注釋，書名也改成《〈三國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參與這一工作的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長友在這一書出版之前就在《學海》雜誌1996年第5期發表了長文《世界第一部三國題材文學史》，對本書的研究特點作了深入分析。1997年，美國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Reviews發表了丹麥易德波教授的書評。天津《曲藝講壇》第5期發表了倪鍾之教授寫的長文，詳細探討了該書的三國平話研究，特別講到評話藝人的書詞與《三國演義》原書的不同及我所用的“樞紐”和“間隙”兩個全新的概念。
這部專著也是我的博士論文。1970年12月在列寧格勒大學答辯時，一位教授認為我研究《三國志平話》人物外貌的一段特別有趣。於是，在該書出版以後，我就想對中國文學的人物外貌描寫展開專題研究，所里批准了我的計畫。我又花幾年時間寫了一本書，題為《從神話到章回小說——中國文學中人物形貌的演變》，1979年在莫斯科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我從神話人物（伏羲、女媧、神農、大禹等）開始，再研究七種宋元平話，直到《三國演義》和明代的神話小說結束。本書的主要論題是探討人物外貌描寫的演變從動物形態、半人半獸形態到完全的人身外貌，研究小說人物怎么保存了古代人物的一些外貌特徵。該書出版以後，國內4種刊物發表了書評，德國和斯洛伐克也發表了那裡的漢學家寫的評論，中國上海陸海明也撰文在《文藝理論研究》1980年第3期予以介紹。後來，美國J．Kelly把這本書譯成了英文，可惜至今未能出版。1988年，中國社科院馬昌儀研究員編選拙著《中國神話故事論集》時，把這本書的第一章《人類始祖伏羲、女媧肖像描寫》列入該書。陸海明則將該書的《〈三國演義〉的人物描寫原則》一段譯為中文在《文學研究叢刊》1989年第4期發表。
此後我還是繼續研究與《三國演義》有關的問題，發表了兩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中國歷史演義中的文體問題》，專門談章回小說與民間文學作品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使用固定的詞組與套語。《三國演義》中的四字套語有的是從平話借用的，有的有雅文學來源，總的說來，《三國演義》中的書面文學的原則或成分往往壓倒了口頭民間說話的文體風格，並從而破壞或違犯了傳統的史詩之類文體風格的規範。可以說，《三國演義》居於民間文學與高雅文學之間的位置。
第二篇文章是《中世紀中國歷史演義形象結構中的類比原則》。這對中國思想和中國文學研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問題。根據我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對於中國古典小說（《三國演義》是其光輝的典範作品）來說，類比思維有著極其重要的藝術意義，造成許多形象結構的特徵，同時對讀者接受作品發生實質性的影響。這兩篇文章的中譯文都列入了1992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漢文古小說論衡》。最近，我翻譯了毛宗崗的《讀三國志法》，並且寫了分析毛宗崗小說理論的文章（待發表）。
因為我一直提倡研究《三國演義》與民間傳統（民間文化）的關係，所以我寫了兩篇有關諸葛亮傳說的文章，研究漢族及少數民族諸葛亮傳說的特徵。
民間文化也包括民間信仰，所以我特別注意關公形象與關帝信仰。這個研究也列入了這本文集。
當然，除了《三國演義》以外，我還研究其它小說與民間文學的關係，提出了一些別人較少研究的問題，如以《有夏傳》、《開闢演義》、《二十四史演義》為例，研究明清小說家怎么利用古代神話的問題，研究《西遊記》與各族民間傳說的關係。
1971年，一位蒙古來的學者打電話告訴我，說他們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記錄到一些蒙古民間藝人講唱的中國故事，因為那裡沒有中國文學專家，問我可否幫助蒙古學者弄明白這是些什麼故事，這些故事在蒙文中被稱為bengseng uliger（本子烏力格爾）。1972年，我與朋友、蒙古民間文學專家涅克留多夫研究員一起去烏蘭巴托。因為我不懂蒙語，有人把他們錄音的《唐代第十二個故事》逐句口譯給我聽。後來我查了許多書，也問了中國曲藝專家，但是至今查不到這個唐穆宗時的羅蒙故事來源。1974年、1976年、1978年，我又去蒙古訪問幾個講本子烏力格爾的民間藝人，其中一個是“文革”中從內蒙來的很有天才的民間藝人Nomynhurd老人，我問他如果天天講不重複，能講多長時間，他想了一會兒，說：“一年兩個月。”我懷疑他的故事真的有那么長，請他講一個最短的試試。他開始講《九義十八俠》（《西諦書目》著錄，見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小說類第78頁），我們錄音，講到第六天，我問是否快完了，他回答說：“還沒有到三分之一。”後來我蒐集了不少材料，也寫了許多文章，專門研究這些故事，特別注意那些漢族民間文學可能已經失傳的故事，如漢族有眾所周知的《薛仁貴征東》與《薛丁山征西》，蒙古藝人還講薛丁山的兒子薛海征西的故事。我問了幾個中國民間文學專家，他們都未聽說過有這個故事，但我在喀山大學地理系民族博物館發現一幅清代楊柳青年畫，上欄《大戰莫（棋?）盤山》上就有薛海的名字，下欄《雁門關大戰》也有薛海、程賽花、曹龍、秦豹等幾個人物，這證明薛海故事從前漢族中也有過。此外還有其他故事，如《韓天明(音譯）征西》等。當然，我也研究了蒙古民間藝人怎么講唱中國有名的傳統小說，如《封神演義》、《三國演義》、《楊家將演義》等等，寫了幾篇文章，如《東蒙古民間藝人描寫女英雄——以穆桂英為例》（德文）。因為蒙古民間藝人說書大部分根據蒙文譯的中國小說（有的從滿文譯，有的從漢文譯），我就與蒙古朋友一起對這些譯本作了調查，一共發現七十來種，都是蒙文舊手抄本。後來我也寫了文章介紹這個問題（參見《文獻》1982年第4輯及《中國傳統小說在亞洲》，北京1989年版）
1992年，我應台灣清華大學中文系邀請去台灣，邀請函提出要我開兩門課：《三國演義》研究和中國民間文學研究，同時還要主持一個研究項目——蒐集並比較研究台灣的原住民（大陸總稱高山族，實際上是9個不同的民族）民間文學。到台灣之前，我對那裡的原住民了解很少，差不多是一無所知，後來我從調查布農族開始，發現布農族民間文學非常原始，比台灣其他原住民還原始。布農族沒有什麼神，直到日據時期部落也無頭目，他們不但跟其他台灣原住民一樣沒有笑話、謎語，甚至連諺語也沒有，民間故事也很少，有時可以看到由神話演變出來的民間故事[2]。他們的神話故事情節簡單。我一共蒐集了150個神話故事，預備與台灣大學鄭恆雄教授合作出版。後來我又調查了原住民部落，寫了一些文章。1998年，台中晨星出版社出版了我寫的一本書：《從神話到鬼話——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這本書引起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的注意。2001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的增訂本（簡體字版），書名《神話與鬼話》。在這本書中，我把台灣原住民神話和民間故事與中國大陸各族及菲律賓、大洋洲民族神話作比較。有些神話從黑龍江兩岸少數民族到台灣許多民族都有，如射太陽神話，雖然后羿射日神話記載很早，但作比較研究可以證明古代中國后羿神話不是原始的，是在人類發展的較發達階段形成的。
1963年初，我到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看到我的同學、好友孟列夫在整理那裡收藏的敦煌文獻。孟列夫說他發現了新的變文，還有其他友人說發現了別的文獻。我很羨慕他們。夜間睡下，我就想，我是否也試著作一點調查，也許能發現什麼孤本。我拿孫楷第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作比較，看看我們是否有在中國和日本沒有保存下來的古典小說版本。第二天到東方研究所，馬上發現了1832年一位留學生庫爾良采夫從中國帶回的《石頭記》八十回抄本。1986年，這部書由中華書局影印，稱為“列藏本”，許多學者對這一版本作了研究。從60年代起，我每到一處，一定要調查那裡收藏的漢籍，已經調查過俄、英、德、荷蘭、丹麥、捷克、奧地利、瑞典、挪威、越南、波蘭11個國家所藏的中國小說、俗文學、戲曲版本。在去美國、日本時，也調查了那裡一些圖書館的有關藏書，如美國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日本東京大學及京都所藏梆子戲本子。日本所藏的中國通俗小說在大冢秀高的《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中都有記載，所以我未調查。
四十年來我蒐集了很多材料，但只整理了其中的一小部分。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在丹麥和奧地利發現的明代戲曲（安徽滾調）。這本書是我與復旦大學李平教授合作編成的，題為《海外孤本晚明戲曲選集三種》。此外我還在台灣刊物發表了4篇目錄，記載俄、德、英三國及台灣所藏的廣東木魚書（參見筆者著作目錄）。最近我又在整理梆子戲罕見版本目錄，著重記錄俄、日、英三國及台灣的藏本，其中許多版本和戲詞在中國沒有保存下來，或者只有1949年之後的口述錄本，記錄的大部分是清末木刻本。現在，我正與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王長友研究員合作，把我多年來蒐集的材料全面加以整理，編一部《海外藏中國小說戲曲俗文學書錄》（包括小說、彈詞、鼓詞、寶卷、大鼓、戲曲等等），希望一些新發現的孤本小說、戲曲能引起有關出版單位的重視，得以影印行世。
我的老師阿列克謝耶夫院士從1906年起就開始蒐集、研究中國年畫，我接過他的事業，也蒐集、研究中國年畫。1965年我參加編我老師阿列克謝耶夫院士的《中國民間版畫論集》，我自己也開始蒐集關於中國年畫的材料。80年代，我建議與著名年畫專家王樹村教授合作把蘇聯所藏年畫孤本編為一本畫冊出版，馬上得到人民美術出版社的同意。中國出版委員會與列寧格勒阿芙樂爾（晨星）出版社聯繫好了，又邀請了王樹村教授與人民美術出版社的編輯劉玉山到蘇聯訪問。我們三人看了列寧格勒與莫斯科所藏的五千多幅舊年畫，挑選出其中兩百多幅罕見的精美作品，編為《蘇聯藏中國民間年畫珍品集》，於1990年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中、俄文兩種版本。在這本書中，我也寫了序言，介紹了俄國人對中國年畫的興趣，俄國畫家怎么利用一些中國年畫的題材。此後，我繼續蒐集有關年畫的材料，調查了日本、德國、英國、捷克、瑞典、波蘭的年畫收藏。同時，我也在中國的舊書店及古董商店購買年畫。現在，我已蒐集了百餘幅清末民初年畫（除幾幅之外，都是楊柳青印製的）。1999年，台灣歷史博物館的《歷史文物》9卷第11、12期發表了我的《三國故事年畫圖錄》，共著錄了424幅三國故事年畫（後來我又發現了許多幅，估計總數約有500幅，比其他小說題材的年畫多得多）。因為年畫與章回小說有密切關係，所以我正在寫一個專題《中國小說與民間藝術（以年畫為例）》。
我一輩子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和藝術，但“文革”時期，我沒有機會到中國實地考察，直到1981年，我才得以再次去中國。我成為“文革”以後中國同意接待的第一個蘇聯人，接待我的是對外友協。到了北京，我馬上去王府井大街書店買了一批新小說。在回國的火車上，我選編了《中國當代中篇小說選》，回國後又選編了《馮驥才中篇小說選》，我為這兩本書寫了介紹性的序言。1986年，我寫了《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傳統成分》一文，參加了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討論會。文中，我提出了其他人沒有談到的傳統文學對當代作家影響的問題。遺憾的是，以後我再也不曾有餘力涉足當代文學研究。
那一次中國之行，我在北京作了一次演講，介紹了蘇聯研究中國文學的情況，北京圖書館就此題目約我寫一篇文章，但因材料太多，我寫成了一篇幾萬字的長文，結果由書目文獻出版社作為一本小冊子出版，書名叫《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蘇聯》（由田大畏譯）。1991年，台灣學生書局再版了這本書。2000年，我寫作了長篇論文《〈聊齋志異〉在俄國——阿列克謝耶夫與〈聊齋志異〉的翻譯和研究》，帶著它出席了2001年在山東淄博舉行的國際第二屆聊齋學討論會，引起與會者很大興趣，會議出版的論文集以超長篇幅刊載了該文。這可以說是我對尊敬的老師阿列克謝耶夫院士的一個有意義的紀念。這些著作也構成了我研究的一翼——俄蘇漢學研究。
1992年，我應邀去台灣參加歐洲漢學史研討會。為了撰寫會議論文，我再次調查了18世紀及19世紀上半葉俄國發表的中國文學作品譯文，發現了不少從前沒有人注意的翻譯作品，特別有趣的是1835年彼得堡出版的一本由《西廂記》改成的小說（請參看本書選的文章《18世紀至19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在俄國》）。我認為調查中國小說版本也要注意早期的各種譯本，如我調查蒙文譯本時就發現了一種題為《鍾國母》的抄本。鍾國母就是鍾無艷，齊宣王之妻。烏蘭巴托藏的一種手抄本有一短跋，說這部小說清初從中文譯成滿文，後來又從滿文譯成蒙文。實際上，內蒙古、蒙古國和俄國還藏有這部書的幾個抄本，蒙古民間藝人還能演唱它，但中文和滿文的本子都失傳了，只有廣東木魚書有《鍾國母》（見日本稻葉明子、金文京、渡邊浩司合編的《木魚書目錄》，東京，好文出版社1995年版，頁344—349）。是清初滿人翻譯了廣東的木魚書，還是先有小說，後來又改編為木魚書?一般說來，都是由小說改編為木魚書，而廣東木魚書《鍾國母》只有清末刻本，不知什麼時候編的，很可能較晚，蒙文譯本的底本很可能是清初以前的一部現已失傳的小說。俄國出版的小說體《西廂記》譯本也不知中文原著為何物。專家們都未見過此類書。如果把這樣一些早期的小說譯本與現存的版本作一番比較，會發現一些有趣的情況。
我一直在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工作。從60年代起，我所開始編寫《世界文學史》（共出版了8本)，現在中國正在翻譯，將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我們寫世界文學史與西方的寫法不同，我們把世界分成幾個文化區、如西歐文化區、東歐文化區、遠東文化區、印度及東南亞文化區等等。除了寫各個文化區內各民族的文學外，每個文化區還有導言，綜論該文化區的文學全貌，探討其發展規律。如我執筆寫了第四冊關於17世紀遠東文學的一章的導言，專門談了這個時期遠東文學發展的規律和特點及該文化區內的文學關係。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今年70歲了，研究中國文化一晃也已五十年。我的研究範圍較寬，但與浩瀚的中國文化相比，還只是個邊角。我只研究了中國民間文學、古典小說以及其他俗文學與年畫，從來沒有研究過作為中國文學正宗的古典詩詞和散文，現當代文學也只是略有涉獵而已。我的旨趣在於用俄羅斯文學理論研究中國文學，尤其是民間文學、通俗小說、戲曲和俗文學。我的老師阿列克謝耶夫院士早就提倡對中國文學作綜合性的研究，所以我研究小說也注意相關的民間傳說，注意說書，注意年畫，研究小說與民間文學的關係也注意中國少數民族流行的有關作品。如研究《西遊記》與民間傳說，就考察了達斡爾、索倫、彝族、白族等少數民族的傳說。
作民間文學研究我常運用民間文學比較法，因為通過比較研究可以解釋很多傳說、故事的情節特點。如研究回族民間故事情節時，我把每個故事的表述文字分成若干小段（這種小段並不完全等同於母題），把每個小段與其他民族（不只限於中國各族，還包括朝鮮、日本、越南、西伯利亞及中亞和歐洲各族）同類型的民間故事作比較研究，這樣就可以看出一個民族此一故事的民族特色，也顯現出中國民間文學與世界其他民族民間文學共同的情節或母題。當然，也要注意外國來的故事情節。早在19世紀中葉，歐洲學者就研究了印度故事如何傳到西方，但未注意到這些故事也傳到了中國、朝鮮、日本，所以70年代我寫了一篇長文，專門談印度故事在遠東流傳的情況。現在這篇文章的中譯文也收入了本書。
阿列克謝耶夫曾經說過：中國文學是世界文學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在研究中國文學時常常注意其他文學的類似現象。這與中國現時流行的比較文學不完全相同，我不是拿一個中國作品與另一部外國作品比較，而是探討文學發展每個階段類型的發展規律。本書列入了我70年代寫的一篇長文，專門談東方、西方中世紀文學類型的問題。
總起來，我的研究主要包括四個部分：1．中國各族民間文學（神話、傳說、民間故事、評話）；2．中國古典小說及其與民間文學的關係；3．中國古典小說及其他通俗文學版本目錄；4．中國年畫。但我注意的中心始終在民間文學，所以，在研究小說或俗文學作品時，我特別注意它們與其他民間文學的關係，注意引進民間文學的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