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高校駐京辦潛伏京城2010年初，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和規範各地政府駐北京辦事機構管理的意見》，縣級以下駐京辦被紛紛裁撤，民心為之一快。然而，出乎普通百姓意料的是，作為教書育人機構的外地高等學府，在北京也設有各種名目的“駐京辦”。
對潛伏京城的諸多“駐京辦”展開調查，發現這些機構表面上都是以接待、研究、培訓、招生為名目，但也有大學任職的學者指出，大學駐京辦最重要的任務還是在北京爭項目，其“跑部錢進”的功能，一點也不亞於各地政府。
現狀
眾多高校“駐京辦”潛伏京城
2009年10月，位於江西的南昌大學捲入了一起“博士門”事件，當時有網帖爆料稱，南昌大學在當年的博士研究生招生錄取工作中存在黑箱操作，該校黨委（校長）辦公室副主任兼駐京辦主任郭航等學校部分中層行政幹部以高分考取了博士，帖子還稱，郭航坐鎮北京，整天迎來送往，觥籌交錯，十分繁忙。其後，南昌大學發表正式聲明，稱當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符合程式，匿名發帖人在發此帖前，曾寫過匿名信到教育部，之後教育部派人到南昌大學進行調查，調查結果認為匿名舉報信內容與事實不符。
南昌大學的“博士門”事件就此平息，但是大學設立駐京辦的事實卻納入了公眾視野。
無獨有偶，一個多月後，湖北的武漢大學又發生了“貪腐門”，媒體爆出，以經濟問題被捕的武漢大學後勤保障部部長江建勤曾擔任學校駐京辦主任。高校駐京辦再次成為人們議論的話題。
到底有多少高校在北京設立了駐京辦事處，僅僅用搜尋引擎搜尋“大學駐京辦”，就能發現各地大學在北京設立的辦事處比比皆是， 瀋陽師範大學駐京辦事處、重慶郵電大學駐京辦事處、西南交通大學駐京辦事處、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駐京辦事處……
從一些外地高校的駐京辦，了解到這些機構大多租住在北京的一些中高檔社區內，工作人員幾個人到十幾個人不等，駐京辦對外很少掛牌，對外人尤其是媒體比較戒備，名義上主要負責學校在北京的接待、外聯、招生、培訓等工作，一般是學校後勤部門的一個處長兼任駐京辦主任，人員活動經費由學校承擔。
三大職責
駐京辦相當於“橋頭堡”有三大職責
湖南大學駐京辦位於翠微路頤源居的三號樓2602室，就其接待規模來說，相當於一個招待所——860平方米的五套客房、38個床位。原湖大駐京辦主任李建成在此工作了5年，2010年4月剛剛被調回學校。 在任內，李建成在湖大新聞網上詳細談論了高校駐京辦的職責和工作特點。
李建成把高校駐京辦比喻成“橋頭堡”，稱高校駐京辦有三大職責， 其一：捕獲信息，鼎力辦事；其二是嚴格管理，優質接待；其三是搭橋引線，擴展聯絡。
對於捕獲信息，鼎力辦事，李建成說，北京區域之大，部委、企業、機關之多，意味著擁有大量的信息源。機會絕不容錯過。“堡”里人以敏銳的“嗅”覺，善於在廣泛的聯絡過程中發現信息，記錄信息，然後或以書面材料形式，或順便口頭匯報，比如獲知教育部有意向在部與部之間和學校搞部部共建的信息後，馬上寫建議，得到領導認可。這樣的例子很多。總之是由信息而建議而反饋給學校，供領導決策參考。另外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在辦事過程中協調了一些關係，或者把學校推介出去，特別是吸引一些關鍵性人物做一些有利學校發展的事情。
對於嚴格管理，優質接待，李建成認為，學校要求校內人員出差除有會議安排的之外，基本上都要住在這裡，因此駐京辦要想來京人之所想，急來京人之所急，硬體儘量配備得舒適、周到，並且特別注意細節。像窗簾啊，拖鞋啊，開水啊，房間洗漱用品五件套啊，早餐品種啊，儘可能服務到位。另外對用車、借調人員，等等，都有相應比較合理的規定。
對於搭橋引線，擴展聯絡，李建成把這個分為兩個對象——在京校友和橫向關係。他說，分布在北京工作的湖南大學畢業生約計上萬人，重視發揮這些校友的作用是“堡”里人特別考慮的問題。另外，在京還有不少高校同類機構，通過各種渠道，加強橫向合作，重點是在職能上、工作上能夠吸取一些好的做法，藉以推進駐京辦工作。
業內揭秘
高校駐京辦 越來越隱蔽
北京唯一一家專門橫向聯繫各種駐京辦事處的《駐京資訊》報社社長李罡表示，高校駐京辦與政府駐京辦有很大區別，職能相對單一，而且近年來，高校駐京辦幾乎全部企業化註冊，越來越隱蔽，因此底數隻剩下工商部門能夠摸清。
北京大大小小的各類駐京辦有6萬多個，各地方政府的駐京辦事處只是一小部分，另外絕大多數駐京辦是各地的企業、事業單位在北京設立的辦事機構——大學設立的駐京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李罡介紹，雖然大學設立駐京辦並不是《駐京資訊》關注的重點，但他們與其中不少高校的駐京辦也有聯繫。“大學駐京辦並不是剛剛設立的新事物，很多學校在北京一直有辦事處，只不過過去這些高校駐京辦屬於事業單位，需要在市發改委註冊，現在這些駐京辦都改成了企業身份，一般都在市工商局註冊，因此到底有多少高校駐京辦，只有工商部門說得清楚。”李罡說。
在李罡看來，大學在北京的駐京辦的角色與政府駐京辦很不一樣，政府部門的駐京辦主任大多數是同級政府的副秘書長兼任，而高校駐京辦主任則是校行政後勤部門的一個處長兼任。
在工作職能上，兩者也有很大不同，政府駐京辦要負責的工作方方面面，大到聯絡上級對口單位，爭取項目資金，小到服務來京辦事領導，安排在京生活，甚至需要配合當地公安攔截上訪人員，維護當地穩定。相比之下，高校駐京辦的職能則相對單一。從李罡的接觸中，高校駐京辦更接近於企業駐京辦，只是負責本單位的外聯事務，業務相對單一，包括負責招生、學生就業，聯絡在京的各方面校友，接待學校領導和教職員工出差等等，當然，也包括運用一些關係，申請項目經費。
專家觀點
高校駐京辦源於高校官本位弊端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上海交通大學編審熊丙奇告訴記者，身在高校任職，他近年來也接觸了不少高校駐北京的辦事機構。在他看來，大學有駐京辦，在高校，尤其是985高校、211高校之內非常普遍。
他認為，首先，今天的大學，也比照政府有著行政級別，且往往比很多地市級政府位置更高，985高校的書記、校長往往是副部長級，211高校的書記、校長則是正廳級，而一所大學校內，處級官員也並不比一個地市少。其次，大學的“跑部錢進”行為，一點也不亞於各地政府，比如，申報重要學科、博士點，評審院士、長江學者、國家教學名師；申報國家科技進步獎、精品課程等等。這些不但關係到政府部門的投入，還涉及學校的辦學政績與榮譽，因此客觀上需要駐京辦來承攬。
“我國教育撥款分散掌握在國家教育部、財政部、發改委、科技部等部門，而撥款的主要方式是項目制，即申報項目，審批通過立項後撥款。這種撥款制度，必然讓學校眼睛朝上，努力公關，以期建立與掌握財權的部門的良好關係。”熊丙奇說。更重要的是，985高校與211高校的校領導任命，主要來自教育主管部門。因此種種，學校設立駐京辦，對口聯繫教育部門，對及時理解上級部門的指示，以及匯報辦學成果，有很重要的作用。
熊丙奇認為，作為教學和學術研究機構，應當回歸教育與學術本位。其核心是改變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平衡教育權力、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實行以學者的自我管理、民主管理為特徵的學術本位的管理，克服高校行政化、官本位的弊端。只有如此，才能消除高校駐京辦的不良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