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手段
高校克隆生最“低級”的冒名頂替
2007年7月，名叫張陽的信陽籍男生被河南西南部一所二類本科院校錄取。9月，2007級新生開學的時候，張陽並未來該校報到。
張陽的“缺額”信息，通過該校內部人員隱蔽的傳遞、運作，化成一個匪夷所思的現實：10月，2007級新生報到就緒、軍訓結束後，一名自稱“張陽”的冒名頂替者出現在學校里。
每年，該校新生報到結束後，總有假張陽這樣的學生到來，時間持續到年底甚至來年的第二學期。
“凡是這樣的學生，都是有關領導們領著來的。領導跟輔導員說得也很清楚：‘這是假學生，多照顧，有事提前打招呼’。”“張陽”所在院系的學生工作負責人高明告訴記者。
高明介紹，假張陽的所有入學手續都由學校內部人操辦，當他出現在院系的輔導員面前時，已是無足輕重的最後一關。
入學後“張陽”很快融入活潑、熱情的同學群里，社交表現與其他學生並無二致。唯一明顯的區別，就是成績差，與其他冒名頂替者一樣，老是雷打不動地排年級倒數。
自己真實的姓名，“張陽”極少與人提及，高明也心照不宣。甚至到“張陽”三年後被清退之時，高明仍不知道他真實姓名。
這種造假的方法是很拙劣的。
一旦被頂替的學生重新考上大學，根據現在教育部的清查辦法，姓名、身份證號碼重合的問題肯定會暴露，造成冒名者的學籍無法註冊，也面臨被清退的危險。
而“羅彩霞事件”的曝光，正是這種風險的體現。“假張陽們”多來自於二三類本科院校、特別是民辦高校、二級學院。由於近些年的財務方面的壓力，刻意放鬆對招生工作的管理，以致造假頻繁。
2010年5月，《中國青年報》披露了商丘科技職業學院主動招收假學生的事例。
自建校以來，這所民辦學院每年都有大批被錄取但沒來報到的學生。迫於財務壓力，校方主動聯繫考分不夠的學生，讓其頂替不來報到的學生入學。
據南都記者的調查，“假張陽”的炮製方法，可說是技術含量最低的一種。還有兩種炮製方法，更為隱蔽、安全。
炮製“安全”的假學生
調查顯示，第二種炮製假學生的辦法，即考生之間購買錄取者相關資料。
頂替者全套買下被頂替者的錄取通知書、身份證、戶籍、學籍等資料，被頂替者則將戶籍、身份證等資料重新辦理，變成另外一個人，來年再考。
當年高三同屆的同學中，有一名與他同姓的人考上了這所學校，但是這名學生不願意去就讀。於是，在班主任牽線下，吳浩買下了這名同學的錄取通知書、身份證、戶口、學籍等。
以後，吳浩就改換成這名同學的名字，吳浩的家人也幫該同學重新辦理了一個戶口，該同學根據戶口重新辦理了一張身份證(與原身份證號碼不一樣)。雖然該同學沒有改名字，但已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第二年，該同學考上了河南另外一所大學。吳浩一直沒有和他見過面。
高明的系裡有名女學生，在很多公開場合稱自己是冒名頂替的假學生，她的新生登記表中，“曾用名”一欄里也赫然填寫著自己的真名；還有一名女學生，與高考准考證上的照片明顯不符，她去申請助學貸款，申請書要求家長簽字，她表現得非常緊張，因為在學籍檔案中，她的“父母”，並非她的父母。
第一名女生頂替了新疆的一名學生，第二名女生頂替了他們高中同班的一名學生。同樣，被頂替者也是更換了戶籍資料。
商丘市一名精於此道的專業人士介紹：買到通知書的學生，不但要付錢給買家，也要打點大學招辦、輔導員等；再者，雖然高中時的一套檔案(普通高中畢業生登記表、團組織關係、體檢表等)可以通過高中老師造假，但是身份證、高考報名表、准考證等證件上的照片與本人均不對照。
這種方式(買現成的通知書)成本大、風險高，所以，做不大，無法形成產業。做假學生生意的人，一般不用這種方法。
第三種方法，即學生造假的產業化狀態：
賣方不是真實的被錄取的學生，而是手握完整的大學錄取資料的專業造假人士。
“產業化”炮製程式：
高考前，專業人士會通過派出所戶籍警的關係，辦出大批虛假戶口，稱其為“虛假戶口”，其實也是真的，因為在
公安部門的戶籍系統有註冊。專業人士出手大方，假戶口一辦就不少於10個。
這種虛假的“真”戶口上的人名，一般都是很常見的張王李趙之類的姓，這樣好賣，因為很多人尤其是男生一般不願意改姓。
然後，專業人士通過學校的關係找來替考的“槍手”。“槍手”根據假戶口辦出臨時身份證，再以臨時身份證在當地報名高考。
在高考報名前，專業人士也通過高中的關係，辦理好了所需學籍。
替考學生考完試、錄取、拿到通知書後，專業人士給他們報酬(一般之前就付有定金)。2萬-4萬元不等，像商丘師院這樣國家第二類本科院校，一般是3萬元。
拿到報酬後，替考學生的使命也就結束了，臨時身份證的使命也結束了，因為臨時身份證的有效期僅有3個月。
這樣，專業人士們拿著一整套東西：高校錄取通知書、戶口、學籍，待價而沽。
“商丘師院的通知書，前兩年賣到6萬左右，去年開始風聲緊了，要8萬以上。”上述專業人士介紹。
買家買了，就用這個假人的名字去上學，通過假戶口，再辦出一個二代身份證。這樣，假學生的身份證、高中的學籍檔案等都是真的。
產業化造假鏈條
高校克隆生第三種方法已形成一個完整的鏈條，滲透到大學生、高中生、高中老師、大學老師、派出所戶籍警等各個環節。當然，這需要中間人協調聯絡。中間人即是專業造假人士，他向鏈條各環節輸送利益，當然最終他的獲利更多。
雖然第二種造假已經涉及到上述鏈條環節，尤其是戶籍管理上的。但是，第三種造假手段更為巧妙，套用更為普遍，真正實現了大批量生產的“產業化”。
一個名叫王永義的商丘永城人很快成為專業造假領域的“佼佼”者。這個生於1985年的年輕人，2007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中國地質大學。剛成大一新生，他就想嘗試造假學生。
2007年10月，王永義找到商丘市永城實驗高中的老師丁祖軍，丁祖軍又拉上同在教育系統的李力。李力為二人介紹商丘市夏邑縣駱集鄉派出所所長史為民，王、丁二人向史為民說明想辦幾個假戶口，在2008年高考時找幾個在校生參加考試，然後賣掉通知書牟利。
史為民安排駱集鄉派出所戶籍警劉曉東辦理了名為趙耀、劉穎、李松的三個假戶口。
2008年高考前，王永義談好了中國地質大學的三名在校生替考，又通過丁祖軍找到了夏邑縣三高高三班班主任蔣華濤，用劉曉東所辦的上述三個假戶口在蔣華濤的班裡報名，蔣華濤收取了王永義的好處費。
有了三個假戶口，王永義還不滿足。臨近08年高考前，王永義又通過夏邑縣重點高中一位韓姓老師的幫忙，辦理了一個名叫“李浩”的假戶口。之後，又通過夏邑縣三高的李留松幫忙，在夏邑縣三高高艷梅任班主任的高三九班安排中國地質大學在校生冒名參加高考。
師生們互為利用。有其他“專業人士”通過丁祖軍找在校大學生冒名高考，丁祖軍就找到王永義，王永義遂又找了三個槍手。
“找槍手替考是成本支出最大的一個環節。槍手現在越來越搶手，行情看漲。王永義是大學生，找自己的同學替考很方便。”上述商丘專業造假人士告訴記者。
往年，高二的許多優秀學生早就被人預訂完了，有些專業造假者不得不找大一新生。據商丘師院內部人士介紹，往年6月高考的三天，商丘師院禁止大一學生外出，以防給人替考。
“可是09年高考前，商丘師院一個系的08級新生中成績好的學生，還是被預訂滿了。”該內部人士說。
一切操作成功以後，“初出茅廬”的王永義卻在最後環節“功虧一簣”。
2008年7月，在許昌聯繫買家的王永義被人告發，7月31日被許昌市公安局刑拘。王永義遂交代了上述情節。2009年2月，王永義、丁祖軍、蔣華濤、李力、史為民均被判處招收學生徇私舞弊罪，戶籍警劉曉東被判處濫用職權罪，除王永義判一緩一外，其餘人免於刑事處罰。
“這孩子還是太嫩了，對買主也是需要細心考察的。”上述商丘市專業造假人士對記者表示。
經這位專業人士炮製的幾十名假學生，有在校就讀的，也有已畢業的，目前沒有在任何環節出現過差錯。
“在商丘，這樣的假學生(第三種辦法造假)才是主要的，占假學生總數80%以上！”專業人士說。
然而該專業人士也承認：“假的畢竟是假的，只要查都會暴露出來！”
他介紹，買家購買全套錄取資料後，就冒用資料上的名字去上學，通過假戶口，再辦出一個二代身份證。這樣，假學生的身份證、高中的一套檔案等都是真的。可是，高考報名和假學生不是一個人，那么報名信息採集時的資料(高考報名表、准考證等)仍然無法做實。
即使不採用核對高考報名照片的辦法，高校也有許多例行新生複查措施：
比如，在不打招呼的情況下，突然把入學新生召集起來，讓其將高考作文重寫一遍。高考作文是裝入學生檔案中的，高校掌握有，可以與之比對。
再如，讓新生反覆填寫登記表，寫身份證號碼、家庭住址、詳細的履歷等等，逐次比照，看有沒有差錯。假的東西，往往不容易記牢固。
只要認真起來，即使在院系這一層面，任何一個假學生都能查出來。
清查難點
高校克隆生清查風暴也無法徹查
“羅彩霞事件”引爆了國內高校一場清查風暴。2009年6月，教育部高校學生司發出《關於核實普通高等學校重名重身份證號在校生學籍的通知》，清查高校冒名頂替假學生的風暴來臨了，要求對同姓名同身份證號的在校本專科學生學籍進行排查。
假學生泛濫成災的二、三類本科高校，包括民辦高校和二級學院，自然成為了這場清洗風暴的中心。
2009年底，如其他高校一樣，“張陽”所在的高校將在校學生高考報名時的照片張貼在寢室內和院系辦公樓內的走廊里，隨時接受舉報。
“通過各種信息的比對，每名輔導員對假學生情況是很了解的。其實到這個時候(09年底)，即使假學生隱瞞自己的身份，通過照片的比對，同學們也能知道個大概。對於自己的命運，假學生自己內心也多少有些準備。”高明說。
據悉，每所高校的學生處或教務處，都有專職負責管理學籍的人員，他們可以登錄教育部內部網路，核查比對該校錄取學生的信息。
“通過錄取信息的搜尋比對，這10名學生中被確定與其他在校學生的信息重合，尤其是身份證號碼重合。學校再將其檔案資料反覆核實比對，確定他們是冒名頂替的假學生。”高明告訴記者。
顯然，真張陽已經在另一所大學就讀了，假“張陽”卻對此一無所知。“張陽”及其同系的10名假學生於是遭遇了文首所寫的尷尬。
在假身份被揭穿後，大多數假學生都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反應平靜。“張陽”的家長最終沒有找好“關係”，他與10名學生中大部分人寫了退學申請，辦完退學手續後離校了。
“羅彩霞事件”帶來的另一變化是，教育部要求，從2009年起，對同姓名同身份證號的學生，經核實後方可進行學籍註冊。
“即使不清退，這些與他人身份證號重合的學生也無法註冊學籍。”高明告訴記者。“但即使在這10個學生里，還是有幾個學生憑藉關係硬，(退學的事情)到現在一直拖著。”高明告訴記者。
據高明介紹，他的學校有在校生3萬多人，今年6月被清退假學生的人數達300人以上。
清查風暴讓假學生泛濫成災的商丘高校戰戰兢兢。
商丘唯一一所國家二類本科院校———商丘師範學院(下稱商丘師院)同樣也是問題重重。今年初，商丘師院召開院系負責人會議，與會領導稱，教育部通知商丘師院存在假學生嫌疑的(即身份證號碼與他人重合的)至少有25個。
“領導隨後解釋說，經過核查，大部分因為公安部門辦理身份證時技術不過關，出現了重複。真正核查屬實的有6人，6人中，2人中途退學；2人的畢業證因為種種原因還沒有拿到，還在學校壓著；另外2人被取消了學籍。”商丘師院的內部人士告訴記者。
“商丘師院的假學生肯定不止這么多！”這位內部人士告訴記者。顯然，教育部的清查只能對第一種方法炮製出的假學生起到效果。
2009年底，高明被要求向校學生處提交一份報告，詳細說明本院系假學生的情況。
系裡與高考報名照片不符的學生有30多人，高明全部上報了。包括“張陽”在內，還有包括前文提到的兩名冒名頂替的女學生(第二種方法炮製的)。
2010年5月，校方向各院系下達了清除假學生的通知，高明管轄的院系中，被要求清退的僅有上述的10名學生，並沒有這兩名女生。顯然，只要學校方面不追究，一個系有20多人漏網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
窘境與反思
教育部的清查風暴有了相應成效，但對於更為隱蔽的假學生，恐非行政體制下的一次行動所能肅清的。清退之後，仍留有遺禍，且對於一條已經成熟完善的造假產業鏈而言，其源頭尚未切斷。
據知情人士透露，上文所述被《中國青年報》報導的商丘科技職業學院，因假學生問題暴露，該校的升本計畫被無限期地取消了。
前文提到的一所商丘民辦本科院校2007級三名假學生向記者透露，他們雖然還在大三，但因商丘科技職業學院的事被揭發，學校已通知要將他們“提前畢業”，與06級的學生一起離校。這三名學生分別來自兩個系。
“提前畢業”是一個清退的藉口。
“這三名學生被查出來與別人同名同身份證號碼。學校主動招人家進來，現在又清退人家，害怕被告狀，所以改口叫‘提前畢業’。”知情人士說。
截至記者發稿，這三名學生尚沒有拿到所謂的“畢業證”。
大四年級的假學生如何清退？據記者了解，該校也沒有拿出具體辦法。但是，目前該校大四的全體學生都沒有拿到畢業證。按照學校的常規，每年6月中旬，畢業生該畢業離校了。
“大四這一屆被查出來的假學生較多，核查清退進度慢，自然也殃及了真學生。”知情人士說。
目前的窘境，足令高校的決策者們深思。
然而，消滅、杜絕更為隱蔽的假學生炮製行為，恐非教育系統力所能及。
“控制假學生的源頭在於控制戶籍，這是唯一的辦法。”上述商丘專業造假人士告訴記者。他說，假學生現在確實不好做了，因為戶籍控制得很嚴。
“落實力度很強。戶籍警現在得把戶口上的人一個個落實，老人小孩兒一個不放過。”上述商丘專業造假人士告訴記者。
2009年以後，即使臨時身份證上的照片信息也會被公安廳採集。而且，公安局內部的戶籍信息上必須有照片，要求與身份證上的照片一致。
上述專業人士說：“商丘每年都要處理一批戶籍警。我去年找原來的關係去辦，都不敢辦了。今年更是如此。” (文中部分當事人為化名)
克隆3級跳
“克隆”大學生3級跳
初級版直接通過關係冒名頂替，一旦被冒名者重新考上大學，姓名身份等信息重合容易暴露，是大學生“克隆術”中最初級的。
升級版全套購買被頂替者的資料，為被頂替者重新辦理戶口，更換身份資料。“缺點”是成本大、風險高，做不大。
產業化通過戶籍警辦出大批虛假人名的真戶口，然後僱傭替考槍手用戶口上的名字參加高考，之後拿著高校錄取通知書、戶口、學籍等一整套東西，待價而沽。有專業人士稱如此“克隆”出的大學生至今都很安全。
禁絕方法
禁絕高校“克隆生”應當“硬執行”
“羅彩霞”案發生之後，“高考公平”長時間內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點。2009年以來，類似的“羅彩霞事件”屢屢曝出，教育部於當年下半年起在全國範圍內清查高校冒名頂替假學生，部分高校存在類似“羅彩霞”的“克隆”大學生並不鮮見。
類似羅彩霞案中，直接通過關係冒名頂替的“克隆”手段已是低級方式。作為升級版，通過全套購買被頂替者的資料，為被頂替者重新辦理戶口，更換身份資料都顯得有些過時，產業化地批量製造高校“克隆生”在一些地區已經見怪不怪。
中宜教育國內考試研究中心教研組組長戴斌認為，目前高校的“招生權力”過大，是一個隱患。對於多數人來說，高考錄取向外公布的信息太少，除了被動的被告知結果以外，沒有更多合法的渠道可以了解到更多情況。在信息的缺失之下，高考錄取的有些環節已經成了一個“黑箱”。
回顧羅彩霞案件，教育部曾明令規定，“錄取通知書不得通過個人或中介轉遞”“高等學校在新生入學後要加強對考生的資格複查”。然而，在權力和關係面前，這些“硬規定”卻形同虛設。中南大學法學院教授余衛明分析，阻斷高校“克隆生”製造鏈條，缺的不是各種規定，而是實實在在的“硬執行”。需要注意的是，在一系列冒名頂替案中，多數涉案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往往只是受到行政或黨紀處分，鮮有涉案人員被處刑事處罰。另外，對受害人的民事賠償往往過低。
戴斌等多位專家建議，對在招生過程中破壞招生秩序的高校或高級中等教育學校，要依據相關法規，視情節分別給予處理；明確招生審查工作的第一責任人，並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在錄取通知書上印上考生照片，培養公眾的鑑別力；弱化招生單位核心權力，用“集體招生”制度杜絕“個人招生”的隨意性。
一些教育專家建議，是否可以考慮建一個全國聯網的招生核查系統，高校也應進行必要的入校比對核查工作，共同提高冒名頂替的難度和風險係數，以徹底遏制類似現象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