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8歲任立達國民學校教員，21歲時為校長。25歲考入上海正風文學院，27歲考入北平研究院為國學研究生，29歲因病回鄉為通訊研究生，並任國小校長。33歲應陳樹人之邀任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辦事員、科員、立法院秘書，1937年隨立法院入川。1946年回南京後，曾兼任朝陽文學院和建國法商學院教授。建國後，歷任南京工專上海分校、 華東專科交通學校教員、華東水利學院圖書館職員，1958年因病退職。1963年經章士釗引薦，被聘為江蘇省文史館館員。在文史哲、詩詞、書法的研究和創作方面，成果卓著。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證》、《<劉夢得集>校錄》、《劉賓客辨易九流疏記》、《高二適書法選集》等。
高二適 草書杜甫秋興(八首)出身塾師家庭。幼入塾，隨就讀東台國小，14歲以全縣第一名成績畢業。時臨習晉、唐楷字，通讀《古詩源》。繼入揚州中學，因家貧輟學返鄉，執教於家鄉立達國民學校，不久任校長。民國17年（1928）考入上海正風文學院。次年考入北平研究院國學門為研究生，2年後因病回鄉，繼 為通訊研究生兼立達學校校長。民國23年，其詩作為國民政府河北電信管理局總工程師陳樹人賞識，被陳舉薦至南京，任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科員，與社會名流章士釗、于右任、胡漢民、柳詒徵等結識，與章訂忘年交，自始研易學。“七七”事變後，轉任立法院秘書，隨遷重慶，公暇致力詩學，臨習《黃初碑》、《龍藏寺碑》。民國33年始，先後兼任重慶朝陽文學院、南京建國法商學院教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高二適先後在上海、南京數所中、專學校任語文教員。1953年調華東水利學院工作，協助該學院教授陳肇經編寫《中國水利史》。次年始精研章草，搜尋《急就章》各類版本，排比審核，矯誤正源，撰文著述，歷時十載。1963年被聘為江蘇省文史館館員。平生治經史、詩學。他校勘宋王令《廣陵先生集》、《世說新語》、《劉賓客文集》、《柳河東集》等。詩學著力於唐代杜（甫）、韓（愈）、劉（禹錫）、柳（宗元）和宋代江西學派，詩作寄興高遠，風骨瘦硬。
1920年任立達國民學校教員，21歲時為校長。25歲考入上海正風文學院，27歲考入北平研究院為國學研究生，29歲因病回鄉為通訊研究生，並任國小校長。
高二適 草書杜甫秋興(八首)1935年33歲應陳樹人之邀任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辦事員、科員、立法院秘書。
1937年隨立法院入川。
1946年兼任朝陽文學院和建國法商學院教授。
建國後，歷任南京工專上海分校、華東專科交通學校教員、華東水利學院圖書館職員。
1958年因病退職。
1963年經章士釗引薦，被聘為江蘇省文史館館員。
1965年參與“蘭亭”論辯，《蘭亭序的真偽駁議》和《蘭亭序真偽之再駁議》等文影響極大。
1977年3月，高二適在南京病逝。
主要作品
1977年3月15日，高二適在南京病逝，享年74歲。著有《柳子厚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論書後題》、《跋劉賓客天論》（以上收錄於章士釗《柳文指要》）、《劉賓客辨易九六疏記》、《劉夢得集校錄》、《蘭亭序的真偽駁議》等。出版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證》、《高二適書法選集》、《二十世紀書法精典·高二適卷》。1978年，在南京舉辦《高二適墨跡展覽》。
創作特色
高二適亦善書法，尤擅草書。50歲後取《急就章》及宋克補本研習，氣韻漸淳。為變古出新，又參以漢隸《楊淮表記》、《西狹頌》，楷書《賀捷表》、《黃庭經》，行書《溫泉銘》、《李貞武碑》和王羲之、張旭、楊凝式、宋克等人草書。65歲後，諸體貫通，草書突破前人窠臼，自創一格。他將章草嚴謹、今草典雅、狂草飛動融為一爐，形成“開章亦今亦狂”的獨特風貌。他擅用狼毫作書，使轉頓挫隨心而運，寓柔而剛，勁健綽約；結體章、今互用，縱橫開闔，曲之中險夷相生；布白一氣貫通，字行間輯讓有序，顧盼多姿，密處見凝重，疏處顯神韻。在書學上，他重視淵源法度，認為今草書體由章草省變而出，若草法出於章草，“則高古無失筆”。同時提倡“師古而能變”。1973年書《杜甫·秋興八首》，筆致古拙靈動，蒼勁灑脫，書卷氣息濃郁。
主要成就
高二適少承家學，一生潛心國學書藝研究，深造自得，獨學成者。早歲受知本鄉前輩戈以振、韓紫石。與趙香宋（熙），于右任多有知交，許為能詩、書法家。中歲師事章士釗，有半個世紀交往，為忘年交。章對高極愛之重之，贊其詩帖揮灑極工，頗類南宮名札，學問“寢饋功深”，“史實研究”“無漏洞可塞”，斯為“天下一高”。高二適詩出一生，直造精微，言必已出，曉暢唐之村韓劉柳、宋之江西詩派。比重為詩數千篇，留存有詩轍集三百餘首。其遺存書帖多有批註題跋，皆顛撲不破語，造詣極深，是遺世最寶貴財富之一。
高二適博精國學，曉暢周易，受約為章士釗《柳文摘要》擬定《柳子厚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論書後題》及《跋劉賓客天論》二文。章士釗為此有讚許詩句“獨慮天書讀難盡，高高猶自敞河源”。為人狷介自持，1965年在與郭沫若的蘭亭真偽論辨中，冒著可為“世人矢的，被人唾嗓”的風險，獨持異議、翼翼擬定《蘭亭序真偽駁議》文，援據堅確地指出，蘭亭序為真非偽。駁文立論精嚴，字字堅實，切中肯綮。此巍然碩書經章士釗推薦，毛主席助成，一月內二見報刊，海內外傳為佳話，特為世人所矚目。遺作《劉賓客集注》雖未能公表，章士釗稱此集與其《柳文摘要》將並戶列入中唐劉（禹錫）柳（子厚）大師講壇。
高二適有淵博的文史知識，精鑑賞，長期在文史館工作，博及群書，眼光很高，為書取法乎上，深造探求，他對自己的草書很自信，自認為天下第一，有多本書法集（含書評）出版問世。認為章草為今草之祖，習今草應從草錄（章草）隸篆入門，則筆法入古、脫俗。年逾五十，主攻章草，廣收歷代《急就章》傳本，考校本，及古殘簡碑貼位元組，排比正章、審核異同，撰寫《新定急就章及考證》一書，歷時十載，1964年校補定稿，1982年出版，使墜失一千六百餘年的章草免遭煙滅，國人驚動。在書法實踐上，他巧妙地將章草、今草、狂草熔於一爐，既有高古的品格，又有奔騰跌宕之氣勢，尤以線條的勁幢、結字的緊密見長。看他的草書，才真正感覺到那筆鋒在紙上奔突的力度。高二適學問素養極高，作品往往洋溢出濃郁的書卷氣。文章、書法極受林散之先生推重。
高二適一生與詩書同命，文如其人，於學問嚴謹中實，寧根固底，語不猶人，不馳鶩浮名；於事剛正不染，不依違兩可，坦蕩一生；於友襟期坦誠，良實忠純；於後學為嚴師益友，堪為一代宗師。
南京江浦（今浦口）求雨山以及江蘇泰州姜堰區均建有高二適紀念館。
人物評價
高二適斷乎是當今南京學者中的真正奇男子。學者而為奇男子，在學問精深之外，更需一種比學問還要難的品性，就是他在1965年和郭沫若那場筆墨官司而撰寫的著名文章《(蘭亭序)的真偽駁議》中所說的“吾素不樂隨人俯仰作計”。
書法作品這場筆墨官司已經過去近三十年了，這裡只需簡略介紹兩句就行了：郭沫若鑒於南京附近出土的東晉墓石拓片的書體與蘭亭序筆跡迥殊而斷定蘭亭序不是王羲之所寫，而高二適則舉出種種可靠事實，認為蘭亭序的確出於王羲之手筆。當時毛澤東支持打這場官司，認為“筆墨官司，有比無好”。不過後來在《蘭亭論辨》這本書的“出版說明”里卻說“這種爭論反映了唯物史同唯心史觀的鬥爭”。唯心論的帽子無疑是給高二適戴的。人們讚美高二適敢於憑真理和大人物打筆墨官司的非凡勇氣。
高二適雖然學富五車，卻決不憑此經營名利，他的老師章士釗1963年在香港《大公報》刊詩讚揚高二適的書法，序云：“願天下人知有獨學自成，不求人知之高二適其人”。這僅是對其書法而言，而書法之與高二適，實在是餘事而已。林散之作為高二適知友，在高二適去世後所立的碑上冠以“江南詩人”頭銜。高二適的詩於高古中寓慷慨氣質，學兼唐宋，尤致力於宋朝的江西派，他的古風如果混在江西諸子的詩集裡，也會顯得非常突出。然而詩人之與高二適，仍然也只是餘事罷了。稱高二適為學者，也終覺難盡其意。就以他為蘭亭序之真而力辯的宏文而言，所擷材料之富，所論道理之詳，實不是一般學者所能辦到的。他家藏數千卷書，沒有一本是做樣子裝門面的。長期在他身邊生活的小女兒可可對他父親的“勤”體會最深，她說：“父親的勤奮簡直沒法形容”。誠然，他學問之深也是沒法形容的。章士釗說：“二適近年猛進，多所發明。”學者而又有所發明的實為鳳毛麟角。他的發明往往是對大名家的否定，他就敢於否定懷素，否定康有為、沈寐叟、于右任。他做學問敢於臧否人物，在社會生活中也同樣愛憎分明。林散之曾把他比作阮籍，阮籍的青眼和白眼就是表現自己的愛和憎的，不過阮籍也有保身之道：“口不臧否人物”。這一點高二適卻是相反，心中有話，決不憋著不說。文革前夕，江蘇史學會組織史可法討論，其時論者多說史可法鎮壓農民起義有罪，而高二適獨贊其為抗清的民族英雄。其不合時宜如此。日常生活中他也極耿直，譬如甲對他說乙的壞話，高二適便問：“你這話和乙當面說過沒有?”甲自然說沒有。於是高二適說：“你要當面和乙說才是正理，你若不說，我代你說。”如此這般，直到可愛的地步了，真正算得絕無僅有。他女兒可可多次勸他：即使正確，也不要都說出來。他駁道：“不對，既是話，就該說出來，哪有把話擱在肚子裡的?”高二適 草書杜甫秋興(八首)
正因為如此，他非常自信，厭惡虛偽的自謙。某次全國書展，一位名畫家給高二適寫信，譽其書法為“全場之冠”，其時他正住院療病，他的女婿尹樹人持信去，他讀信一笑道：“我當然第一，何勞他這么說!”章士釗作《柳文指要》，高二適發現其中有不少失誤，遂摘出二百則，作《糾章二百則》，可可問他父親：“章先生是您老師，您怎么能編這樣一本小冊子呢?”他答道：“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所以他有一方閒章云：“草聖平生”，又曾在家藏佳帖上批云：“二適，右軍以後一人而已”。
高二適一生以詩書為性命，一日無書則不能生，文革中藏書悉數被抄家搜去，他驚怒交加，從此得了心臟病，其後多次寫信給章士釗，請他幫忙索還原書，曾表示：我在電視上見毛主席家擁有大量的書，我為什麼不能有書呢?
我之所以認為學者二字也不能窮盡高二適的整個靈魂的輪廓，正是因為他在一切方面(不僅僅是文藝)都追求真理。
高二適自號舒鳧老人，取舒展自如的意思，正是他一生所企求的無適而不可的境界，而自然規律，終不得長適其所適，以心臟病逝於南京，時為1977年春。他留下許多書稿，亟待後人整理，尹樹人和可可經常為此辛勞。忽一日，這對夫婦正坐在地上整理高二適堆積如山的資料，忽一張元書紙自尹樹人頭上落下，原來竟是高二適生前所書一個“勤”字。也許只是事出偶然，而勤者精神不死，且以之鼓勵後人，未必便屬迷信。
人物軼事
科舉制度的廢止，斷了讀書人傳統的仕途之路，卻逼使他們進行更多的人生選擇，可以學理，可以為文，可以習藝，善於經營者，當然還可以做官。在這種情況下，丁文江漂洋過海，求取新知，成了中國地質事業的奠基者。高二適沒有遇到龍研仙那樣的父母官，家庭條件也遠沒有丁文江那么好，但他據守海內，浸淫在傳統文化的汁液中，廣采博取，舞文弄墨，成了中國現當代一個著名學者、詩人和書法大家。三個名號當中，當屬書家最為卓著，關於高二適的藝術人生，自然由此展開。
草聖平生
高二適一生當中，最自信的就是自己的書法，他曾刻過一枚“草聖平生”的閒章，明確表達了這種自信。從今天的影響來看，“草聖平生”四字也許正可以代表他磊落真率的人生。
高二適原名錫璜，後改名二適，號暗庵、舒鳧、磨鐵道人。幾個名號，暗示了高二適的品性和人生態度。“二適”取“適吾所適”之意，“暗庵”、“道人”有隱者之喻，“舒鳧”就是要像翱翔於雲天的一隻飛鳥似的自在舒展，名利和官場顯然對高二適沒有什麼吸引力，他追求的是一種閒適自由的恬淡人生。由此看來，高二適的思想中，道家文化對他的影響似乎更深一些。以這種心性，生在20世紀的中國，談何容易。
高二適的父親是位塾師，辛亥革命後，做了本鄉國小校長。高二適少承家學，一生以詩書為命，刻苦自修，16歲考入揚州中學，因家中貧困，遂輟學回鄉教書，18歲時，即接任父親出任本鄉國小校長，此時即以文筆過人而為鄉里稱道。高二適生性耿介，平時言語不多，唯獨對作詩和寫字情有獨衷。詩歌當中，對唐代的杜、韓、劉、柳和宋代的江西詩派有較深研究。他15歲通讀《古詩源》，19歲始讀《杜詩鏡詮》，20餘歲起研習《山谷全集》，29歲起讀陳師道詩。書法方面，早年喜臨《明徵君碑》、《曹娥碑》、《蘭亭序》、《龍藏寺碑》及鍾、王書法，作品以行楷為主，中年尤好王獻之行草等。高二適的妻子是溱潼人，岳父是溱潼鎮乾泰昌百貨店老闆。就連攜妻兒老小來岳父家小住時，也往往一人坐在乾泰昌店堂櫃檯裡面看書，或者在乾泰昌小樓上臨池學書，真正到了筆不離手、詩不絕口的地步。高二適並不滿足作一個國小校長，他對學術和書法有更高的追求。25歲那年，他考入上海正風文學院，後又入北平研究院深造，廣求師友，研討學問。他與同鄉賢達韓紫石時有交往。他通過向上海《時報》投寄詩文，結識了同鄉名流戈公振。通過向《甲寅》雜誌投稿，與章士釗成了忘年交。高二適的孤詣奇才，還受到嶺派書畫大家陳樹人先生賞識。章、陳二人都是辛亥革命元老，章士釗早年和章太炎、黃興、蔡元培等人一起叱吒風雲，也使是非恩怨集於一身。他比高二適大整整23歲，生前特別嗜好書法，尤擅行楷和隸書，筆勢清雄醇正，氣息酣暢古雅，大有晉唐人蕭散雅逸的韻致。他與高二適“志同道合”，二人之間砥礪切磋，詩詞酬答，書翰往來，四十餘年從未間斷。陳樹人官至國民政府秘書長、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卻在1945年國民政府勝利還都的熱鬧時刻，毅然退出官場，以翰墨丹青終老其身，心胸和眼界非同一般。他給過高二適不少幫助。抗戰之前，經他介紹，高二適在華僑委員會做了一名文職小官，待到後來他離職時，還不忘將高二適介紹給立法院院長孫科。關愛體恤之切，可見一斑。
高二適不是那種只是為了吃飽肚子的人，“嗟來之食”他是不吃的。進入國民黨立法院之初，高二適和執事者約法三章：不入黨，不參加政治活動，不受訓。高二適此舉，可看到章士釗對他的影響。高二適一生當中，交遊甚廣，只有章士釗讓他服膺終生。章士釗自投身革命，民國建立前後的重大鬥爭，幾乎無役不與，後來，還曾在中國革命最困難的時期，資助過毛澤東兩萬塊現大洋。可是，這位孤桐（章士釗自號）先生卻拒絕加人同盟會，理由是入會誓詞中有效忠孫中山的言詞，有背於革命所追求的社會平等和人格自由的精神。獨立自由之心性正是高二適與章士釗等人的相通之處。
抗日戰爭爆發後，高二適先生不願做亡國奴，將家眷寄養於溱潼岳父家，隻身隨立法院西遷重慶，直到抗戰勝利後，1945年深秋，才重返故里，這一去竟達七、八年之久。高二適歸心似箭，回鄉途中，懷著對家鄉和親人的強烈思念，寫下了《溱潼道上聞子規》一詩：
出蜀希聞子規鳥，回鄉初見杜鵑花。一聲腸斷溱湖水，何事將歸不問家？
流離之苦，思鄉之情，令人感動淚下。
1949年解放前夕，作為國民黨立法院的資深文員，高二適並沒有跟著蔣介石跑到台灣去，從此也沒有再和政治有什麼瓜葛，他默默在文史和書法的園地里耕耘。這樣不知不覺間，時間就過去了十多年。到了1962年，也許是生活太過於清寂，也許是出於對亦師亦友的章士釗先生的想念，早就退休在家的高二適離家北游，來到北京，拜訪時任中央文史館館長的章士釗。師友情深，自然少不了一番長談。章士釗與高二適交往已久，深知高二適的道德文章，便有意邀請他到中央文史館工作。這讓高二適很是感動。但想到家累太重，高二適便婉拒了邀請。章士釗又力薦他進江蘇文史館，並賦詩一首送給高二適：
異同劉柳不需刪，童子隈牆作態頑。南海共識翁仲歿，東周誰見冶長鰥。誤書偶得思逾適，大草偷揮手更嫻。天下一高吾許汝，家門月旦重如山。
字裡行間，傾注了對高二適的相知讚許之情。“天下一高吾許汝”，對高二適草書的評價可謂高矣！
“高”則高矣，高二適雖然生性狂直，卻清高自守，不喜誇飾張揚，正所謂“屋裡酒香人不知”，已近花甲之年，除了幾個知己之外，了解他的人並不多。高二適“獨學自成，不求人知”，本來就無意於揚名，但在他進江蘇文史館不久發生的一件事，卻讓他從此名聲大噪。這便是1965年震動一時的“蘭亭論辨”。此時的中國，政治的天空中，已呈“風雨欲來風滿樓”之勢。高二適作為這場論辯的發起者和參與者，真讓人替他有種“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擔憂。高二適在這場論辯中體現出的道德的勇氣、學術的責任和質直的文風，就是今天，也是很多人身上所欠缺的。關於這些，下文還要詳細提及，姑且一筆帶過。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高二適的學術研究進入厚積薄發時期。他的書法研究著作《新定〈急就章〉及考證》問世。該書完稿之時，高二適欣然命筆：“赴速急就稱奇觚，鬼哭神驚運思初。隸草千年成絕業，而今捉筆有傳書。”該書存亡繼絕，探尋隸、草之演變，匡正前賢訛誤，填補了我國文字學和書法史的一段空白，無怪乎先生如此高興了。古典詩文研究方面，也有大成。高二適一生持之以恆於對杜甫、劉禹錫、柳宗元和南宋江西詩派的研究，他校讀《劉夢得集》，嘔心瀝血二十年，終有所成，61歲時開始編訂《〈劉夢得集〉校錄》一書。關於這本書，章士釗在1963年《柳文指要》一書定稿時，曾寄詩高二適提到過。詩曰：
冰冷東淘俊少年，重提退筆邁無前。中山集紀開新樣，火急河東二妙緣。
詩中所說“中山集紀”指的就是高二適所著《〈劉夢得集〉校錄》一書。在《柳文指要》中更是說道：“二適近年猛進，多所發明，吾忝長歲年，彌深企望。”意思是二適先生非同小可，對柳宗元、劉禹錫兩位文學大師的著述都能深入堂奧。可見章士釗先生對高二適的推崇。
高二適1971年，章士釗的《柳文指要》終於得以刊行，據說是當時學術界出版的惟一一部古典文學著作，好比茫茫沙漠中的一棵小樹，未免顯得有點突兀和孤寂，也因此成了“文革”時期一幅極具代表性的絕妙風景。耗費高二適二十年心血，被章士釗稱為“與其《柳文指要》將並戶列入中唐劉柳大師講壇”的《〈劉夢得集〉校錄》終究未能面世，雖讓人感到遺憾，但在那個文化荒漠的時代，這並不奇怪，也並不少見。所幸者，《柳文指要》中收錄了高二適的兩篇文章：一篇是《柳子厚與劉禹錫周易九六論書後題》，一篇是《跋劉賓客天論》。章士釗為此特意寫有“獨慮天書讀難盡，高高猶自敞河源”的讚許詩句。窺一斑而知全豹，只要細細閱讀一下，也可以體會得到高二適的學術品格和功底了。
高二適的學術研究不可謂不精深，他的詩“興托高遠，感情豐富”，不可謂不高妙。但研究再精深，畢竟屬於學術的範疇，感興趣的人終究有限；詩歌再高妙，畢竟已是新詩盛行的時代，新作的舊體詩已很難激起人們閱讀的欲望。在人們的心目中，當代“草聖”的位置無疑顯得更為重要和切實得多。
常言道：“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草聖”的名號與“學者”與“詩人”之間其實是根柢相連的。高二適在書法上的高深造詣，不僅得益於臨池之勤，更得益於他作為學者和詩人給他書法上帶來的文化涵養。一個人，字寫得再好，貼臨得再真，如果沒有自己的精神在裡面，終究只是個“書匠”，難以名家。高二適以學者之風、詩人之韻運如椽大筆，寫自己的文，作自己的詩，精神貫注其中，他的書法便不同於一般的書家了，而成了學者之書、詩人之書。文成書便成，詩罷書便罷，他的每一篇文、每一首詩，就是一幅絕佳的書法妙筆。
二適先生有詩道：“人言磨墨墨磨人，磨穿鐵硯始堪珍。”這樣的詩句，展現的是對一種生命狀態的永不放棄和執著追求。人磨墨，墨磨人，磨來磨去之間，也就是在修煉著自己的生命形象。再具體一點說，詩文陶冶了他的書法，書法磨礪了他的精神，就在這相互陶冶和磨礪之間，一個集學者、詩人、草聖為一身的大家卓然而出，閃亮登場。高二適先生一生追求人生的舒展和自由，晚年“磨鐵道人”的自號，為他舒展而自由的人生平添了一份韌性和堅實，尤見性格和精神。
1977年3月，高二適病逝於南京。生命的逝去並不意味素神的退場，就是肉體化成了灰，他那堅韌質直、清剛高潔的風格和精神依然在人們心中高揚。
章令草狂夙所諳
高二適在書法藝術的道路上經歷了一個長期艱苦探索的過程。他既重視傳統，又力求創新。多年來，他轉益多師，博涉諸家，沉潛涵泳，獨學自成，不求人知。由早年的《明徵君碑》、《曹娥碑》、《蘭亭序》、《龍藏寺碑》及鍾、王書法，到中年的王獻之行草等，再到50歲以後的專攻章草，並醉心於《急就章》的研究和考證。默默耕耘的身後，留下的是一道孜孜以求的藝術軌跡。
想要進入高二適的書法世界，章草是最好的入口。
章草作為隸書之捷、今草之源成熟於東漢。其名稱的由來一般認為起於史游的《急就章》。唐代泰州人張懷瓘在《書斷》中說：
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創之意，謂之草書”，“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連茹，上下牽連”，“章草即隸書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
張懷瓘的話，勾勒了章草的來龍去脈，並給章草的書寫特性給了定義。書寫章草的代表書家有史游、皇象、索靖等。代表作有史游《急就章》和張芝《八月帖》、《秋涼平善帖》等。張懷瓘認為，後世草書，即今草（小草），源於章草。《書斷》有言：
草書者，後漢張伯英所創。學崔（瑗）、杜（度）之法，變成今草。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其隔行……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者，起自張伯英，即此也。
章草字字獨立，長於橫向行間的呼應，今草則字間連屬，上下一氣，已經有了後世狂草書意的胚胎。
高二適力主“草出於章”，認為章草為今草之祖，習今草從章草隸篆入門，則筆法入古、脫俗。為此，他廣搜各種《急就章》注校考異本、近代出土的竹木殘簡以及碑帖字書，排比審核，矯正前人之誤。歷時10載，甘苦備嘗，終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證》問世。他還在1974年所作《題懷素<自敘帖>》詩中，提出了對學習草書的獨特見解，同時對唐代草書大家懷素的書法名作《自敘帖》進行了嚴厲地批評：
懷素自敘何足道，千年書人不識草。將渠懸之酒肆間，即恐醉僧亦不曉。我本主草出於章，張芝皇象皆典常。余之自信固如此，持之教汝休惶惶。
高二適主張草書應當出於章草，但懷素的狂草線條連綿纏繞，結構誇張變形，且多處打破草法常規，以至難以辨認，故而高老提出批評。 高二適在其它一些文章中更進一步指出：“懷素書雕疏，不得方筆圓勁之勢，此其所短也。”（《題懷素<瑞石帖>》）“寫此等大草，須當隨意轉、信手側，不宜故作欹傾姿態也。”（《題懷素<千字文>》）
高二適書法以章草為體勢，糅合大草、今草的筆意，熔章草、今草、狂草於一爐，所作師古而不泥古，攻“章”而不囿於“章”，筆力清勁秀拔，結體多變，流走自然，格調不凡。能嚴謹中見骨力，平實中見險峻，凝重處顯生動，驚矯縱橫，筆隨神馳，自具面貌；他的書法，氣力彌滿，意態夭矯，善於在行氣的縱勢中體現自我痛快淋漓的書藝風神。他 “赴速急就稱奇觚，鬼哭神驚運思初”的詩句，流露出他作書時“筆所未到氣已吐”的豪邁心態。在追求書法表現的痛快意識和審美上的“動態美”方面，高二適的實踐具有代表性。書家以“氣”作書，以“勢”攝篇。高二適的絕大多數作品是連綿草書，不少作品墨氣淋漓，體脈遒勁，有風檣陣馬之勢，具有很強的衝擊力和感染力。《答林散之送蟹》、《杜甫秋興八首》等都是幾近完美的代表之作。
高二適努力於向今草系統的“大草”中借鑑“氣勢”，把古人的字字獨立的章草轉換為類似於今草作品的連綿回護，增強了節奏和韻勢上的美感，屬於獨運匠心。索靖、皇象的勻整風儀，被張芝、懷素式的跌宕變化所取代，具有今草的骨脈，章草的意態，大草的風神。“體勢”上的參合，雖已不“古”，體現了對傳統的新理解、新運用，但畢竟不是“另起爐灶”的徹底“自我構建”。作為一個傳統型的學者書家，高先生正是屬於有傳統有根柢的出新。其實，中國淵源流長書法傳統正是這樣得以延續。所謂“入古出新”、“先與古人合，後與古人離”幾乎是傳統書法發展的不二法門。高二適書法創作在豐富審美式樣、拓寬創作領域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就藝術表現來說，其書意氣風發，爛漫天真，給人以美好的藝術享受。
1974年，已過古稀之年的高二適在自己的詩作《湖州鹿毫筆歌》中有云：“我茲潑墨滿江南，章令草狂夙所諳。”寫出了一代草聖傲岸不羈、狂放自負的浪漫情懷。狂歸狂，畢竟要有豐厚紮實的審美經驗為底蘊，要有深切厚實的技巧功力為基礎，要有光彩奪目的藝術成果來呈現，這樣的“狂”，才狂得紮實，狂得個性。否則，便屬“輕”狂了。
高二適的草書，尊為“第一”的不只章士釗一人。他的“狂”便狂得紮實，狂得自然，狂得有品格，有味道。
有骨骼的人
既然上面說到了“狂”，不妨接著說下去。
右為高二適中國歷史幾千年下來，流傳下來的“狂”人不少。遠的來說，春秋時楚人接輿算得上是“狂”，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算得上是“狂”，明代的大才子徐青藤算得上是“狂”，敢於反潮流的李卓吾算得上是“狂”……；到了近現代，狂放之士一點不必以前遜色，章太炎、辜鴻銘等人都“狂”得讓人心服口服。“狂”人之所以“狂”，在於不合常規，越出世俗，特立獨行。這樣的“狂人”，我們在驚奇之餘，常常感到可笑和滑稽。其實，可笑和滑稽不是“他們”，而是循規蹈矩的“我們”。中國讀書人受儒家“溫、良、恭、儉、讓”的影響太深，骨子裡缺鈣的人居多，大多是一副文弱、寒酸、迂闊的窩囊相，但凡能夠保留一點個性和獨立人格的，身上或多或少總會有一點狂狷的因子。連恪守中庸之道、素性矜持的孔老夫子都說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論語·子路第十三》）狂狷之士的個性要比一般人強，他們不是平面的人，而是立體的人；狂狷之士的骨頭要比一般人硬，他們不是趴著的人，而是立著的人。
說到骨頭，當代著名文學評論家王富仁在一篇《中國文化的骨骼》的文章中說過一段話:
一個民族,一個民族的文化,同一個人的肌體一樣,也是由各種不同的因素組成的。一個人有血有肉,但也要有骨骼。血肉是一個人的生命的存在形式,他使人豐滿健康,溫潤美麗;但是一個人若只有血和肉而沒有骨骼就成了一堆死肉,一灘污血了。骨骼不美,不豐滿艷麗,但整個軀體卻不能缺少它。人,有了這個骨架,才能直立行走,才能活動,才有力量,才是一個獨立的人,一個活的肌體。
中國文化史上所謂的狂狷之士，大多就是一些有著“豐滿艷麗”的骨骼的人。對於自謂“草聖平生”的高二適先生，我們完全可以這么說：他是一個骨骼嶙峋的人,一個有力量的人,一個獨立的人。
後世紀念
高二適紀念館泰州市姜堰區高二適紀念館坐落在江蘇蘇中三水匯聚的羅塘古鎮。這裡花木扶疏，曲水環抱，天光雲影，市井在望。高二適先生青銅塑像昂然聳立，堅毅挺拔。紀念館占地面積13000平方米，建築面積3500平方米。其青磚小瓦、黛頂粉牆、簡樸典雅、黑白分明的民居風格正是高二適先生非凡人格的寫照。
館內介紹
高二適紀念館位於江蘇泰州市姜堰區古田路1號，2001年第一期工程建成對外開放。紀念館坐南朝北，為四合院式民族建築，曲水環繞，花木扶疏，天光水影，市井相望。
天井內有高二適先生青銅塑像。 館內顯要地方設定有毛澤東、郭沫若、章士釗、沈尹默、林散之、陸儼少、劉海粟、賴少其、熊秉明、于右任、張大千、葉聖陶、陳大羽、石林、蔡鼎新、馮其庸、沈鵬、吳為山、周退密、王士襄、邵華澤、尉天池、趙緒成、鄭奇等名家的碑刻、匾額和楹聯。
主體孤桐堂展館現藏高二適先生遺墨、批註書籍以及相關珍貴文物600餘件，均具有很高的歷史、藝術和學術價值。其中浙江湖州費在山先生捐獻的高二適手稿長卷《柳河東集.講疏》、驚世之作《題懷素自敘帖》、顛峰之作《南都帖》、章士釗致高二適詩稿以及郭沫若、沈尹默等關於《蘭亭序》真偽觀點的手跡彌足珍貴。
紀念館始建於1997年，2001年2月18日對外開放，館區占地面積13000平方米，建築面積3500平方米，為姜堰區文物保護單位。
高二適先生1903年2月18日出生於江蘇泰州市姜堰區興泰鎮小甸址村，1977年3月15日病逝於南京。其一生精研文史、書法，博涉諸家，自出新意，成就卓著，有當代草聖之稱。1965年在毛澤東主席的支持下，就《蘭亭序》的真偽與郭沫若先生展開學術爭鳴，聲震士林，影響深遠。章士釗先生譽之為“天下一高”，熊秉明先生題聯“書風激盪，人品崢嶸”。
文化藝術氛圍濃厚的高二適紀念館是反映高二適先生學術思想、人格魅力、書法成就以及國學造詣的生動載體；是收藏和研究高二適遺墨、遺作的最佳場所；是傳承祖國優秀文化遺產的奧區課堂。至今，已為海內外各界人士所囑目，參觀瞻仰者絡繹不絕，成為姜堰市對外開放文化交流的重要視窗。
紀念館地理位置位於姜堰城區古田路與勵才路交界處的人民公園西南隅。占地13000平方米，現有建築面積3500平方米，古運鹽河、薑黃河交匯於此。這裡花木扶疏，曲水環抱，天光雲影，市井在望。紀念館設有東大門和北大門，地域開闊，交通便利，可步行亦可通車。市內公交2、5、8路在此地停靠，均可直達汽車總站。開館至今，尚保持常年免費開放，節假日不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