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桶者

騎桶者

《騎桶者》(德語:Der Kübelreiter),是奧地利小說家弗蘭茲·卡夫卡的一篇短篇小說。

基本信息

內容簡介

《騎桶者》是卡夫卡的一個短小精美的短篇小說。《卡夫卡文集》中有大量這樣的短小的敘事片段,它們應該都是卡夫卡隨興所至的產物,對於他來說,這些片段的產生反映了他彼時彼刻的感觸和心境。

小說寫於1917年寒冷的一、二月間,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奧匈帝國最艱苦的一個冬天的真實情況:缺煤。一個窮得買不起煤的人想去向煤店老闆借煤,他不是像慣常的現實主義小說中描寫的那樣拎著煤桶走著去的,而是騎著煤桶飛著去的。結果可想而知:他沒有借到煤,反而被煤店老闆娘的圍裙扇到了冰山區域。

小說對一件悲慘的凍餒事件做了冷峻的幽默處理。敘述語調談不上嚴肅,相反帶有一點冷幽默的感覺。如作者注意到的細節:火爐里透出寒氣;作者使用的比喻:天空像一面銀灰色的盾牌一樣擋住向蒼天求助的人;煤桶騎士的自我寬慰:“在十誡之一‘不可殺人’的光輝照耀下,也將不得不把一鏟煤投進我的煤桶”;構想騎桶飛翔這樣一種方式;結尾被婦女的圍裙扇走等。這些地方,都有一種辛酸的自我解嘲式的幽默在。

小說主人公煤桶騎士像卡夫卡小說中慣常的主人公一樣,是個猥瑣的小人物。他戰戰兢兢,自怨自艾,面對一個強大的外部世界全然無力。他選擇飛翔這種方式是因為他害怕失敗,所以他飛著去,並且隨時準備撤走,而且他的要求是最卑微的——“一鏟最次的煤也行”“如果你們給我兩鏟,那我就喜出望外了”。實際上,他根本沒有和煤店的人發生任何實質性的接觸,整個借煤事件顯得很不真實,仿佛是借煤者本人的一次妄想症發作的結果。

這篇小說延續了卡夫卡小說一貫的主題:人與世界的不通融性。這是一次借煤的失敗,也是一次交流的失敗。但卡夫卡並沒有譴責什麼,他的小說不指向“階級鬥爭”這樣奮發有為的主題,而是暗含了一種內向的自省:交流的不成功是否有可能是因為交流的方式有問題?而交流方式的不恰當難道不正是交流者自身的性格弱點導致的嗎?借煤的失敗不是正面交涉的失敗,而是因為借煤者選擇了飛翔的方式,而如果煤店老闆並沒有確切地看到你,聽到你,他們沒有借煤難道有什麼值得責怪嗎?或許,我們也可以把“借煤”看做是發生在作者想像里的一件事,這件事強調的不是煤店老闆(娘)的狠心,而是借煤者對世界的畏懼。

譯文

選自《卡夫卡小說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孫坤榮譯)

煤全部燒光了;煤桶空了;煤鏟也沒有用了;火爐里透出寒氣,灌得滿屋冰涼。窗外的樹木呆立在嚴霜中;天空成了一面銀灰色的盾牌,擋住向蒼天求助的人。我得弄些煤來燒;我可不能活活凍死;我的背後是冷酷的火爐,我的面前是同樣冷酷的天空,因此我必須快馬加鞭,在它們之間賓士,在它們之間向煤店老闆要求幫助。可是煤店老闆對於我的通常的請求已經麻木不仁;我必須向他清楚地證明,我連一星半點煤屑都沒有了,而煤店老闆對我來說不啻是天空中的太陽。我這回前去,必須像一個乞丐,由於飢餓難當,奄奄一息,快要倒斃在門檻上,女主人因此趕忙決定,把最後殘剩的咖啡倒給我;同樣,煤店老闆雖說非常生氣,但在十誡之一“不可殺人”的光輝照耀下,也將不得不把一鏟煤投進我的煤桶。

我怎么去法必將決定此行的結果;我因此騎著煤桶前去。騎桶者的我,兩手握著桶把——最簡單的挽具,費勁地從樓梯上滾下去;但是到了樓下,我的煤桶就向上升起來了,妙哉,妙哉;平趴在地上的駱駝,在趕駱駝的人的棍下搖晃著身體站起來時,也不過爾爾。它以均勻的速度穿過冰涼的街道;我時常被升到二層樓那么高;但是我從未下降到齊房屋大門那么低。我極不尋常地高高飄浮在煤店老闆的地窖穹頂前,而煤店老闆正在這地窖里伏在小桌子上寫字;為了把多餘的熱氣排出去,地窖的門是開著的。

“煤店老闆!”我喊道,那急切的聲音裹在呼出的熱氣里,在嚴寒中顯得格外沉濁。“煤店老闆,求你給我一點煤吧,我的煤桶已經空了,因此我可以騎著它來到這裡。行行好吧,我有了錢,就會給你的。”

煤店老闆把一隻手放在耳朵邊上。“我沒有聽錯吧?”他轉過頭去問他坐在火爐旁邊的長凳上織毛衣的妻子,“我沒有聽錯吧?是一位顧客。”

“我什麼也沒有聽見,”妻子說,她平靜地呼吸著,一面編織毛衣,一面舒服地背靠著火爐取暖。

“噢,是的,”我喊道,“是我啊;一個老主顧;向來守信用;只是眼下沒錢了。”

“我的老伴,”煤店老闆說,“是的,是有人;我不會弄錯的;一定是一個老主顧,一個有年頭的老主顧,他知道怎樣來打動我的心。”

“你怎么啦,當家的?”妻子說,她把毛衣擱在胸前,暫歇片刻,“沒有人,街上空空的,我們已經給所有的顧客供應了煤;我們可以歇業幾天,休息一下。”

“可是我正坐在這兒的煤桶上,”我喊道,寒冷所引起的沒有感情的眼淚模糊了我的眼睛,“請你們抬頭看看,你們就會發現我的;我請求你們給我一鏟子煤;如果你們給我兩鏟,那我就喜出望外了。所有別的顧客你們確實都已供應過了。啊,但願我能聽到煤塊在這隻桶里滾動的響聲!”

“我來了,”煤店老闆說,他正要邁動短腿走上地窖的台階,他的妻子卻已經走到了他的身邊,拉住他的手臂說:“你待在這兒。如果你還固執己見的話,那就讓我上去。想想你昨天夜裡咳嗽咳得多么厲害。只為一件買賣,而且只是一件憑空想像出來的買賣,你就忘記了你的妻兒,要讓你的肺遭殃。還是我去。”

“那么你就告訴他我們庫房裡所有煤的品種;我來給你報價格。”

“好,”他的妻子說,她走上了台階,來到街上。她當然馬上看到了我。“老闆娘,”我喊道,“衷心地向你問好;我只要一鏟子煤;放進這兒的桶里就行了;我自己把它運回家去;一鏟最次的煤也行。錢我當然是要全數照付的,不過我不能馬上付,不能馬上。”“不能馬上”這兩個詞多么像鐘聲啊,它們和剛才聽到的附近教堂尖塔上晚鐘的聲響混合在一起,又是怎樣地使人產生了錯覺啊!

“他要買什麼?”煤店老闆喊道。“什麼也不買,”他的妻子大聲應著,“外面什麼也沒有;我什麼也沒有看到,什麼也沒有聽到;只是聽到鐘敲六點,我們關門吧。真是冷得要命;看來明天我們又該忙了。”

她什麼也沒有看見,什麼也沒有聽見;但她把圍裙解了下來,並用圍裙把我扇走。遺憾的是,她真的把我扇走了。我的煤桶雖然有著一匹良種坐騎所具有的一切優點;但它沒有抵抗力;它太輕了;一條婦女的圍裙就能把它從地上驅趕起來。

“你這個壞女人,”當她半是蔑視半是滿足地在空中揮動著手轉身向店鋪走去時,我還回頭喊著,“你這個壞女人!我求你給我一鏟最次的煤你都不肯。”就這樣,我浮升到冰山區域,永遠消失,不復再見。

作者簡介

弗蘭茲·卡夫卡 弗蘭茲·卡夫卡

《騎桶者》的作者是奧地利小說家弗蘭茲·卡夫卡。卡夫卡一生的作品並不多,但對後世文學的影響卻是極為深遠的。他文筆明淨而想像奇詭,常採用寓言體,背後的寓意言人人殊,暫無(或永無)定論。別開生面的手法,令二十世紀各個寫作流派紛紛追認其為先驅。

卡夫卡是20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他的偉大不僅僅在於他的作品流傳廣泛、被談論得極其頻繁、影響到的人不計其數,還在於生活在當下的人們一旦遭遇困境時,就會自然地想起卡夫卡,並意識到他作為一個預言者和先知的地位。正如他自己所述“我們所需要的書,必須能使我們讀到時如同經歷一場極大的不幸;使我們感到比自己死了最心愛的人還痛苦;使我們如身臨自殺邊緣,感到因迷失在遠離人煙的森林中而彷徨──一本書應該是我們冰凍的心海中的破冰斧”,卡夫卡的作品正是這樣的利斧,能讓陷身於現代社會的人們真切地意識到自身欲罷不能的“結構性”困境(比如,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人被制度所“異化”等)。美國詩人、劇作家奧登評價卡夫卡時說:“就作家與其所處時代的關係而論,當代能與但丁、莎士比亞和歌德相提並論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對我們至關重要,因為他的困境就是現代人的困境。”

卡夫卡出生於布拉格一個猶太商人家庭,曾獲得布拉格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畢業後長期擔任公司職員。他的作品都是在業餘時間完成的,他寫作勤奮,但並不以發表、成名為目的。工作之餘寫東西是他解決心靈苦悶的手段。許多作品隨意寫來,並無結尾。他對自己的作品也多為不滿,臨終前讓摯友布洛德全部燒毀。布洛德出於友誼與崇敬之情,違背了卡夫卡的遺願,整理出版了《卡夫卡全集》共九卷。其中八卷中的作品是首次刊出的,引起文壇轟動,在西方掀起了一陣“卡夫卡熱”。他短暫的一生給後人留下的主要是三部未寫完的長篇小說《美國》(1912—1914)《審判》(1914—1918)《城堡》(1922)和以《變形記》《判決》《飢餓藝術家》為代表的幾十部中短篇小說以及大量的私人信件、日記。

卡夫卡一般是和喬伊斯、普魯斯特、福克納、貝克特等人一起被人們談論的,他們都被認為是現代派文學的奠基人。現代派文學發端於19世紀晚期,興盛於20世紀前期,是西方繼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之後的又一重要文學形態,多用變形、扭曲、實驗性的手段來表達人類的現代性困境,分支流派有象徵主義、未來主義、表現主義、意識流、荒誕派戲劇、黑色幽默小說、魔幻現實主義等。卡夫卡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的作品的色調似乎總是灰色的,揭示出人類普遍的孤立和疏離,展示人如何在世界的迷宮中找不到出路,只剩下迷惘、絕望以及屈從。

卡夫卡本人對中國文化有較大的興趣,他曾經接觸過《中國抒情詩》一類的讀物,在他的作品中,更有不少對中國的想像,如他有一篇小說名字叫“中國長城建造時”。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界也曾經出現過“卡夫卡熱”。卡夫卡仍然是在中國被談論得最多的外國作家之一。

作品鑑賞

卡夫卡在小說發展史上最大的貢獻可以說是重新處理了“虛構”與“現實”的關係。小說究竟是不是應該寫得像現實一樣讓人信以為真?虛構在小說中應該如何有效地偽裝起來?這些問題曾經一直困繞著小說作者。米蘭·昆德拉把卡夫卡的小說比喻為“夢的呼聲”。他說:“19世紀沉睡中的幻想被弗朗茨·卡夫卡突然喚醒了。卡夫卡取得了後來超現實主義者提倡但他們自己從未真正取得過的成就:夢幻和真實的融合。實際上,這是小說由來已久的美學抱負,諾瓦利斯曾暗示過,但它的實現卻需要一個特殊的、一個世紀以後惟有卡夫卡發現的鍊金術。卡夫卡的巨大貢獻並不全在於他跨出了歷史發展中決定性的一步,更為重要的是,他出人意外地打開了一扇門,讓人們看到在小說這塊場地上幻想能像在夢中一樣爆炸,小說能夠從看似難以擺脫的逼真性要求中解放出來。”在這之前,並不是沒有作品處理好了虛構與現實的關係,但只有到了卡夫卡這裡,這種行為才被提煉為一種小說史理論。正如博爾赫斯在他的《卡夫卡及其先驅者》一文中所說的:“這些例子的每一個或多或少都具有卡夫卡的特色,但是如果卡夫卡根本沒有寫,我們就不至於覺察到他的特色,也可以說,特色根本不存在。”而卡夫卡跨越現實與虛構的門檻似乎那么簡單,僅僅用了一句話:“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

在《騎桶者》這篇小說里,卡夫卡虛構了一個“騎著木桶飛翔”的形象。這是小說的一個核心情節。飛翔本來是一件浪漫和美好的事情,但在這篇小說里,飛翔卻成了讓人心酸的舉動,因為它的目的是去“借煤”。這是一個典型的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所謂的用“輕”來化解“重”的文本。缺煤、寒冷、乞求,這都是一些沉重的主題;“飛翔”則是一種很輕靈的舉動。在這裡,“輕”中和了“重”,讓作品達到了一種奇妙的平衡,而且讓作品的層次豐富起來。

我們構想,如果作者用一種沉重的筆觸寫主人公拎著煤桶去借煤,被拒絕,作品可能會是慣常看見的“控訴型”小說:主人公是值得憐憫的,煤店老闆(娘)是值得譴責的,作者和讀者的態度都是同情主人公的,這樣的作品內涵和指向就比較單一。而現在這樣用“輕”來處理“重”,則使每一方都有兩個或更多的層面:主人公的處境是悲慘的,但他同時又是自嘲的,對自己的處境有清楚的認識,他畏縮、自卑、惶恐,是一個立體的人;煤店老闆娘是否值得譴責也變得不確定了,因為她是否真的聽到了借煤者的籲求是不確定的:飛翔的方式避免了她和借煤者的正面接觸;作者的敘述表面上是冷靜的,甚至是冷嘲的,但內里卻有深切的同情,而且,他的表達目的不再限於具體事件,而是凸現了愛與溝通的匱乏,以及一種心靈的飢餓;讀者不是被一味的沉重壓住,而是體味到一種“含淚的笑”,關注到主人公自身的惶恐,甚至可以上升到“人與人無法溝通”這樣的形而上的層面。

“騎桶飛翔”這個情節使小說的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與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完全區分開來。“借煤”這個最現實的問題被虛化了。藉助於“飛翔”,我們不知道這件事是否真的發生過,還是僅僅只是在幻覺里進行。作者在文中暗示了“借煤”的幻想性:“‘不能馬上’這兩個詞多么像鐘聲啊,它們和剛才聽到的附近教堂尖塔上晚鐘的聲響混合在一起,又是怎樣地使人產生了錯覺啊!”而緊接著,錯覺果然被證實了,老闆娘說:“什麼也沒有聽到;只是聽到鐘敲六點。”這一細節將借煤事件徹底置於似真似幻的氛圍中,讓人懷疑它只是發生在幻覺里。

《騎桶者》典型地體現了卡夫卡小說處理虛構的特點。主人公對幻想與真實邊際的跨越是直截了當、不容分說的。木桶說騰空就騰空,一點準備也不給讀者,就像《變形記》中主人公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一隻大甲蟲一樣,都是頃刻間的事。它讓讀者直接面對這種幻想的現實和結果,絲毫不需要鋪墊。當然,木桶的騰空仍有其現實性以及心理邏輯的真實,它是木頭的、空的,它太輕了,同時它承載的其實是人類最可憐和最基本的希求和願望,是匱乏時代的象徵。而木桶空到可以騰空的地步也可以看做是用誇張的手法寫極度的匱乏。

和博爾赫斯一樣,卡夫卡並不認為原原本本地摹擬、再現現實生活的原生態的作品就一定是真實的,他不要這種“表面的真實”,而要揭示“內在的真實”(以繪畫為例,在卡夫卡看來,照片是最不真實的,而畢卡索的繪畫作品則是最真實的)。同樣和博爾赫斯相似的是,卡夫卡總是把虛構自然地嵌入現實之中,仿佛天然如此。他的故事從總體上說是荒誕的、誇張變形的,但有相當多的細節描寫又是非常現實主義的。他對生活細節、場景細節、生理活動等的細緻描寫絕不亞於現實主義作家。從《騎桶者》中對騎桶者細緻的環境、心理、語言描寫,可以印證這一點。匈牙利文學批評家盧卡契指出:在卡夫卡的筆下,“由於細節所誘發的真實力量而顯得實有其事。必須明白,沒有這種恰恰在次要細節中顯現的現實主義的‘比比皆是’,則對我們總體存在中所產生的魔幻的不斷召喚,就會把夢魘降低為一種牧師的說教。所以卡夫卡作品的整體上的荒謬和荒誕是以細節描寫的現實主義基礎為前提的。”盧卡契的意思是如果缺少細節上的現實主義基礎,卡夫卡的小說就會變成與傳統寓言一樣的說教,故事本身由於缺少形象的生動性、完整性而失去了獨立性,成為理念的附庸。藉助細節上描繪的精確性,心態上的逼真性,卡夫卡的作品能讓人產生一種心理上的真實,一切都變成了現實的、可觸摸到的,與我們息息相關,甚至就像發生在自己身上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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