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1952年，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馬承源在學生時代即參加學生運動，並於194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馬承源歷任上海博物館保管部副主任，上海博物館陳列研究部副主任，上海博物館館長。
馬承源是上海文物博物館學會理事長，中國考古學會理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中國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兼任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教授。2004年9月25日，因患抑鬱症加上受到上博簡系偽造的質疑風波刺激而跳樓自殺。
人物概述
馬承源馬承源（1928—2004），浙江鎮海三北鎮方馬村人，1928年10月出生。1951年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歷史系。1949年至1954年任上海市教育局科員視導，上海新華儀表廠公方廠長。1954年起任上海博物館保管部組長、青銅研究部主任。1987年獲文博專業研究館員職稱。1985年至1999年任上海博物館館長。現任上海博物館顧問、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顧問、保利藝術博物館顧問，兼任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文物鑑定委員會主任、中國博物館學會副理事長、上海文物博物館學會理事長。
數十年來，經馬承源之手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文物，僅在香港就收歸青銅器、石刻、陶瓷、玉器等300多件流散文物，其中1994年先後兩次收歸被譽為“國家重寶”的戰國楚竹書1200餘枚，其價值更是不可估量。1996年領導創建成上海博物館新館。
馬承源馬承源長期從事青銅器和古文字、楚簡研究，編著出版有《中國青銅器研究》、《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一、二冊)、《仰韶文化的彩陶》、《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青銅禮器》、《中國古代青銅器》，主編國家規劃項目有《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青銅器卷）、《中國青銅器》、《戰國楚竹書》、《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四卷）、《吳越地區青銅器論文集》、《中國青銅器全集》。發表論文有《商鞅方升和戰國量制》、《何尊銘文初釋》、《燦爛的中國青銅時代》、《商周青銅雙音鍾》、《西周金文和周曆研究》、《再論一月四分月相》、《商周貴族使用日乾稱謂的研究》、《長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銅器的研究》、《漢代蒸餾器的考古考察和實驗》、《晉侯穌鍾》等30餘篇。
馬承源1984年被國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1997年獲美國亞洲文化委員會頒發的1996年至1997年約翰·D·洛克菲勒三世獎，1998年獲法蘭西共和國榮譽勳章，1999年獲“全國文化系統先進工作者”稱號，2002年獲“美國上海博物館之友”卓越學者獎。
生平事跡
地下黨·學者
在成為上海博物館館長之前，馬承源已經在上博工作了31年。30多年來，他從一名普通的文物愛好者、博物館工作者成長為世界級的專家學者，青銅器和古文字研究的泰斗。馬承源曾回憶說，1954年，27歲的他調到上海博物館工作，是他一生“得其所哉”的轉折點。而成全他“得其所哉”的老報人陳向平，是馬承源參加地下黨工作時期的老領導。抗戰勝利後，正在上海讀高中的馬承源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地下工作者。隨後他接受黨組織的指示考入上海大夏大學，一邊讀書一邊從事學生運動。1948年夏天，馬承源的名字上了國民黨的《中央日報》，身為“共匪”的他被開除學籍，並被公開緝捕。隨後，組織上把他轉移到蘇北，進入黨校學習。1949年，一身軍裝的馬承源隨解放大軍回到了上海，乾教育，搞工業……上級還準備任命他為公私合營的儀表廠的公方廠長。懷著滿腔的熱情，年輕的馬承源頗有幹勁。但他的個人興趣卻一直在文物古玩上面，業餘時間常跑古董攤兒。1952年，上海博物館在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開館，當時在教育局工作的馬承源一大早就趕到位於南京路跑馬廳鐘樓的上博，竟不期成為參觀上博的第一人。
馬承源巧合的是，馬承源的老領導陳向平也是個文物愛好者，兩人平日還多有切磋。陳向平認為馬承源是個人才，遂向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彭柏山推薦他去博物館。陳向平做事很慎重，直到調令開出，他還沒有和馬承源提起過這件事。面對這意外之喜，馬承源吃驚之餘，自是興奮異常。後來，馬承源曾專程登門向陳向平道謝。再後來，馬承源常對別人說，陳向平是改變他一生工作和生活方向的人。
調到上海博物館的馬承源擔任了保管部副主任，同時兼任支部書記，主要負責行政工作。當時上博頗有一批專家學者，接觸中，馬承源感到了自己與專家們在學識上的巨大差距，按照他的話說，是“根本不能夠跟這些專家對話。自己就感覺到沒有資格跟他們交談。只能談一些生活上的問題，不能談知識方面的問題。”這種感覺當然讓好勝的馬承源很不舒服，而且，自己痴迷的文物就在眼前，觸手可及，箇中的玄機奧妙就像小貓的爪子，輕輕撓著馬承源的心。
從到博物館工作的那一刻起，馬承源就下定決心，要成為這個行當里的行家裡手。他選擇了青銅器作為學習研究的對象。按照他的話說，是因為青銅器奧秘太多，實際上恐怕他選擇青銅器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早在學生時代，馬承源就痴迷於對古代錢幣的收藏。
神秘的青銅器讓馬承源痴迷了一生。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直到他離開這個世界，他始終沉浸其中，樂此不疲。
馬承源說自己是自學出來的，老師有很多，除了博物館的專家前輩，“郭沫若、容庚、商承祚他們都是我的老師。”馬承源說，這些大學者有很多著作，可以從中汲取很多知識。與此同時，上海博物館豐富的藏品又讓馬承源有很多實踐的機會。理論聯繫實際，得此機緣，他自是不會輕易放過，一頭扎進文物庫房，手摩挲著一件件青銅器物，心則徜徉於一部部專著學說。幾十年寒暑潛心學術，終獲豐碩成果：
他編寫的《中國青銅器》一書，不僅系統地從青銅器的類別、紋飾、銘文、斷代、鑄造等多方面對中國青銅器的特性做出了總結，還獨辟“青銅器鑑定”一節，對各類作偽手段詳加說明。此書被牛津大學翻譯出版後，影響極廣，成為海峽兩岸共用的大學教材。《中國青銅器研究》收有馬承源40餘篇論文，開創了全新的中國青銅器分期體系。《商周青銅器紋飾》和《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是青銅器研究者和愛好者的案頭必備書。他主編的《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青銅卷》和16卷巨製《中國美術全集·青銅器分冊》，更是集學術性、藝術性為一體，是迄今為止已出版的圖書中最完整、最系統的青銅器圖錄研究大全。馬承源與同仁們共同研究、注釋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已經出版了四冊，研究成果涉及先秦歷史、哲學、文學、宗教、軍事、教育、音樂等多個領域，使學術界為之震驚。 馬承源提倡實驗考古，他確立了更切合歷史真相的青銅器紋樣命名及分類體系，創造性地研究了多種紋樣的屬性源流，在世界青銅器研究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成為了一家之言。
馬承源(左)馬承源在博物館工作了幾十年，對文博系統的多個領域均有涉獵，但他始終謙遜地認為自己只是“青銅器專家”。他說：“博物館的專家不能夠隨隨便便地當，當一個領域的專家要真正的‘專’，當兩個領域的專家就要尤為謹慎，當三個領域的專家依我看就和古玩店的老闆沒有區別了。”
識寶伯樂
浸淫學海多年的馬承源，不僅著作等身，更練就了一雙鑑定青銅器的慧眼。人們說，馬承源是當今中國青銅器鑑定第一人，這絕非溢美之詞。憑藉這雙慧眼，近50年來，馬承源為上海博物館收集了數以萬計的珍貴青銅器文物。
上海並非出土青銅器之地，但上博卻藏有中國最多最好的青銅器，這得益於上博半個多世紀的文物徵集和搶救工作。馬承源從擔任保管部副主任起就負責這項工作，著名的漢代青銅蒸餾器就是他在冶煉廠的高爐前搶救下來的。這一發現，將中國蒸餾器的製造往前推進了1000多年。當時正值大煉鋼鐵的上世紀50年代，大量從民間收集的“破銅爛鐵”源源不斷地運到工廠，馬承源與同事們爐口奪寶，從中搶救出了春秋時期的龍耳尊、魯原鐘，東漢時期的嬰座熨斗等大批文物。
1966年，“文革”爆發，“破四舊”給全社會公、私收藏的傳世文物帶來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運動一開始，馬承源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一次，從北京來的紅衛兵找上門來，要在上海博物館“破四舊”。馬承源和同事們得知這個訊息以後，趕緊自己組織“鬧革命”。他們連夜加班，把博物館所有的文物陳列櫃都用《解放日報》貼了起來，並在上面寫上毛主席語錄。當時，毛主席語錄是絕對不能動的。這樣，上博躲過了一劫。
博物館的文物安全了，收藏在私人手裡的文物卻沒有這樣幸運。隨著抄家風愈演愈烈，許多珍貴文物被“紅衛兵小將”視為“封建糟粕”，棄之如敝屣。馬承源心急如焚，他與館長商議後給市政府打了報告，說這些歷史文物都是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破壞了可惜，建議派專人接收“牛鬼蛇神”家中的文物，由博物館“代為管理”。報告被批准後，馬承源和同事們日夜守在博物館，隨時準備一得到訊息就出發，以政府的名義與紅衛兵組織聯絡，同時向藏家說明情況，當面清點、鑑定文物並出具詳細的收據和清單。“文革”結束後，不少藏家看到安然渡過劫難的藏品，感激復感慨，不少人當即決定，變委託“代管”為捐獻。
收藏家李蔭軒收藏的青銅器在上海很有名氣，“文革”前馬承源就經常登門拜訪李蔭軒，切磋學術。兩人常來常往，成了朋友。“文革”當中，李家遭到滅頂之災。紅衛兵到李家抄家，李蔭軒趕緊給馬承源打電話，說要把所藏文物全部捐給上海博物館，要馬承源馬上派人來取。馬承源十萬火急地趕到李宅，他被滿滿一屋子的青銅器驚呆了——共有70多件珍品啊！“文革”結束後，上博考慮到李蔭軒當時的捐獻是因勢所迫，遂決定將文物一件不少地退還李家。李蔭軒深深為上博的做法所感動。不久，李先生病重，去世前他寫下遺囑，將所藏青銅器全部捐給了上海博物館。
青銅器上博收藏的另一件重器——商鞅方升，其入藏過程與李蔭軒先生的捐贈異曲同工。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國變法，統一度量衡是其中重要內容。這件方升上刻有銘文，銘文內容說明此升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任秦國“大良造”，統一度量衡時鑄造的標準量器。上世紀30年代，該物的銘文、拓本曾見諸報端，但實物卻一直不知所蹤。
馬承源調入上博後，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得知這件寶物在合肥龔氏手中，而龔氏後人就住在上海。馬承源通過種種關係與藏家聯繫，還在上海最高級的國際飯店宴請其全家。在當時的環境下請客吃飯，可謂破天荒了，但藏家卻不接馬承源的話茬。不過馬承源沒有氣餒，仍舊一直關注著商鞅方升。
“文革”開始後，龔家被抄，連屋頂也被掀翻了。馬承源得到訊息後立即趕到了現場，請“造反派”找找看有沒有這樣一件東西，最後終於在牆角的一堆垃圾中找到了這件國寶。“造反派”們當然不懂這件東西的價值，也許在他們看來，砸爛了才最好。馬承源心生一計，組織人敲鑼打鼓送錦旗到抄龔家的造反隊，“感謝”他們為上博“發現”了珍貴文物。這樣，造反隊騎虎難下，不得不將文物送交博物館保管。
“文革”結束後，上博根據政策將商鞅方升還給了龔家。後經協商，上海博物館以收購的方式，終使這件重器復歸國有。
多年以後，馬承源回憶起這件事仍心有餘悸，他說：“如果我們當時沒有把這個東西找回來代管的話，這個東西早就沒了。因為它不起眼，既不是財寶，又不是首飾，誰都不認識，一轉眼就不知道弄到哪裡去了。”
時間到了上世紀90年代。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文物保護工作面臨著新問題：盜掘古墓、走私文物等犯罪活動猖獗，很多珍貴文物流失境外。而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為中國內地走私文物的集散地。正是從這個時候起，馬承源開始關注海外文物市場，而他第一次去香港就大有收穫。
那是1990年7月的一個下午，烈日當頭，馬承源在友人范季融的陪同下來到香港古玩街。古玩街分上、下兩條街，有上百家古玩店，沿街的櫥窗里擺放的古董有許多都是新出土的文物，一看就是大陸的。馬承源心裡直發慌：那么多好東西怎么都跑到香港來了？
一隻不起眼的鼎引起了馬承源的注意，他看到鼎上好像有銘文，仔細一看，認出“晉侯”兩個字。從形制上看，這應該是西周中期的東西，那么，這應該是他見過的晉國最早的帶有銘文的青銅器了。馬承源驚呆了。范季融看他魂不守舍的樣子就問：這東西有價值嗎？馬承源壓低聲音輕輕說：非常有價值，這上面有字。范季融和古玩店老闆講價，老闆要6萬港幣。馬承源當然拿不出這筆錢，於是范季融慷慨解囊，買下來後送給了馬承源。馬承源把這隻鼎抱回上博，經清洗去銹，內壁上的銘文顯現了出來，總計6行43字，記述的內容是一個晉國將領率領部隊抵抗西北少數民族的入侵，打了勝仗，晉侯給予戈、弓等兵器作為獎勵，並鑄造這個鼎作為紀念。銘文上記述的這場戰爭，《史記》等歷史文獻中沒有記載，一段淹沒的歷史，由此浮現出來。“這么重要的東西，恐怕60萬、600萬都買不到，那個老闆不懂，我們撿了一個便宜。”幾年前，馬承源提起這件事，仍掩飾不住心中的喜悅。不過，這樣的“便宜”恐怕只有他這雙慧眼才看得到。
從那個時候起，馬承源開始高度關注香港的文物市場。
1994年春，馬承源的老朋友、香港中文大學的張光裕打來電話，說在一家店看到了一批似是竹簡的東西。馬承源請他臨摹了竹簡上的文字，經認真研讀，馬承源從文字、語句、內容等各方面判斷這是一批戰國時期的竹簡，竹簡上的內容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已經湮滅於世。
憑藉深厚的古文字學素養，馬承源毅然拍板，決定斥資100多萬港幣購買竹簡——當時，日本的一個買家早已覬覦多時，只要上博不要，他們馬上接手。幾個月後，又一批相同的竹簡出現在香港市場，在友人的資助下，上博亦全部購進收藏。
兩批竹簡共1200多根，由於是走私貨，出土的時間和地點已無從確認。這批2300多年前的戰國原始古籍，是已發現的戰國簡牘中數量最大、內容最為豐富的實物史料。竹簡經脫水保護後，在馬承源的主持下，開始對其進行艱苦的解讀工作。辨認文字工作的難度，有人打了個比方：就好比把一疊報紙剪成麵條寬的長條，打亂之後重新整理。其實，這個比方還不準確，因為竹簡上的文字是2300多年前的楚國人寫的，文章不止一篇，作者也不止一個，與其說是文字，莫若說是“天書”。上海博物館不僅動用了館內的精英，同時還邀請了北京、香港的學者一起參與整理。竹簡記載的內容填補了前秦思想文化史上的很多空白，當《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一冊)出版後，權威媒體評介說：“對於學術界的朋友來講，2002年最響的鞭炮，也響不過《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出版。”至今，該書已出版4冊。晉侯墓地出土的14件晉侯穌鍾，也是上博從香港購回的。這是晉侯墓地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發現。鐘上300多字的銘文為學術界一月四分月相說的長期討論做出了明確的結論，以此為據，可知《史記·晉世家》對晉國的世次記載有較大疏漏。銘文還有對周厲王親征東夷這段不為人知的史實的較為詳細的記載。
馬承源題字幾年中，馬承源在香港古玩市場一共為國家搶救了300多件珍貴文物，包括竹簡、青銅器、石刻、玉器、印章、陶瓷等等。其中除了晉侯鼎和戰國竹簡外，還有吳王夫差送給西施的“吳王夫差”、艷麗的戰國絲綢、 南北朝時期“瘦骨清像”的石刻造像、唐代豐腴的仕女俑……一件件稀世珍寶被搶救回來，不僅充實了上海博物館的館藏，更為後人多保存了幾把開啟先祖秘密之門的鑰匙。
館長·建設者
上世紀90年代後期直到現在，各地興起了一股新建、擴建博物館的熱潮。全國各省的博物館多建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至今多已破舊。為滿足人民民眾日益增長的精神生活需求，各地陸續將博物館的建設提到了議事日程上。立項之後，幾乎所有省市的考察工作都把上海博物館作為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幾乎所有的考察者在參觀之後都感到收穫巨大——上海博物館在軟體、硬體兩個方面都被公認為是中國最好的。而上海博物館新館的建成是馬承源離任館長前完成的最重要的工作。
1985年，馬承源就任上海博物館館長。上任伊始，他就心懷著建設新館的夢想，這個夢想源於1980年他的美國之行。那一年，《偉大的中國青銅器時代》文物展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展出，馬承源隨展第一次走出國門。在美國，他參觀了很多博物館，看到那么多的中國文物陳列在美國的博物館裡，而且其展出環境及陳列設計都好得“不能想像”，馬承源受到了強烈的衝擊和刺激。然而，迫切的心情並不能改變囊中羞澀的窘境。沒有錢，這個現實的問題一直困擾著馬承源。
馬承源的性格不允許他退縮。在建設新館暫不可能的情況下，他準備對博物館的陳列室進行現代化改造。1986年，他千方百計從國家文物局爭取到50萬元資金，首先對青銅器陳列室進行了改造：在陳列內容體系及表現手段上重新進行設計，改造室內燈光，還裝上了空調。改造之後，青銅器陳列室面貌一新。之後,馬承源和博物館的同仁們再接再厲，又完成了陶瓷、雕塑和書畫陳列室的改建，同樣獲得成功。
但這時候卻發生了一件讓馬承源尷尬萬分的事情，這件事讓他痛下決心：無論有多么大的困難，也要把新館建起來！
事情是這樣的：一次，澳大利亞總理惠特拉姆來上海博物館參觀，馬承源陪同他來到改造過的陳列室。就在惠特拉姆興致盎然之時，一串水珠突然從天而降，差點澆了惠特拉姆一身——那是房頂上安裝的空調的積水。惠特拉姆站在那裡發了一會兒呆，對馬承源說，館長，我們一起拍個照好不好？就這樣，在滴答滴答的水珠旁，馬承源拍下了平生最為難忘的一張照片。馬承源非常難過，他感到以前的努力全部付諸東流，小修小補、修修改改沒有用處。
從此以後，馬承源每次出訪只要有時間，就會泡在各個博物館裡。他不僅收集文物資料，還收集博物館的建築資料，詢問有關建築設計、室內裝修、陳列設計等問題，甚至燈光、色溫、玻璃的反光處理等細節。他向國外的同行要博物館的建築圖和結構圖，詢問建築材料的產地及價格。別人問他乾什麼，他說也許我們要造一個新的博物館。後來，朋友們遇到他，經常會開玩笑地問：“馬館長，新館開始造了嗎？”其實那時建設新館一事還沒有提到政府的日程上，但馬承源早早地就開始暗暗做準備了。
在一次次報告、一份份申請之後，馬承源終於盼來了建設新館的訊息。1991年12月18日，上海市長黃菊來到上博，宣布建設上博新館，館址定在市中心黃金地段的人民廣場中軸線南側，並將其列為
馬承源文博論集上海市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十大建設項目之一。1993年9月，上博新館正式破土動工。從開工的那天起，馬承源好像就不是館長了，而是工程監理。從選擇建材到監督施工，他都親力親為。60多歲的人，還常常上下腳手架，吃飯時間秘書總是把便當包在舊棉襖里，再發動人們去找他。出差時，他會關照秘書每天打電話匯報建設進度。從土建工程到室內裝修，以至展陳設計、大堂裝修，每一個館的基本色調、光線，展櫃的樣式，每一個細節他都全部參與。也難怪，建新館是他一生最輝煌的夢想，他不允許有半點瑕疵。在上博流傳著一個望遠鏡的故事。那時，馬承源的辦公室與新館工地僅一路之隔，他特地買了一副望遠鏡，一有空就舉鏡眺望，監督施工質量。這個故事後來得到了馬承源的證實，他說：“關鍵時候要拿望遠鏡看一看，因為遠了看不清。我當時已經60多歲了，雖然腳手架也能爬，但天天爬還是有些力不從心。”馬承源常對身邊的人說，建這個新館不容易，我們要把它建好。
1952年上海博物館開館時，只有18000件文物；1996年新館建成時，已經擁有21個門類的60萬件文物，其中珍品達12萬件，占江南文物的半壁江山。新館開館時，馬承源累得病倒了，但他終於為這些瑰寶修建了一個舒適的家。
社會活動家
馬承源把上海博物館建設成了國際水準的博物館，他本人更是一位國際水準的博物館館長。這不僅是說他的學術水平，也包括他傑出的社會活動能力。
在上海博物館的一面牆上，刻滿了捐獻者的名字，他們是為建設新館慷慨捐資的各界人士。其中有很多都是馬承源的朋友：香港何東集團主席何鴻章捐資建造了博物館貴賓廳；其胞弟何鴻卿出資贊助古代玉器館的裝修；邵逸夫贊助裝修了歷代繪畫館；徐展堂贊助裝修了古代陶瓷館；嘉道理家族贊助裝修了少數民族工藝館；葛士翹贊助裝修了葛士翹展覽廳；胡寶星贊助裝修了青銅器館；家具館中的展品系收藏家王世襄先生庋藏，由莊氏兄弟購買後捐獻。據統計，上博在新館的建設中，共接收捐贈約1000萬美元。
“並不是所有的博物館都像上博這樣能籌到錢，要看你平時下的功夫怎么樣。”馬承源說，“我們交了很多朋友，那時候，上博在國際上的聲譽是最好的。很多朋友都感到上海博物館最大氣，他們很喜歡與上海博物館打交道。”
這些“喜歡和上博打交道”的人還有一個組織，叫“上博之友”。1994年，上博在香港收購第一批戰國竹簡後幾個月，市場上又出現了第二批。當時上博資金困難，無力購買。“上博之友”朱昌言、董慕節、顧小坤、陸宗麟、葉昌午五個人共同出資55萬港幣，買下竹簡捐贈給上博。
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馬承源從香港古玩街購回的第一件重器晉侯鼎，是與美籍華人范季融逛街時偶然得之，馬承源如果按照程式申報、等待批准，恐怕早失購買良機。范季融知道馬承源的苦衷，當即拿出自己的信用卡，買下來讓馬承源直接帶回上博。著名的吳王夫差，上面鑄有“吾王夫差吳金鑄女子之吉器”12字銘文，可知這是夫差為一女子專鑄之器。根據當時的禮制與青銅器銘文的慣例判斷，這名女子絕非貴族而是平民，那么她應該就是西施。西施遺物，價值幾何？古董商開價150萬港幣，當時上博賬面上只有20多萬元資金，馬承源找到實業家何鴻章，又是何先生買下後捐給上博……
說起這些，馬承源感慨地說，人要有交情啊，沒有交情辦不到這些事情。交情自然是交出來的，馬承源交朋友就很講究。他的文物鑑定功底深厚，很多人請他鑑定文物。只要朋友開口，不管是大半夜、下雨天，或者旅途勞累，他從不推託，馬上就辦，而且從來都是無償的。馬承源說，他交朋友有兩個原則:一不違反國家的法律和規定；二對博物館有利。在這個前提下，馬承源和上海博物館都儘量給朋友們以最大的幫助和服務。這些人都是文物收藏者、愛好者，有些人還頗有研究，他們來到上博，不僅可以看陳列的文物，還可以看庫房的文物;博物館的專家從馬承源以降都義務為他們做專題講座，或幫助他們鑑定文物……收藏家們的要求上博無不重視，儘量滿足。他們到上博，就像回到家一樣。
在與上博的密切交往中，收藏家們也切身感受到了馬承源和上博人做事的態度，做人的標準。他們說，把東西交給馬館長，交給上博，我們放心。
結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對那些早期的捐贈者及家屬，馬承源一直放在心裡。上博為這些人買房子，裝空調，馬承源每年至少去探望一次。他說：“那些無價之寶，捐獻者只要賣掉一件，就足以讓後人享受幾代，我們能不記住他們，關心他們嗎？”
馬承源做館長時，不少上博員工都“怕”他，因為他對工作要求嚴格，而且平日言語不多，表情嚴肅。但是每當聽他喊“開瓶酒來喝喝”，大家都知道這必是他開心的時候——馬承源酒量好得驚人，但平時卻很少喝酒，他這樣喊時，要么是新館建設取得了大進展，要么就是館中又收到了珍品……
馬承源走了，他的後繼者們說，我們多做幾件漂亮事，讓馬館長在另外一個世界看到了，也高興地喊“開瓶酒來喝喝”，這應該就是對他最好的紀念了。
人物軼事
吳王夫差禮器的發現
1995年歲末，香港好萊塢道。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和副館長汪慶正在“閒逛”。在一家古玩店，馬承源盯上了一件形態別致、製作精良的青銅器的肩部刻有“吳王夫差吳金鑄女子之器吉”的12字銘文。按照古代禮制和常見青銅器銘文的慣例，馬承源推斷，這是春秋晚期吳王夫差為一位身份低微的平民女子專鑄的酒器。而這女子，或許該是西施。
這也是吳王夫差禮器的首次被發現。古董商開價150萬港幣，而當時上博賬上僅存資金20萬元。馬承源多方設法，終於使香港著名實業家何鴻章先生斥資購下這件?，並捐獻給上博。有人問馬承源，為什麼一定要買回那隻，他說：“這是件國寶啊，我是搞文物工作的人，看到了而不想辦法把它搶救回來，那么我上愧對祖宗，下愧對子孫！”
在國內文博界，馬承源是著名的青銅器及古文字權威、文物鑑定專家，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曾獲美國洛克菲勒三世獎、法蘭西榮譽勳章。對上海博物館職工而言，馬承源則是備受尊敬的老館長———沒有他，上博不可能有國內文物庋藏“半壁江山”與青銅器藏品“世界第一”之譽；沒有他，就沒有今天美輪美奐的上博新館。這個說法雖有些誇張，卻是記者幾次從上博人那裡聽到的原話。
解放後新上海博物館開館的第一位觀眾，30年後，成了上博館長。
年輕的地下工作者
想不到，這位享譽國際的文博專家早年還是我黨一位年輕的地下工作者。
抗戰勝利後，正讀高中的馬承源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隨後入大夏大學，讀歷史，搞學運，因為上了“黑名單”，組織上把他轉移到蘇北，進黨校學習。
上海解放時，一身黃色粗布軍裝的馬承源回到上海，乾教育，搞工業，從事思想政治和經濟理論工作，還差點兒成了儀表廠的公方廠長。在業餘時間，他對文物古籍興趣濃厚，常跑古玩市場，能識金文。1952年，上海博物館在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天開館。還在教育局工作的馬承源是參觀上博的第一個人。老報人陳向平為這樣的人才“錯位”而可惜，向當時的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彭柏山推薦。於是，1954年，27歲的他成了上海博物館保管部副主任。報到那天，馬承源早上7點多就趕到位於南京路跑馬廳鐘樓的上博，眼巴巴地等著開門。當時心花怒放又迫不及待的心情，71歲的馬承源記憶猶新。那是他一生“得其所哉”的轉折點。
近代以來，上海已形成了較為發達的文物市場，私人收藏豐富。上海博物館占了地利之先。建國初期，陳毅市長重視文物徵集工作，收到捐贈品，往往由市長出面送獎狀、副市長出面設宴感謝，並發給獎金。一些收藏大家如蘇州潘氏、合肥李氏等，出於愛國熱忱，紛紛積極捐獻。馬承源和當時上博的專家、員工們一起，努力摸清沉在民間的收藏家情況，動員捐贈；利用文物市場，“攔截”、收購；“大躍進”中，到有色金屬冶煉廠駐守，“爐口奪寶”。建館之初只有文物1．6萬件的上海博物館，到1966年前後，在青銅器、書畫收藏方面已大大跳了一級。
因為專心與文物打交道，在以後的一次次極“左”干擾中，他被打上“白專”罪名，受過黨紀處分，“文革”中甚至升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黑秀才”。“再怎么批判、罷官，文物徵集工作還讓我做就行”，是馬承源想了好久得出的結論。北京來的紅衛兵小將找上門來，博物館趕緊自己組織“鬧革命”以保護館藏。一些收藏家因擔心而要求捐獻，還有一些人被抄家。馬承源與館長商議，以政府的名義與紅衛兵組織聯絡，說明文物是國家的財寶，不要破壞，博物館可以“代管”。那段時間，他們日夜守在博物館，隨時準備出發，清點、鑑定，向藏家和里弄居委會說明情況，並出具收據、清單。“文革”後，不少藏家看到安然度過劫難的藏品，感激復感慨，不少人當即決定，變“代管”為捐獻。
今生最大一本書
1964年，馬承源組織編寫的中國第一本彩版工具書《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出版，很快被翻印流傳於國外；他寫的《中國青銅器》是“文革”後研究青銅器的第一本通論性著作，牛津大學隨即翻譯出版，影響極廣，還是海峽兩岸共用的大學教材；他主編的《商周青銅器紋飾》和《商周青銅器銘文選》（4冊）因見解獨到，成為專業人士案頭必備書；《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青銅分冊》和今年剛出齊的《中國美術全集·青銅器分冊》（16冊），更是本世紀最完整、系統的青銅器圖錄研究大全。一本本書，一篇篇論文，一次次準確鑑定，漸漸確立了他作為青銅器和古文字專家的地位。
然而，對馬承源而言，他此生最宏大的一本著作卻不是用筆寫出的。那就是嶄新的上海博物館。這部大書的“讀者”，也大大多於讀得懂其文物專著的人。1980年，馬承源率團到美國巡展，在大都會博物館台階上佇立良久，回來就調整陳列，使上博內部展室煥然一新，贏來讚譽。此後，每次出訪，工作之餘，他從不去別處觀光，就泡在各個博物館中，不僅看展品，還要資料，詢問有關建築設計、陳列室燈光、色溫、玻璃櫥窗反光處理等細節，希望中國能早日有自己的現代化博物館。申請報告寫了一份又一份，常有朋友善意地調侃：“新館開始造了嗎”。最終，是他直接寫信給市委書記黃菊，以不懈努力為上博贏來了今天的一塊“風水寶地”和5．7億元的資金。
從1993年新館打下第一根樁起，馬承源一直“釘”在工地上。這是一生最輝煌的夢想，他不允許有半點瑕疵。從選擇建材到設計陳列、保管，他都親力親為，畫了部署圖紙，又制展覽小樣。60多歲的人，還常常上下腳手架，吃飯時間秘書總是把便當包在舊棉襖里，再發動人們去找他。去出差時，他關照秘書每天打電話匯報進度。訪美歸來，預知飛機將在晚上10點到達，因為第二天一早要去北京開會，就約了館裡其他幾位領導，晚上11點到他家談談新館，一直到次日凌晨3時多。他的辦公室與新館工地隔開一條路，馬承源特地買了一副望遠鏡，一空下來就舉鏡眺望。一次，他對著外牆的花崗岩貼面看了很久，告訴日本的施工人員，說兩塊石頭間的接縫有誤差，兩條線不平行。對方不信，在他的堅持下只好爬上腳手架測量，結果證實誤差了幾毫米。這下人們可服了，叫他“馬內行”。
為了“中國的一流的現代化博物館”夢想成真，他付出了健康代價。1996年10月新館正式開幕前，在香港徵集文物的馬承源突然中風，經積極治療才得緩解。
“開瓶酒來喝喝”
不少上博員工“怕”馬承源。因為他對工作要求嚴格，表情也嚴肅傲然為多———因為陷在自己的思想中而對周圍熟視無睹。跟他出差，他眼裡只有博物館、文物，辦好事就走，不為風景名勝所動，缺少情趣。他自我放鬆的辦法，不過是換一種文物摩挲、換一篇文章寫寫。中風以前，他喜歡喝酒且酒量不錯，海內外的老朋友常常送酒。但他每次叫“開瓶酒來喝喝”，必是為了剛為館中收到了珍品、或新館建設有了大進展。
然而，有機會走近他的人則說，他是個“老好人”，爽氣，講情義。他至今記得那些對上博作過重大貢獻的收藏家及家屬，每年至少去探望一次。他動情地說：“那些無價之寶，捐獻者只要賣掉一件，就足以讓後人享受幾代，我們能不感念關心他們嗎？”上博新館投資中，有8000萬元是募集來的，不少展品也出自那些已經或正在成為上博老友的海外富商、名流的捐獻。幾十年了，馬承源和汪慶正等人，為他們作了多少義務鑑定，還以老朋友的誠意，爽快地打開庫房，請愛好文物的他們欣賞，相互切磋。有了這些朋友的相幫和市領導的支持，上博才從香港和海外救回了那一批批珍貴的文物：戰國竹簡、晉侯?編鐘、吳王夫差?、南北朝石刻造像……
今天，位於市中心人民廣場上，已擁有21個門類60萬件文物、珍品達12萬件的上海博物館新館，已經成為現代城市文明的一個標誌。
主要專著
1、《仰韶文化的彩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2、《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
3、《中國古代青銅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4、《青銅禮器》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
5、《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主編(第一、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6、2001、2002年主編國家規劃項目
7、《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文物出版社1987年
8、《中國青銅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9、《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青銅器卷）商務印書館1993年
10、《吳越地區青銅器論文集》香港兩目出版社1997年
11、《中國青銅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