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1914年在8月份中，德國最高統帥部已習慣於幾乎時時刻刻收到捷報了。8月間分別打了四仗，所謂邊境之戰，捲入了差不多三百五十萬部隊；不超過十天就結束了，德軍沉重地打擊了協約國的主力部隊。與此同時，法國第一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急於收復他們失去的省份，於8月14日越過邊界進入阿爾薩斯-洛林，結果卻被趕了回去。因為霞飛構想，部隊不多的德軍不能在盧森堡之西前進，所以法國的第三、第四和第五集團軍，奉命於8月22日經由阿登森林前進。法國統帥部深信，德軍將避免困難的阿登地形；結果，就沒有想到要為全面戰鬥進行偵察或任何其他準備工作。一份給所有指揮官的命令說，“在8月22日，預料不會有什麼嚴重的對抗行動……哪裡遭遇敵人，就在哪裡打擊他們。”進攻學派的策略，仍然支配著法國的戰術。
霞飛以為德軍不過十八個師；他們的實際兵力，連同組成依軸線鏇轉經由比利時進入法國的第四集團軍和第五集團軍，總共二十五個師。
說明
不象法軍那樣，德國前進部隊對阿登森林進行了偵察，並在主力進入森林時布置哨兵。偵察告誡他們，法軍正在迫近。在一次側翼進攻中，德軍攻擊了毫不懷疑的法軍，迫使他們在第二天趕快退卻。8月22日至23日，在蒙斯之戰中，亞歷山大·馮·克盧克將軍的第一集團軍，除了擊退趕向這個地區支援比利時人的法軍外，還擊退了英國遠征軍。在桑布爾河，法國第五集團軍被德國第二集團軍和第三集團軍擊潰。最激烈的戰鬥集中在四天之內，即從8月20日到8月23日。十天內法國的傷亡人數共達三十萬，這是格朗梅松上校的年輕軍官追隨者們所遭受的最大損失。
與此同時，德軍正在南向馬恩河和巴黎前進，打擊他們路上遇到的任何協約國部隊。8月26日，克盧克的第一集團軍在勒卡托之戰中突襲英國遠征軍，迫使它進入疲憊的後衛戰。三天后，德國統帥部從科布倫次遷往盧森堡。當帝國列車滾滾向西時，德皇的副官馮·米勒海軍上將注意到他的皇上“……因流血而狂喜”，高興地指著“六英尺高的屍堆”。
在確信勝利的情況下，無論毛奇也好，他的幕僚也好，都未考慮到協約國撤到準備好的陣地的可能性；他們認為法軍和英軍都已最後被打敗了。間諜的報告表明，雖然平民都離開巴黎，部隊卻開到了，但毛奇沒有把這個情報轉送給兩位關鍵性的陸軍將領，即克盧克和第二集團軍指揮官卡爾·馮·比洛。
由於德國最高統帥部和其軍隊之間距離的拉長，無線電通訊變得更加雜亂了。在戰爭的那些早期日子裡，德國最高統帥部限用一架粗製的，不用電線的(後來的無線電)接收機；第一集團軍則限用一架發報機。結果，只能拍發最緊急的電訊。野戰電話系統也並不發揮較多作用。它不是為長距離通訊設計的，而且破壞活動和事故損壞造成通訊的不斷混亂。不久，克盧克不得不自己作出決定，但無法告訴毛奇他正在乾什麼。可是，退卻中的法軍不但能利用縮短距離的野戰通訊設備，還能利用他們的民用電話系統。
在法國的防務中，巴黎長期以來起著戰略作用。所有主要鐵路線都集中和通過這一政治文化中心，它由十四座內層炮台和二十五座外層炮台環繞保護著。但在法軍被迫退到桑布爾河以前，很少想到要保衛巴黎。四個師和一個本土軍旅(每師都有兩個騎兵中隊)，一個獨立騎兵旅和六個炮群(七十二門大炮)，組成了巴黎駐防軍隊。儘管這些軍隊不久就增加了一倍，駐防軍隊要成功地抵抗克盧克的第一集團軍的攻擊，在指揮上是不良的，在訓練和裝備上也是不夠的。
陸軍部長阿道夫·梅西米於8月25日命令霞飛將軍派遣“一支至少有三個軍的軍隊……到巴黎的掘壕野營去保證防衛……如果我們的軍隊被迫退卻的話”。梅西米對實際情況的不了解，也許是由於霞飛習慣上對政府隱瞞不利的訊息。第二天，軍事危機尖銳化了，驅使政府進入近乎驚慌失措的境地，但放棄首都的建議遭到拒絕，因為巴黎的陷落將預示法國的崩潰。梅西米不滿巴黎軍事長官奧古斯坦·米歇爾將軍的工作，用約瑟夫·加利埃尼將軍來替換——此舉是法國的一大幸事。
霞飛拒不執行梅西米派遣三個軍的命令，堅決主張他需要每一個士兵來阻止德軍的前進。他答應派遣軍隊，但只有在巴黎立即受到威脅的時候。(實際上霞飛建議宣布巴黎為不設防城市，不同德軍鬥爭就投降。)同時，他下令莫里斯·薩拉伊將軍從凡爾登撤退，只是由於梅西米堅決反對這一建議，才使法國免於災難。到了8月31日，政府計畫遷往波爾多，讓首都處於軍事區域。這座城市的防務仍交給加利埃尼，但現在他歸霞飛指揮。梅西米由亞歷山大·米爾朗取代，他提出的需要更多部隊的迫切要求，只是激起了霞飛如下的回答：“德軍不是幾天時間到得了巴黎的。”
法軍總司令那種海龜似的鎮定自若，使那些感到在戰鬥最激烈時刻需要迅速作出決定的人怒不可遏。雖然形勢到了緊要關頭，霞飛卻繼續每天至少要吃兩頓美餐，並且為了晚上入睡不受干擾，他保持他的晚上十時正就要休息的習慣。很少有一位將軍敢於拿任何訊息來打攪他。即使當德國人於1916年發動凡爾登戰役，傳送訊息的信使卻被簡短地告知，霞飛已經就寢，不能驚醒他。
霞飛還避免接電話。他的命令是由副官通過電話發布的，副官也接聽所有打來的電話，這樣給他以思考的機會。有時一位重要的部長要他親自接電話，他也設法推託。除了聽以外，他既不回答，也不評論；事實上，他幾乎從不表示任何態度。他對任何信電或正式備忘錄，也顯出同樣不信任，象是一個狡猾的鄉巴佬，多疑地拒絕在任何書面上籤字。據一位同時代人回憶，霞飛的即刻反應是“把它裡面翻到外面，檢查每一個細節，常常唯恐落入陷阱或圈套”。
當陸軍部情報首腦卡朗瑟上校於1915年初謁見霞飛，為極端需要重炮兵想得到他的同意時，這位總司令和藹地聆聽著，偶爾點點他的大腦袋。受到鼓勵的卡朗瑟，繼續訴說許多事實和數字。越來越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的上校，意識到他是在獨白；霞飛一言不發。他最後象慈父般地輕輕拍一下這個已經筋疲力盡的情報軍官，示意要他離去，含糊地評論說，“你總是喜歡你們的炮；那好極了。”
保衛巴黎
加利埃尼是另一種人——一位富有想像力的戰略家，他的無限精力使人看不出他的六十五歲年齡和衰退的健康。(在早些時候，他擔任過馬達加斯加總督，霞飛在那裡是他的部下。)他對這座一半已經荒廢的城市，發表了一份值得紀念的聲明：“共和國政府的成員已經離開巴黎，去給國防以新的推動。我受命保衛巴黎和抵抗入侵者的責任。這個責任我將貫徹到底。”後來加利埃尼又自言自語地說：“政府已經遷往波爾多，留我一個人在這裡同居民一起，他們直到現在是受了騙人的公報的欺騙。”
幾小時內，一小支由士兵組成的隊伍開始構築塹壕和路障，並增援周圍的炮台。回顧1870年巴黎圍城時，饑民吃動物園裡的動物和家裡供玩賞的動物，加利埃尼在這個城市的體育場跑道上和公園裡，養滿了牛、綿羊、豬、山羊和馬。乘機牟利是被堅決制止的，因為他說，“不但有必要使巴黎不缺食物，而且還應吃到和現在同樣的麵包。”酒的供應置於嚴格監督之下。對可能資敵的任何機器或設備，都作出了遷移的安排。不但在愛弗爾鐵塔下面，而且在橫跨塞納河、瓦茲河和馬恩河的八十座橋樑下面都埋藏了炸藥。
但是加利埃尼本人並不滿足於僅僅防守巴黎。一位飛行員在9月3日晚些時候回來報告說，德軍縱隊正在改變他們的進軍路線。第二天清晨，空中偵察和騎兵偵察都證實，德國人的確修改了他們從正面攻擊巴黎的計畫，已經轉向首都郊外的東南郊。對地圖的簡短研究向加利埃尼顯示，德軍的新路線提供了一個側翼攻擊的大好機會。他喊道，“我不敢相信有這樣的事情，這太好了，使人不敢信以為真。”
當五個德國集團軍逼近巴黎時，同德國最高統帥部的時斷時續的無線電聯繫突然中斷了。除一起前進的第一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外，沒有一個指揮官能準確地知道其他集團軍的方位，現在毛奇的改變史里芬計畫不得不開始付出代價了。原來計畫的這個戰略，是故意削弱德軍的左翼，引誘法軍右翼從築壘的塹壕出擊，然後轉而受到繞著軸線鏇轉過來的德軍右翼從背後的攻擊。但面對法國堡壘系統的在左翼的德軍將領，勸說毛奇加強他的隊伍，這一違反史里芬計畫的改變，卻使法國士兵安全地守在他們的地下據點裡。毛奇還抽調了兩個軍（四個師）到東線去對付俄國人，從而削弱了他的右翼。
因為入侵是一個龐大的突然襲擊的車輪運動，最外層的部隊(克盧克的第一集團軍和比洛的第二集團軍)必須竭盡全力，較快和較猛地沖向前去，才能和內層的部隊相呼應。缺乏作戰情報的克盧克，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即他是在什麼地方同協約國軍隊對峙。他完全不知道法國第六集團軍正在迫近他的右側翼，卻接受比洛的建議，由他們實行聯合的向內鏇轉的掃蕩，以襲擊法國第五集團軍。當克盧克和比洛向巴黎的前面和東面前進，而不是在巴黎的後面和西面前進時，史里芬計畫又被進一步歪曲。這次調動還縮短了德軍的右翼八十英里。
與此同時，加利埃尼於9月3日派了一個使者去見霞飛，告訴他這個有利形勢，並爭取他同意反攻，他剛從巴黎西南約一百二十英里的奧布河畔巴爾回來。加利埃尼對霞飛及早作出決定的能力感到絕望，他本人乘車駛往英國人駐防的默倫，希望贏得他們的支持。
英國指揮官約翰·弗倫奇爵士不在指揮部。連他的參謀長也不在。接著出現了異乎尋常的情景。對他們這一個月的敗績感到焦躁和苦惱的英國參謀人員，魯莽地告訴他們的不速之客說，如果英國稍微知道法國人在軍事上的無能，它決意不會參戰。惱火的英國人們沒有心緒作出有鑑別力的判斷，而加利埃尼的外貌又不象軍事人員，他從一副夾鼻眼鏡斜眼看人，在他爭辯著想爭取英國人支持時，眼鏡不牢靠地顫動著。當參謀人員注視著他的不整潔的制服，蓬鬆的小鬍子，黑鈕扣的長統靴和黃色的護腿時，懷疑的態度增加了。後來一位英國將軍評論說，“英國軍官決不會同這樣一個丑角式人物談話的。”
不久，弗倫奇的參謀長阿奇博爾德·默里回來了，但表示對加利埃尼攻擊德軍右側翼的計畫“十分討厭”，並告訴他，在約翰·弗倫奇爵士不在的情況下，無論如何不能作出決定。加利埃尼徒勞地等候英國指揮官回來，浪費了寶貴的三個小時。他離開時除了過後再打電話來的諾言外，一無所獲，而過後再來電話這句話等於承認，英國人將在第二天繼續退卻。這個決定一部分是由於霞飛打電報給英國指揮官，他寫道：“在目前形勢下，我的意圖是退到塞納河後面。如果德軍繼續朝著東南偏南方向運動……也許你會同意，即你們的行動可能以運用於馬恩河和塞納河之間的這條河的右岸為最有效。”既然打電報的人不能理解採取果斷行動的需要，也就不能完全挑剔英國人把他們自己同德國人分隔開來了。
9月4日一早，加利埃尼的電報就被放在霞飛面前，霞飛在批准莫努里的第六集團軍部署去攻打德軍之前，等待了四小時。為了某些莫測高深的原因，這位總司令堅持在馬恩之南進攻。在那天傍晚，他得知弗朗歇·德斯佩雷將軍的第五集團軍準備參加這一攻勢，可以在9月6日早晨開始積極的戰鬥，但霞飛除了吃一頓長時間的悠閒的晚餐外，既不作出決定，也不發布命令。
9月5日正午，當克盧克集團軍經過巴黎東面，可以望見愛弗爾鐵塔時，他的右後方側翼受到莫努里集團軍前進部隊的襲擊。英國人在南面隔得太遠，不能立即形成威脅，所以克盧克從這方面調了兩個軍去加強掙扎著想抵擋法軍的那些軍。一支單薄的騎兵屏護部隊，被用來接防面對英軍的二十英里寬的缺口。莫努里要求增援——這一要求啟發加利埃尼組織戰史上第一支摩托化縱隊，即馬恩出租汽車隊。
準備戰鬥的第七師剛剛到達巴黎，但沒有通向前線的鐵路運輸可用。甚至用急行軍的速度趕到那裡也太遲了。加利埃尼自有他自己的辦法，發布命令徵用“所有機動車，包括出租汽車在內”。在巴黎的各個地區，警察停住了出租汽車，命令乘客下車；他們徵用了大約七百輛汽車。整個夜間，兩汽缸出租汽車轆轆駛往前線。只走了兩個來回，就輸送了整個師。德軍立即感到對他們後側翼的壓力加劇了。要是加利埃尼再得到他幾天前迫切要求的兩個軍的支援——但它們只是零零星星地開到——馬恩以南的德軍可能全部被包圍起來。
雖然克盧克全神貫注於擊退莫努里的兵力，南面二十英里寬的缺口卻使弗朗歇·德斯佩雷的士兵得以打擊比洛暴露的側翼，那時克盧克得悉英軍正在迫近莫努里和德斯佩雷之間缺口的中心，這是使他計畫退卻的一個信號。弗倫奇將軍和他的部隊於9月9日到達。
統率在東面面對法國的德國第六集團軍的魯普雷希特皇子，無法援助在馬恩的入侵者。土爾和厄比納爾法國炮台的威力強大的大炮，在奧古斯特·迪巴伊和諾埃爾·德卡斯特爾諾將軍的第一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支援下，打死了巴伐利亞人隊伍的大部分，迫使這位皇子於9月8日通知德國最高統帥部，他的軍隊不能再前進了。
面對凡爾登東北薩拉伊將軍的第三集團軍的德國皇儲，他的遭遇也並不好些。從凡爾登炮台發射的勢不可擋的炮火，迫使威廉皇子的第五集團軍停止前進。其他兩個德國集團軍，即維滕貝格公爵統率的第四集團軍和馬克斯·馮·豪森將軍統率的第三集團軍，在聖貢沼澤地帶遭到德朗格爾·德卡里將軍和費迪南·福煦將軍部隊的痛擊。
這種戰鬥很多是令人發愣的一系列殘酷的散兵戰，在小村莊裡打進打出，受驚的居民發現他們已被交叉火力截住。德軍不能得到他們十分需要的勝利，於9月8日拂曉，對福煦的軍隊發起大規模的白刃戰。至少有一個軍被迫退卻，但法國炮兵的堅固的密集隊伍，使德軍的屍體在戰場上堆積如山。對於福煦所表示的傳奇式蔑視來說，這一戰是值得紀念的；“我的側翼被迂迴了，我的中央撤退了，但我進攻！”
以後沒有多久，德軍就從馬恩地區開始撤退了。到了9月11日下午，已成為普遍的和持續的撤退，那時德軍到達埃納河北岸事先選好的陣地。馬恩之戰，大都由沿著二百英里前線無數兇猛的、短促的、混亂的衝突和戰鬥組成。協約國和德國的傷亡人數，每方大概估計為二十五萬。在戰鬥期間和五十五英里的退卻中，德國因被俘獲而造成的損失，共達一萬五千人和四十門大炮。為了避免在馬恩潰散，德軍退得井井有條，成功地擊退了協約國的追兵。
在德軍中士氣依然良好，但在最高統帥部卻深感絕望。這一場敗仗粉碎了德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同時，它使毛奇丟失了前程，他本來是首先對這次大戰負很大責任的。德皇威廉的自負也受到挫傷。由於毛奇保證魯普雷希特皇子的巴伐利亞人將攻占南錫，威廉帶著一隊衣著燦爛、頭戴華美盔帽、身上穿有浮雕胸甲的白色和金黃色制服的胸甲騎兵，等待舉行他的入城儀式。但是法國炮兵用這樣致命的準確性掃射著每一次進攻的潮湧般的人群，甚至毛奇也被這種屠殺嚇呆了。9月11日，他下令魯普雷希特停止這種自殺性的衝鋒。南錫依然未被攻克。
毛奇對於使他的君王失望感到心情沉重，第二天他寫信給他的妻子：“形勢大壞。巴黎東面的戰鬥對我們不利……戰爭開始時給我們的巨大希望已經粉碎……我們最後將在兩線作戰中疲於奔命！這同我們這個戰役的輝煌的開端真是天差地別！現在這是個痛苦的幻滅，我們必須對這場浩劫付出代價。”
德國參謀軍官鮑爾上校，記下了一場難忘的情景：“絕望的驚慌嚴重地支配著全軍，或者更正確地說，支配著較大部分領導人。看來……最高統帥部驚慌得最厲害。毛奇完全垮了。他坐在那裡，蒼白的面孔凝視著地圖，對一切感覺都無反應，成了一個絕望的人。馮·施泰因將軍(毛奇的副手)確曾說過，‘我們一定不要慌亂，’但他又不挑起擔子來。他本人已經沒有信心，他講話中流露出他的感情，‘我們講不出事情會發展到什麼地步。’”
因為在馬恩之戰中失利，毛奇丟臉地被免去德國最高指揮官之職。據前總理馮·比洛說：“後來，毛奇流著淚向我訴說，那時(1914年9月)他的健康已經受損傷，以致感到這些日子的苦惱是‘難以形容’的。皇帝……突然解除毛奇的指揮權，把此職給了他的陸軍大臣馮·法爾肯海因將軍。這件事情暫時得保密，以免震驚全國。這就是為什麼現已成為傀儡的毛奇，為了粉飾表面，每天不得不參加討論戰略的原因，在那裡，沒有人徵詢他的意見或把他當作一回事。他不得不坐在他從前的對手，現在是他的繼任人的旁邊，一言不發。後來他告訴我：‘但丁的地獄容納不了我被迫在那時遭受的這些痛苦。’”
如果約翰·弗倫奇爵士聽從加利埃尼立即採取聯合行動的建議，馬恩之戰會以德國人的慘敗而告終。西里爾·福爾斯在所著《大戰》中寫道：“大部分英國歷史學家，盡力把英國遠征軍前進的故事寫得儘可能好些。事實上這次前進是爬行。主要的責備毫無疑問必須落在約翰·弗倫奇爵上頭上，看來他從未感到他實際上是在進入一個空隙，而且也從未要他的部隊猛進。還有一件毫無疑問的事是，在法英部隊中，有著某種小心謹慎，有時蛻化為懦怯。”
“指揮官們不相信潮流已經轉向，老是猜疑他們是否正在走進一個龐大的伏擊圈內。不管怎樣，從9月7日到9日，英國步兵一天前進的速度只有八英里左右，如果速度再加快一半，只要有十二英里，就足以切斷克盧克的三個軍同其餘德國隊伍的聯繫，並在莫努里正在進攻他們正面的同時，使英軍得以從背後攻擊他們。”
六星期的戰爭造成法軍的令人痛苦的損失。開頭的時候，部隊實力超過一百二十五萬人。到9月中，死傷或被俘的有六十萬人，這對一個在人力上比較貧乏的國家來說，是一個令人癱瘓的打擊。到了年底，法國的傷亡人數增加到七十五萬。
德國用八十七個師參加戰爭(對法英的七十二個師)。史里芬計畫曾規定，要有九十七個師才能征服法國，其中的七十九個師組成經過比利時的龐大突擊鏇轉運動。毛奇卻派七十八個師到西面，五十三個師進行鏇轉的攻擊。他還調了兩個軍(四個師)去東線，進一步削弱了這支部隊。對於他們領導人的錯誤判斷，德軍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