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一般地說，發展觀必須回答為什麼發展（發展的目標和歸宿）、發展什麼、靠誰發展等一系列關鍵性問題。對此，胡錦濤同志作出了系統而精闢的回答：“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民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民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民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全面發展，就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協調發展，就是要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推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可持續發展，就是要促進人和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接一代地永續發展。”這一論述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真理觀、價值觀和歷史觀的高度統一，因而是真正科學的發展觀。祥述
真理觀和價值觀：科學發展觀的雙翼
科學發展觀既包含著真理因素，又包含著價值因素，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和價值觀的有機統一。
實用主義真理觀診析把真理觀和價值觀高度統一的原則運用於發展問題，首先就要求我們確立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把最廣大人民民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我們思考發展問題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因為只有堅持從最廣大人民民眾的最大利益出發，才能公正無私、毫無偏見地揭示客觀規律和客觀真理，才能確定發展什麼、怎樣發展。非科學的發展觀往往與不合理乃至不正確的真理觀和價值觀相聯繫，在發展問題上出現偏差，找不到發展的正確道路，從根本上說是由於既脫離客觀實際，又脫離廣大人民民眾所導致。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所以它才能夠提出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之路，才能找到發展所要依靠的力量——最廣大人民民眾。
發展觀上的對立根源於生產方式
《毛澤東選集》實現社會的現代化，必須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先決條件。這裡的關鍵，是以什麼方式發展生產力。在這個問題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存在著根本區別。這個區別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決不是無足輕重的問題，兩條道路的對立實質上就是發展觀上的對立。
馬克思認為，在以往的歷史上，人本身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之間是存在矛盾的，到了資本主義時代，這種矛盾發展到非常激烈的程度。儘管資產階級的哲學家提出了“人是目的”的觀念，並在歷史上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我們一旦著眼於分析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這個觀念所固有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就昭然若揭了。例如，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希望為生產而生產，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最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生產方式。為此，有人帶著傷感主義的情調責難他只注重生產而不重視人，似乎這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的觀念問題。而馬克思則肯定了李嘉圖的誠實的“科學”態度，認為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成最有利於創造財富的生產方式，對於他那個時代來說，是完全正確的。但從價值觀上看，堅持為生產而生產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犧牲大多數人的發展為代價來發展生產，並不是李嘉圖個人的觀念問題，它歸根到底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所決定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出發點和最終目標是資本的增值，而不是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所以作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李嘉圖才會主張為生產而生產。
中國要實現現代化，是不是也要秉承這種資本主義的發展觀，重複西方走過的以犧牲人本身的發展為代價的資本主義道路？馬克思指出，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下，某些民族可以跨過“卡夫丁峽谷”，避免資本主義的災難，以人道的方式汲取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由於十月革命的巨大影響，由於中國共產黨人的艱苦奮鬥，20世紀的中國沒有失去歷史提供的“最好的機會”，走上了社會主義的發展之路。歷史以鐵的事實雄辯地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當然，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一開始我們並不十分清楚。經過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艱苦探索，在經歷了嚴重挫折和巨大成功之後，我們才終於開闢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提出了符合中國實際的科學發展觀。進言之，科學發展觀是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歷史的經驗和教訓的總結，是幾代中國共產黨人探索的結果，它歸根到底是由我們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是由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的。鄧小平就曾說過：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他還指出：“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頁）我們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就是要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以人道的方式發展生產力，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災難性後果。而以人道的方式發展生產力，就是價值觀與歷史觀的統一。
我們還可以從對生產力這個概念的理解上來進一步說明兩種生產方式和發展觀的區別。唯物史觀認為，在生產力的構成中，有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客體因素和主體因素。客體因素指的是勞動對象和工具、手段。科學技術必須有物質承擔者（工具、機器、設備等）才成為現實生產力。生產力的主體因素即勞動者。科學技術為勞動主體所掌握，實際成為生產實踐的現實要素，才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有機組成部分。所以，馬克思說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而生產力不論在客體形態中，還是作為主體的生產力，都是由量和質兩方面組成。生產力的量的方面是指可以用量化標準來體現的方面（如GDP）；生產力的質的方面是從是否有利於人本身健康、全面發展的價值標準來衡量的那些方面。例如，生產的技術設備是否有效地保障勞動者的生命安全，汽車的裝置是否解決了破壞環境的廢氣問題、噪聲問題等等。在資本的邏輯中，資本家關心產品的使用價值僅僅是為了獲取商品的交換價值（即謀取利潤最大化），因此他們主要關心的是生產力的量的增長。對於資本來說，生產即使損害了勞動者的健康（如過勞死）、破壞了人的生存環境，導致生產事故、交通事故屢屢發生，造成勞動者的大量傷亡，也毫不感到惋惜。事實證明，資本主義的發展觀勢必導致過度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有損於人的全面發展。而社會主義的性質決定了我們必然從質和量兩個方面統一考慮生產力，這就把唯物史觀關於發展生產力的觀念與可持續發展觀念以及“以人為本”的理念真正有機地統一起來了。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本質區別不在於是否注重發展生產力，二者的最本質的區別在於是否以犧牲人本身的發展為代價來發展生產，以及是否會導致和加劇兩極分化。而這，也正是科學發展觀與資產階級的發展觀的根本區別。
發展問題在時代坐標上的定位
《鄧小平文選》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命題：和平與發展（即東西南北問題）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這個命題為我們觀察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深刻理解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確立了時代坐標。鄧小平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一個是政治角度，一個是經濟角度。從政治角度看是和平問題，從經濟角度看是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關係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關係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關係（即發展問題）是核心問題。（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05頁）
在這裡，鄧小平實際上是從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的世界基本矛盾出發看問題。資本的全球化，導致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向全球擴張，派生出諸多矛盾，除資本主義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外，還有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超級大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已開發國家的矛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矛盾，開發中國家內部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歸根到底都歸結於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即東西南北關係問題。和平問題即東西關係問題，是超級大國稱霸世界和社會主義國家、開發中國家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制止戰爭，維護世界和平的問題。這是解決發展問題的政治前提。發展問題即南北關係問題，這不是在一般意義上講發展，而是指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不平衡、國際經濟關係不平等的格局中的發展。
“東西南北問題”的提法，是以簡明通俗的語言對當代世界基本矛盾的最新概括。在當代，沒有哪個問題比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更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東西南北問題是最大的全球性問題。環境破壞、能源危機、人口膨脹、戰爭問題、恐怖主義等都是全球性問題，但“東西南北問題”是所有這些問題總根源，所有這些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都取決於“東西南北問題”的解決。而在“東西南北問題”中，南北問題即發展問題又更為根本，它是解決東西問題以及其他矛盾的關鍵。其中的道理非常簡單：不僅南北涉及到的所有問題必須靠發展來解決，而且世界的和平也不能依靠已開發國家的同情心和善良，不能建立在開發中國家依附於已開發國家的基礎之上，它只能有賴於開發中國家的強大，有賴於國際力量的平衡和相互制約。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必須從東西南北這兩個基本矛盾出發，來制定自己的發展戰略。如果我們不能從這個坐標看問題，就不可能理解發展問題對我們民族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就不可能理解科學發展觀提出的重要意義。從東西關係看，科學發展觀就是和平發展觀；從南北關係看，科學發展觀是第三世界的發展觀。
總而言之，科學發展觀是中國共產黨人正確分析世界形勢和中國國情的產物，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宗旨和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世界、對歷史認真負責的態度，也體現了開發中國家的人民對自身發展權的伸張和維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