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從大的方面看，有先秦的諸子百家，以及後來的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學樣式與取得的文學成就；從小的方面看，有儒、道、佛、法、墨家等不同學說，以及浪漫詩派、豪放詩派、田園詩派、婉約詩派、新詩派等不同的文學流派，這些文學樣式都是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經過不斷地傳承與創新而走向繁榮的，即人們通過對已有知識進行不斷地學習，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進而將這些知識傳教給後人或創造出新的知識，以實現文化的保存與繁榮，同時這個過程也實現了文化傳播過程中的增值效應。由此看來，文化在傳播過程中要實現最大化得增值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文化產品本身包含著一定的價值量；一是傳播渠道的暢通性與便利性。
在20世紀的中國小說史上，金庸是一個無論如何都無法繞過的話題，他的出現是一個奇蹟。從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開始風靡港澳，六七十年代蔓及東南亞及歐美華人文化圈，自80年代台灣出版“解禁”和中國內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又再次熱回了台灣和中國內地，形成了一幕景觀奇異的接受現象。不管人們怎樣批評甚至“拒絕”金庸，金庸作為文壇常青樹，至今引領著時代閱讀的潮流。以至於香港文學批評家林以亮總結說：“凡是有中國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俠小說。”有人甚至把金庸的武俠小說的學問稱為“金學”，這一切可以算上蔚為奇觀。
金庸小說流行的最根本原因在於他對中國社會文化進行獨闢蹊徑的思考和探索，準確把握讀者的閱讀心理和審美興趣，把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和前人的哲學思考融入到精彩的故事情節之中，使讀者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和共鳴。金庸先生博聞強識，知識面相當廣泛，除了歷史以外，詩詞曲藝、天文歷算、醫卦星相、古玩器皿、琴棋書畫等等，盡皆涉獵。再加上他對中國文化素有厚愛，故而他的作品裡嵌滿了中華文化的珠璣，筆觸所到之處，中華文化的瑰寶一一展現在我們的面前：名山大川的壯麗風光、禁宮建築的紛繁複雜、南北各地的風物人情、封建王朝的典章制度、陰陽易理的生可變化等盡皆做了詳盡而確實的述介。這些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知識自然地融入到故事情節當中，既無賣弄學識淵博之嫌，又無生硬說教之弊，讀者在不知不覺中體會到中華文化的深度，體會到作者述介時的自豪之情。
金庸通過自己的寫作，經過純粹商業化的流程與途徑，能夠深入到國人和海外華人的文化生活並產生深遠的影響，除前人所述原因之外，還在於其深諳現代傳播媒介的重要性和使用技巧，借迅速崛起的大眾媒介之力，充分利用報紙、書籍、廣播、電視、電影、話劇、粵劇、京劇、舞劇、音樂劇、光碟、遊戲軟體、網路等大眾傳播媒介，交叉複製，相互促進，大大提高了其小說的轟動效應和持久性的魅力。
通過以上兩個方面，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金庸的武俠作品不僅含有深厚的文化價值，而且經過現代眾多的大眾傳播媒介的傳播，使每一個熬好武俠小說的人都可以通過不同的媒介渠道體會到這種文化價值，從而在一個半虛幻半現實（詩詞歌賦、歷史軼事等）的世界裡享受到無限的樂趣。不僅如此，許多文學大師還從不同的學科角度對金庸的武俠小說進行剖析和解讀，提煉其文化價值。其實，這些都是金庸武俠小說的文化增值效應的體現。
意義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中國傳統文化可謂博大精深、光輝燦爛。上下五千年的歷史為我們提供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婦孺皆知的歷史軼事。在中國傳統社會，文、史、哲向來是不分家的，對文學的學習也即是對歷史、對哲學的學習，這就使中國傳統知識份子養成了一種無論是在文化內涵、思想素質還是個人修養都全面發展的現象，而且在整個社會有一種“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氛圍，讀書不僅是人們進入仕途的主要途徑，而且也是獲得他人尊重的一種重要方式。在這樣的環境下造就了一個又一個集文、史、哲於一身的文學大家，諸如老子、孔子、李斯、張衡、東方朔、曹氏三父子、竹林七賢、建安七子、謝靈運、陶淵明、王維、杜甫、蘇軾等等，他們就像滿天的繁星，數不勝數，造就了一個又一個得文學盛世。
進入近代社會以後，我國加深了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間的交流與聯繫，這一方面促進了我國物質的繁榮，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西方文化的引入也為我國傳統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這是不可否認的；但另一方面它了極大地催生了人們的功利主義、物質至上的思想，一切行動的出發點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物質利益需求和個人享受。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成了社會大機器的一個零部件，專業化得學習和功利主義的行為目的，使我們拋棄了無數的文化瑰寶。人們很難安下心來讀一本詩詞，看一本史書，更不用說琴棋書畫、星相醫卜、天文歷算，那么我們傳統文化知識又將怎樣傳播才能使大眾產生興趣，進而接受呢？眾所周知，一個文化盛世的出現一種文學樣式的誕生，不僅僅是幾個文化名人就能實現的。金庸武俠小說的出現視乎讓我們看到了一線希望。
由於小說中的武俠環境不僅包含虛設的江湖社會，又包含現實社會的既定場景，因而許多歷史軼事成為故事情節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方面增加了故事的厚重感和內涵性，使其不完全是虛構的、虛無縹緲的東西，有利於讀者的接受；另一方面這些歷史軼事也構成了故事的部分情節或整個故事的框架，有利於文章的構思與寫作。例如《書劍恩仇錄》的故事骨架就得之於有關“乾隆出於漢家”的歷史傳說；《射鵰英雄傳》中丘處機為成吉思汗輪道德章節就出自於真實歷史故事等。這些情節一方面增加了讀者的歷史知識，另一方面也加強了讀者的歷史興趣，這本身就是學習知識，理解知識的文化增值的過程，只是這個途徑是閱讀武俠小說。
有這樣一首詩，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詳：問世間，情為何物，直叫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痴兒女。君應有語，渺萬裡層雲，隻影向誰去？這是《神鵰俠侶》開篇的第一首詩，我們對這本書讀的多了，加上這首詩本身多具有的豐富的情感內涵，所以記的就比較清楚。事實上，這首詩並不是金庸的原作，而是對古代詩篇的原原本本的引用，但這裡面也有許多是金庸個人的原作。古代白話小說、劇本以及近代的武俠小說都有在故事中插入詩詞的習慣，不僅可以增加作品的藝術價值，而且可以在故事中起到烘托意境的作用。我們在閱讀這些武俠作品的時候，不僅僅是在欣賞裡面的故事情節，同時也在感受裡面的詩詞名句，在輕鬆、愉悅的氛圍中提高自己的鑑賞文學詩詞的水平，其文化增值效應可見一斑。在現代這樣一個浮躁的社會中，我們對詩詞歌賦的欣賞似乎僅僅停留在學校的圈子之內，許多文學作品中早已找不到古詩詞、古歌賦的蹤跡，從這一點上，金庸武俠作品的文化增值效應更顯得難能可貴。
另外，在金庸的作品中，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真”“善”的影子。在他塑造的正面英雄人物中，“真”是他們性格的最基本的核心和凝聚點。郭靖的質樸、楊過的狂放、段譽的痴情、令狐沖的寬厚，全是發自人的真實本性，絕無虛假和造作之感。實際上，“老頑童”周伯通的童心童性，也是“真”的藝術誇張化體現。金庸把“童心說”運用於藝術實踐，與老子的“返璞歸真，復歸於嬰兒”的哲學思想是一致的。金庸對“善”的歌頌集中體現在對“純情”“至情”的謳歌。人的性格和感情是緊密聯繫、密不可分的，人性的善惡往往在人的情感體驗和抒發中得到具體的顯現。人生而具有的父母兄弟之情、夫婦朋友之愛，全都是“善”的體現。在他的筆下，楊過和小龍女生死不渝的至情，段譽對王語嫣深入骨髓的痴情，都是可令木石感動的。金庸不僅寫男女之情讓人感動，即便是寫父母對子女的舔犢之情，師徒朋友之間的真摯信賴之情也同樣感人肺腑。如《俠客行》中“黑白雙煞”石清夫婦那一片愛子天性，《倚天屠龍記》里“武當七俠”間系如手足的深厚情誼，都至為感人。尤其是張三豐因哀嘆愛徒之亡而背負徒孫張無忌千里忍辱求醫的那一幕，讀者無不為之潸然淚下。
總之，金庸武俠小說中極力書寫的人類這些美好的情感不僅感人至深，而且在唏噓之餘，足以喚起人們對善的景仰和追求。有誰面對這一片至情、純情而能無動於衷，心靈得不到淨化呢？
二、開啟新武俠小說的大門
金庸作為受過五四新文化薰陶的現代文人，又長期生活在世界性的大都市香港，必定會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的轉換。他的小說雖然仍描寫古代題材，卻滲透著現代的精神，負載著重要的現實內容與歷史想像，形成了一種介於古今之間，融合中西文化的獨特面貌。
首先，他對傳統武俠小說的一些重要觀念進行改造，從根本上批判和否定了舊式武俠小說快意恩仇、任意殺戮的觀念。
無論是郭靖、楊過、張無忌、喬峰、狄雲，還是周伯通、令狐沖，都是性情中人，和舊式俠客替官僚當保鏢大不相同，他們行俠仗義、天真率性、爽朗直誠、全無顧忌，生命可以犧牲，卻絕不做封建官僚的鷹犬；他們不熱衷仕途，徹底拋棄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價值觀，滲透著個性的解放和人格的獨立。
其次，金庸小說突破了舊式武俠小說的漢族本位的狹隘觀念，肯定了各民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讚美漢族與少數民族的相互平等、和睦相處，互助互榮德思想，而把各民族間曾有過的征戰、掠奪、蹂躪、殺伐視為歷史上不幸的一頁。
喬峰、香香公主、康熙皇帝等人物形象，證明了金庸是武俠小說中第一位以平等友善的態度描寫少數民族的作家。這些對舊式武俠小說創作觀念的突破與創新，是在閱讀、學習、鑽研已有的武俠小說的基礎上形成的，是符合時代的發展和人們審美需求的變化，通過發達的現代大眾傳播媒介，使它能夠到達千千萬萬的讀者手中，而且在隨後的幾十年里，它還帶來新武俠小說創作的高潮，暫且不論這些武俠小說所包含的價值的大小與社會意義的高低，但就其社會影響力，新武俠小說創作的高潮也可堪稱20世紀的一大亮點。在這方面，金庸武俠小說的增值效應顯得尤為明顯，他不僅創造出了一種新樣式的武俠小說創作摹本，而且帶來了一個極大的新武俠小說創作的浪潮，為我國文化生態的發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同時也極大的豐富了人們的日常生活。
三、極大地促進了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
金庸小說首先是在報刊上連載，後來出版修訂或重寫過的單行本，中國香港、台灣和內地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隨著廣播、電視、電影等傳媒手段的普及，其小說又紛紛改編成評書，或被搬上銀幕，每一部小說都被拍成電影兩三次，大部分小說都被改變成了電視劇。1999年，中國內地出現了好幾個台同時播放《天龍八部》和《鹿鼎記》的奇觀。隨著各種新型媒體的興起和運用，金庸小說又被製成了遊戲軟體和光碟在網上出售。現在，中央電視台這樣的超級主流媒體，在“百家講壇”開設了由孔慶東主講的金庸武俠文化系列講座，其收視率之高，引起社會一片好評。
金庸武俠小說的文化增值效應不僅對各種媒體產業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而且對我國旅遊業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在金庸小說中出現的名山大川，諸如泰山、華山、衡山、嵩山、峨眉山等，都因小說中的人物故事而成為現在的旅遊勝地。許多景區負責人主動利用小說中的人物故事作為景區的宣傳點，以提高景區的文化內涵，增強景點歷史背景的傳奇性與曲折性。雖然許多遊客也明白其中的緣由，但由於愛屋及烏的緣故，仍然對這些名山大川情有獨鍾。由此看來，金庸武俠作品的文化增值效應不僅可以傳承歷史和我國傳統文化，豐富人們的知識，產生新的文化樣式與文學浪潮，而且對我國許多文化產業也帶來具大的經濟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