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發展
順天時報1925年，孫中山逝世。《順天時報》發行的“孫中山先生千古”的號外，是我國保存至今的惟一一張記錄偉人辭世的號外報。
在李大釗就義之後，《順天時報》曾報導，“李大釗平昔不事儲蓄，身後極為蕭條”， 李宅室中“空無家俱，即有亦甚破爛”。報導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革命先驅李大釗先生當時過著十分清貧節儉的生活。
1927年，《順天時報》在北京舉辦評選“首屆京劇旦角最佳演員”活動，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當選，被譽為京劇“四大名旦”。名旦的出現，大大提高了旦角的地位，對京劇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順天時報》的出版史上，儘管也做過許多及時、準確的新聞報導，並努力標榜自己的非官方特色，但還是掩蓋不住其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服務的本質。因此遭到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與抵制。1928年9月7日,在國民黨北平市黨部召開的九七紀念會上,以“報夫工會”的名義,發布了拒絕郵遞《順天時報》的宣言,內容包括:反對發行日本浪人創辦的《順天時報》,要求市民不要在《順天時報》刊登廣告,也不要購買《順天時報》。北平郵政職工支持北平“報夫工會”拒售為日本侵略者張目的《順天時報》的正義行動，並將運來郵局準備郵寄的一批 《順天時報》當場燒毀。報社不得不實行直接郵遞的方法,但也遭到“報夫工會”的抵制。北平各界濟案後援會發表聲明,認定《順天時報》是在進行文化侵略,使該報發行量驟減到3000份,遭遇幾乎關閉的危機。
《順天時報》於1930年停刊。前後歷時二十餘年，由於它的特出歷史背景，是我們研究日本侵華歷史不可多得一份反面教材。該報現存於國家圖書館報紙組。保存較為完整。
創辦背景
清末至1945年8月，日本人共在北京辦報紙17家。最早為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城後，日本人搶先在東城甘雨胡同辦了《北京公報》，後因北京報房不為其發行，不久即停刊。甲午戰爭、庚子之變後中國國力微弱，特別是“兩宮”西逃，京城一片混亂。日人中島真雄勾結、收買順天府尹陳壁，在正陽門西化石橋辦了一張《燕京時報》。該報由日本外務省策劃、創辦，龜田陸良任發行人、渡邊哲信任社長。《燕京時報》是一張中文報紙，通常每周一出版，偶有附張、告白、號外，版式和尺寸也不統一。由於出版沒有規律，也不固定在北京發行，因而早期的《燕京時報》很少收藏。光緒三十一（1905）年7月21日，該報正式定名《順天時報》，並獲“大清郵政特準掛號認為新聞紙類”資質，在北京地區發行。國家圖書館現收藏104卷，計9285期。
版式特點
順天時報一、三、六、八版全版廣告。
二版為要聞版，有“宮門抄”、“諭旨恭錄”、“閣抄摘由”、“論說”等欄目。當日“論說”的文章是“論政府對革命黨羽之策”。
四版為各地新聞版，有“各省新聞”（六則）、“各地通信”（八則）、“懸賞小說”等欄目。
五版除“奏摺錄要”外，以“白話”（當日文章“游白雲觀記”）、“雜誌”（當日文章“強詞奪理”）等欄目為主。
七版上半版為國際新聞，有“路透電報”、“德京電報”、“時事要聞”等欄目；下半版為“京師新聞”。當日“京師新聞”報導了“皇帝宴饗蒙古藩臣”、“駐京日軍召開紀念會”、“民政部文司員條陳”等訊息。其中“民政部文司員條陳”有請求“隆福寺、護國寺分別改建東、西城市場”、“什剎海改建公園”、“東四、西單、鼓樓前增設戲園”和“求實學堂（在鼓樓灣內）招生”等內容。
辦報方針
《順天時報》從它創刊之日，就堅持為日本政府服務的方針。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服務於日本外交政策。該報除定期報導日本國內政局及對英、美、俄等國關係外，關注的重點放在對華關係上。1919年初的巴黎和會期間，該報自3月14日起，連續發表“四國勸告政府”（訊息），“大亞細亞主義之要點“（論說）、“中國委員之中傷”（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反駁日本代表的歪曲報導）等明顯袒護日本的文章。到了5月4日，北京學生走上街頭，進而爆發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該報隻字不提學生的正義之舉，反而連續發表“山東問題之研究”的“論說”文章，認為“青島問題”應由日、德兩國解決，中國政府不應接手。
二是鼓吹“中日親善”等虛偽理論，實則是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戰略服務，。該報經常報導“驅逐艦告成下水”等日軍擴充武備的訊息，以及日本軍人如何忠勇和對外侵略的武功。1930年3月11日，該報二版和七版以“日俄戰爭二十五周年勝利紀念日”為題，分別報導了東京、日駐華使館和北平日軍兵營的慶祝活動。還配發了一組照片，以壯聲色。更為可怕而又不為國人覺察的是，該報擔當了為日軍提供軍事情報的任務。比如，國民軍與北洋軍閥軍力及軍事部署、北伐戰況等情報，就是該報駐各地記者兼情報員提供。 《順天時報》信息量大是不爭的事實。但是，這也恰好說明該報的觸角已經深入到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大到政壇紛爭、軍心士氣，小到社情民怨，盡在日本人掌握中。1917年7月1日，“辮帥”張勛發動政變，清廷復辟。段祺瑞率“討逆軍”與“辮子軍”對壘，該報對兩軍部署，小到騎兵幾隊，機槍幾架都予以詳報。從中不難看出日本情報網的龐大和高效率。
三是以廣告為手段，為日本經濟侵略服務。該報從創刊至被迫停刊，刊登廣告貫徹始終，而且是日企、日商、日本產品優先且占據顯要位置。筆者曾粗略統計該報1906年2月14刊登廣告的情況。在一、二、七、八的四版廣告中，除“大清運通公司”等三家中國企業外，日商大者如“日本郵船公司”、“橫濱正金銀行”，小者像“川田醫院”（開在東單牌樓二條胡同內），占據了大部分版面。這些廣告引起中國人反感是理所當然的。一方面政治與經濟密不可分，日商的趾高氣揚更增添了中國人要當亡國奴的愁容；另一方面是清末民初的中國民族工商業十分贏弱，無力抵抗日貨衝擊。所以，自1928年波及全國的“抵制日貨”運動一直持續到抗戰全面爆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