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熱愛人民，真誠的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己，這就是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們的地方。（毛澤東，延安《解放日報》，1944-11-22）理解
毛澤東按照他一貫的與壓迫者周鏇的歷史檢驗，在思想言論上，他決不肯做仰人鼻息的傳聲筒，他只會仗義執言地講真話；他也決不會去參與那些賣友求榮的勾當，而寧肯以生命去保護同一戰壘中的忠實的朋友；他更不會在高壓下去作低三下四以致搖尾乞憐的檢討，他剩下的是只要一息尚存，便藐視著群小，昂首闊步地往前走去。
這個假設對不對呢？還有些人，我不敢作那種假設，對於韜奮，我認為只能作這種斷然的假設。
韜奮曾嚮往過蘇聯的民主，他有大量的海外通訊中最關注的是蘇聯，他的《萍蹤寄語》第三集都是寫蘇聯的政治與社會生活的，對蘇聯的政體他表示了讚賞。抗戰期間，他又翻譯了英國人斯隆寫的《蘇聯的民主》一書，他的翻譯介紹也正是表現了他的一種推崇。然而這種民主是專制體制下的裝飾性的秩序，專制導致了個人專斷，民主只能成為裝飾品，在那個年代，只為世上別一些人士如安得烈、紀德和羅曼羅蘭等人所識別而未為韜奮所識別。不過，在實際生活中，韜奮的民主意識也是極力反對那種專制政體的，我們只要看他在1945年在香港寫的《抗戰以來》這本書，便可知道他對獨夫蔣介石的評價是如何的犀利，國民黨反動派奉蔣介石為中國的命運的主宰者，他們鼓吹《領袖腦殼》論，意思是國家大事都取決於領袖腦殼的轉動，他的腦殼想什麼，中國就成為什麼。韜奮對這種極荒謬的獨夫政治十分痛恨，他在書中對它批駁得體無完膚。他在現實政治的體察中，感覺到的民主應該是什麼。倘若那時候他能夠再來回顧一下他在海外通訊中所寫的蘇聯的一切，恐怕也會重新作一番深長的思考的。
韜奮辦刊物，辦書店，就會與眾多的文化界人士聯繫與交往，他接觸到許多專門家，有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法學家、自然科學家等等。韜奮在閱讀他們的著作時有所感受，從心底里對他們表示尊敬。我曾聽到過當年在他身邊工作的一位朋友說，韜奮有時不免要想到他自己到底算什麼家，在抗戰期間的重慶，有一次韜奮看到周恩來，言談中談起這事，韜奮說，應當迎頭趕上去學一門專業，可惜現在忙於這許多事，恐怕很難做到了。周恩來隨即很輕鬆地對他說，你怎么不是“家”呢，你是一位別人無可替代的政治鼓動家！說罷，引起了韜奮一陣的哈哈大笑。
韜奮的待人接物十分寬厚和誠懇，對共事的人關懷備至，他在辦《大眾生活》的時候，一位共事的工作人員名叫王永德，對工作有極度的責任心，不辭勞累地加班工作，韜奮曾再三勸阻而不能禁，最後終致病倒而英年早逝。韜奮為此十分痛心，深責自己關心不足，為此寫了一篇悼文發表在刊物上。抗戰後，生活書店的同事工作於各地，有的病歿，有的因受反動派迫害而亡，韜奮對之無不深切的關懷，盡力優撫死者親屬，並在書店的內部刊物上親自著文哀悼。
生活書店經理徐伯昕，在韜奮出國期間因工作過於繁忙，不久發現患有肺病，只因職務在身，仍力疾從公。韜奮回國後知此事，立即要徐伯昕停止工作並進行治療。韜奮為了知道所有同事們的生活與健康狀況，他每年抽出時間與每個同事作一次談話，了解他們對工作的意見，各人的家庭狀況，有無特殊困難等等。由於這種對同事深切的關注，使同事們極受感動，正是這種對人們關心所產生的力量，才不斷增長著書店上下一致的團結和凝聚力。
但是韜奮對同事中的不良行為也是不含糊的，例如個別人員利用職權營私舞弊，韜奮則斷然給予開除公職的處置。對同事中有些違規的事情，有時韜奮也會加以過問。在重慶時，有一次他聽到同事中某君多日沒有上班工作，韜奮記在心裡，他順便經過宿舍時去看看，他見到某君坐在床上，韜奮問他的病情，他含糊其辭，慌忙不能答，結結巴巴地說是感冒發燒，韜奮就去取了體溫表為他檢測，結果是溫度正常，經再三問他，他無以辭對，終於說出自己因和某人爭執而生氣，大鬧情緒，賴在宿舍里。韜奮就嚴厲地批評他，說他假裝生病是錯誤之一，無故曠職是錯誤之二，表現了他對工作上沒有責任心。至此他終於承認錯誤並作了檢討而了結。由此可見韜奮在對人的問題上的嚴格的是非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