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數學大家陳省身：大數學家每天工作都有10多個小時。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科學家，特別是知名科學家的研究工作時間長期得不到保證成為突出問題。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要保證科學家5/6的工作時間。中科院甚至專門成立了時間辦公室。
但近年來，科學家的科研時間卻被各種項目公關、填表、評審會……越來越多地擠占。
中國科協曾經開展的一項大型調查顯示：科研人員職稱越高，直接參與科研時間越少。正高級職稱僅有38%的時間用於直接從事科研活動。儘管75%以上的科研人員每周工作時間超過了40個小時，工作時間總量不少，但大部分科研人員只能保證30%以上的時間用於從事直接科研活動。
北京、上海、南京、武漢等多地十餘位科研院所研究員和高校教授在接受調查時表示，他們研究最好的時間是晚上和雙休日。
主角
“雙休日科學家”已比比皆是，而且主角幾乎都是優秀科技人員。以中科院上海分院為例，下屬10多個研究所正副所長原先均是科研棟樑，年齡都在35－50歲之間，正是創新的黃金時段，卻已從“全職科學家”變為“兼職科學家”了。
產生的原因
一、“雙休日科學家”的出現，應該講與“官本位”觀念不無關係。當前，選拔科研機構、高校的掌門人，宛如選院士、選學科帶頭人，水平越高越好，名望越大越佳，把兩院院士推向領導崗位的，並不鮮見。誠然，知名科學家、院士擔當科研院所和高校“掌門人”，對提升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知名度、競爭力無疑有益。但從科學家自身來講，擅長創新不等於精於管理，這種轉型，未必做到了人盡其才。
二、“做官只能做一時，做研究卻可做一世。”這種想法，在科研院所和高校掌門人中頗有市場，這也是“雙休日科學家”出現的另一原因。一位學科帶頭人被提拔到領導崗位後，儘管公務繁忙，但依然在雙休日回到研究所，指導研究生科研。“做領導有屆數限制，如果不留條業務後路，以後不做領導了，怎么辦？”這種想法也能讓人理解。只是，做這類“雙休日科學家”的研究生難免苦惱；導師太忙，指導太少。
三、應付名目繁多的評估、評審活動及工程論證。科學家參加評估、評審和工程論證活動本無可厚非。現在的問題是，這類活動確實太頻、太濫了，致使一些科學家像趕場似地來回奔忙，用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張禮和的話說就是“在天上的時間比在地上多”。
四、很多科學家當了顧問、理事後，就不得不出席各種會議、作報告等活動，占去了科學家相當多的時間。
“雙休日科學家”很易讓人聯想起上世紀80年代後出現的一個職業：“星期六工程師”。同樣是兼職，效果卻大相逕庭：“星期六工程師”有助於科技成果的轉化，而“雙休日科學家”卻可能扼殺創新大師的問世。
科學家感想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曾深感應酬過多，耗去了大量的時間，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有時不得不“躲起來做點事”。而不少教授由於每天疲於應付繁雜的事務，只能把科研時間排在早晨9點以前、晚上7點半以後，外加雙休日，帶的研究生背後稱他們為“雙休日科學家”。
2010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生物化學家王恩多道出一個驚人的事實，“很多科學家晚上常常睡不著覺，想的不是科研，而是怎么避免科研項目因經費預算不合格而被卡掉！”
“很多時候我們似乎更像老闆，像推銷員，反而是離科學家的身份越來越遠了。”一位千人計畫入選者這樣感慨。
一位科學家自嘲，不是在開會，就是在開會的路上。
減負
為科學家減負，迫在眉睫。科研需要過程，科技創新需要積累，這些都需要充分的時間作保障。就說袁隆平院士，如果當年他沒有足夠的時間泡在海南島，守住每年的關鍵季節，一門心思地研究雜交水稻，就不會有今天的輝煌成就。俗話說一心不可二用，科研也容不得半點虛功，那種“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式的科研活動，只能讓科學家透支精力，讓科研事業蒙受損失。
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科技實力，而科技實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科學家隊伍。對於科學家來說，最高榮譽不是職務、職稱和五花八門的“頭銜”，而是實實在在的發明創造；對一個社會來說，對科學家的尊重不是拉他們參加各種慶典和活動，而是保證充足的科研時間，保障必需的科研經費，提供寬鬆、和諧的科研環境。
科學家是社會的財富，科學家的時間不僅僅屬於他們自己，而是屬於國家甚至是整個人類的。不要為了單位和部門臉面上的事，更不要為了帶有商業性質的活動去消耗科學家的時間了。科學家最珍貴的是時間，最需要的是時間，關心和愛護科學家，就從節約他們的時間開始吧，就從為他們減負開始吧！
